第5章 杜月笙的上海地圖(2)

其後不多久，在十六鋪做癟三的杜月笙被小東門的“大阿姐”（一個小有名氣的煙花間老鴇）相中，做了一段煙花間的雜役，日常時間替妓女拉皮條，給嫖客跑腿。就在這一時期，他結交了一個臭味相投的兄弟，這就是以後成為他死黨的顧嘉棠，也是在這一段時期，杜月笙入了青幫，正式成了“在幫”的白相人。

青幫，論其源流，原是漕船水手的幫會組織。有清一代，雖然禁止民間結社，但民間的秘密結社卻也一直未曾完全根絕，其中青幫算一大統係，維係著遊離於鄉村與城市正常治理秩序之外的大量“異常分子”。清末河工廢弛，運河堵塞，政府無錢疏浚，隻好發展海運，尤其是“洪楊”事起，漕運隻得改成由輪船直運天津，運河頓失作用，原來以運河漕運為生的水手紛紛另謀出路，於是“青幫”組織離開江淮流域，轉移到其他地方繼續活動。其中上海這個遠東第一大城市，因為水陸交通方便，就成了“轉業”

青幫新的立足點了。然而，“轉業”談何容易，這些糧船水手不少難以再在水運行業謀生，隻好上岸落地成了遊民。另一方麵，原來在街上做“孤膽英雄”的地痞癟三，也終於“找到組織”了，紛紛加入青幫。於是青幫漸漸轉化成為以都市流氓為主的黑社會組織。青幫和流氓的結合，使得青幫變了味，然而也正是這種變化，使得青幫勢力大漲。

民國初年以來，上海青幫中輩分最高的是“大”字輩的“老頭子”（對幫中前輩的稱呼），如此輩分的“老頭子”加起來也就十幾位，如張仁奎、高士奎、樊瑾成、袁克文、張樹聲、汪禹丞、步章武、徐朗西、陳其美等人。從這個名單可以看出，青幫“大”字輩的“老頭子”很難說是“流氓頭子”，如袁克文是清末民初有名的“名士”，文采風流一時無兩，張樹聲是馮玉祥西北軍中的著名將領，徐朗西和陳其美都是孫中山的得力幹將，張仁奎做了幾十年的通海鎮守使，官望很是不錯，為人也算正派。但自從“大”字輩以下，則是泥沙俱下，“流氓輩出”了。上海灘上諸如煙、賭、娼、盜、綁、殺等黑道各行，大都是由“通”字輩的青幫成員在掌管。當時叫得響名號的“通”字輩有金廷蓀、顧嘉棠、葉焯山、高鑫寶、馬祥生、嚴九齡、季雲卿、張嘯林等人。

杜月笙是“通”字輩以下的“悟”字輩，按輩分得稱上麵這些人為爺叔。

可是，這些“通”字輩的狠硬角色，後來卻全都是杜月笙帳下的左膀右臂，他們“輔佐”杜月笙，甘願為杜月笙所用，根本顧不上什麽輩分不輩分，這是杜月笙之為杜月笙的特殊之處。

與杜月笙後來的地位不相稱的是，杜月笙的“老頭子”（師傅）卻是個街頭行騙的不大不小的混混，綽號“套簽子福生”（套簽子是一種騙術）的陳世昌。陳世昌自己混來混去並沒混出多大名堂，卻因有了這“了不得”的徒弟杜月笙而得以名滿上海灘。杜月笙發達後，更把他養起來，“以報師恩”。杜月笙開館了，有了自己的“杜公館”，每年供給陳世昌用度，他再也不用出去套簽子了，而且每年過年杜月笙會請陳世昌到杜家聚賭，所得抽頭全部歸陳世昌，陳世昌也受之不卻，洋洋得意。陳世昌有個很不成器的兒子，有一次和人家辦錢莊虧得一塌糊塗，債主追得急迫，陳世昌隻好請杜月笙解困，杜月笙二話不說，問要多少錢才能了斷，陳說大洋二萬五千。杜毫不在意地說：“準明天如數奉上。”結果不多會兒這兩萬五千大洋又敗光了。陳世昌愛子心切，又包羞忍辱來求杜月笙，杜毫不猶豫又給了兩萬。然而，這陳世昌的兒子實在會敗家，不多久，這些錢又胡花海花個精光。從此以後，陳世昌再也沒有臉麵上杜家的門，活活給這個兒子氣死了。

從杜月笙對陳世昌一事來看，他待人有個常人難及之處，那就是滴水之恩湧泉相報，絕對不嫌棄自己和他人出身低。凡是曾經對杜月笙有恩的，他後來都一一報答。

後來杜月笙進了黃金榮家，給黃金榮拎皮包做跟班，有次代黃金榮老婆桂生姐叉麻將贏了兩千四百元大洋，桂生姐賞了他兩千元。這是迄今為止杜月笙生平見到的最大一筆橫財了，他如何處置這一筆意外之財？這是林桂生頗感好奇的問題。他揣著這兩千大洋，找到原來在十六鋪落魄時的一幫兄弟，每人幾十上百個白花花的銀元送了出去，他還特意找到原來當差的水果店，將原來自己弄下的虧空金額兩倍補上，請這些老哥們一起下館子海吃了幾頓。

對在自己最困難的時候給自己生路的黃和祥，他後來的回報可以說惠及黃家的子孫後代了。杜月笙開祠的時候，他的聲望已經達到頂峰，正是最風光的時候，這時候黃和祥也來參加典禮。杜月笙見了，叫心腹茶房悄悄通知黃和祥，一星期後到華格臬路他的公館，有要事相商。黃和祥依約前去，杜就當場叫原來管賬的楊漁笙把鑰匙全部交給黃和祥，要黃立即任他的總賬房，這個重要的心腹位置，黃一直做到中風而死。黃死後，這個總賬房的位子，又傳給了黃和祥的兒子黃國棟，由黃國棟一直做到上海解放。

杜月笙念舊。雖然他後來成了體麵的“紳士”，但絕對不敢看不起像他當年一樣在街頭晃蕩的白相人和癟三。

當初杜月笙還混在十六鋪的時候，別人總叫他“萊陽梨”，他對自己這個叫得響的諢名很是得意，別人叫他，總是連聲答應，從不回絕。以後他慢慢發達起來，才少有人當麵再這麽叫。不過當年和他一起混過的許多小流氓，現在向他要錢時，還是不免懷著快樂而戲謔的心態，當麵向他大叫這個人人皆知的外號。常常是這樣：杜月笙和幾個很有身份的朋友去四馬路一帶妓院吃花酒，他的汽車剛一停下（杜的車牌號77777，上海灘上最風光的一個號），一群小流氓便圍過來向他伸手，他一麵趕緊走，一麵叫他的手下人快給錢。有時候錢給得少，這些人便扯開了嗓子大叫：“萊陽梨，多給點！”他的手下馬上就得加錢，這樣才能把這些癟三打發走。

杜月笙削水果這一絕藝一直保留著。四川一個不大不小的軍閥範紹增和杜月笙交情極密，當隻有範紹增、杜月笙、顧嘉棠幾個貼心朋友時，顧嘉棠便常常打趣杜月笙，隨手拿起一隻水果送到杜月笙麵前，叫他削，杜月笙總是笑著很快把它削好，沒有絲毫不快的表示，似乎很是享受給人家削水果的感覺。他也取笑顧嘉棠，往往看到顧嘉棠進來，就笑著嗬斥他，叫顧把他家裏的花擺好了。因為顧嘉棠原來是個花匠，兩人出身一般的低賤。

這時候他們都已經家財萬貫了，這種小打小鬧的玩笑，多少帶著點溫馨的回憶，回憶當年一起度過的窮苦日子。

在杜月笙成為“海上聞人”後，杜月笙和顧嘉棠表麵上是主仆關係，但他們其實是介乎兄弟和朋友之間的生死之交，兩人相互依賴，彼此捧場。

在外人麵前，顧總是裝出對杜恭恭敬敬、十分聽話十分服帖的樣子，而兩人私下裏則無話不談，情同魚水。杜也絕對不會當著別人的麵對顧說一句重話。據說，蔣介石對杜月笙，有時候也如同杜月笙待顧嘉棠。在正式場合和有外人在場，蔣介石絕對不苟言笑，對杜月笙這些出身底層的幫會人物少有親昵神色，但私下裏，三兩個人的時候，對杜月笙則“月生哥”叫得親熱。而杜月笙呢，表麵上對蔣介石奉若神明，畢恭畢敬，但背了蔣介石則對蔣也不那麽恭謹了。

在十六鋪，杜月笙沒有積攢下任何家財，但他積累了足夠的混江湖的智慧，和人人皆知的義氣。

4．黃公館黃公館是黃金榮的公館，在上海法租界麥高包祿路鈞培裏（今龍門路）1號。杜公館在華格臬路（今寧海西路）216號。杜公館的這棟豪宅，其地皮是黃金榮贈送的，地麵上起了兩座公館，西邊的一座屬於杜月笙，東麵一座屬於張嘯林，兩座公館一牆之隔，有門相通。

從黃公館到杜公館，路程不到一刻鍾。但杜月笙從黃公館走到杜公館，卻足足走了十多年。從黃公館到杜公館的這條路，就是杜月笙演繹舊上海傳奇的大舞台。

約在辛亥前，經陳世昌介紹，由陳世昌的同輩兄弟，綽號“飯桶阿三”

的黃振乙接引，杜月笙到了當時叱吒上海灘的黃金榮門下當跟班，年歲在二十歲左右，做的是“黃門小廝”。

黃金榮（1868－1953）是法租界的華探督察長，其勢力不但遍布全上海，還遠及江浙一帶，在當時是有名的“大亨”，後來更成為“聞人”：上海灘的“大亨”多得很，哪怕是做“糞霸”——壟斷收糞的行業——也可裝模作樣當“大亨”，但“聞人”則又比“大亨”分量要重得多了，滬上“聞人”，寥寥可數。

他因破了幾樁轟動一時的大案，深為法租界當局看重，職務一升再升，擔任法租界巡捕房華探督察長，長達二十多年，直到六十大壽之後，才退下來做顧問。憑著自己在租界的聲勢，他經營戲院、浴室等各種財源流暢的生意。當時，法租界內的遊藝場、戲院，如大世界、共舞台、黃金大戲院等，差不多都有他插手其中，或者就是他開辦的。他是個橫跨黑白兩道的人物，正式身份是法租界的督察長，但實際上還是上海灘上最大的黑社會頭子之一。

杜月笙初進黃公館，每走一步都踏著小心。他最初隻能混在傭人中間，幹些雜務，住在與灶披間相連的小房間裏，進出都得走後門。生活雖然安定些，用不著每天為找吃的發愁，但他也不可能每天睡懶覺了。他既然下了從黃公館出頭的決心，這些暫時的拘束倒也能忍受。他收斂起原來的種種浪蕩習慣，處處謹慎，事事巴結，尤其費盡心機，揣摩黃金榮及其周圍重要角色的性格脾氣，生活習慣和個人嗜好，然後投其所好，交結各色人等。用後來杜月笙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眼觀四方，耳聽八麵”。很快，他就贏得了黃公館上上下下的好感，眾人都說他“蠻靈格”（上海方言，即很靈活，很不錯之意）。一個“浪子”，一輩子浪蕩無行，這不會有人吃驚，但忽然之間居然換了個人似的變得行事謹慎、穩重而縝密，這就讓人不得不刮目相看。

杜月笙口齒雖不大伶俐，但察言觀色非常老道，加上身手敏捷，動作利落，給黃金榮提皮包久了，漸漸地深得黃金榮的賞識，開始接近黃金榮權力圈子的核心了。他不僅得到黃金榮的看重，更得到黃公館的半邊天，黃金榮老婆桂生姐的青眼。舊上海人都知道，黃公館雖然姓黃，但真正的主人是桂生姐。桂生姐叫林桂生，本人雖長得矮小，卻精明強幹，敢作敢為，是所謂“拳頭上立得起人，胳臂上跑得起馬”的人物，在很多事情上，黃金榮對桂生姐一般都是言聽計從的。

有一次，桂生姐得了一場大病，黃公館內迷信，老板娘病了，便要選派年輕力壯的小夥子守護。這是樁苦差事，日夜不能離身，事事需要經心，沒人願幹，所謂久病床頭無孝子，就是這個道理。但杜月笙擔起了這個擔子，並竭盡全力把它幹好了。旁人陪伴老板娘，也隻不過是守在身邊不離開，隨叫隨到。杜月笙卻不然，他不但牢牢地守著，而且全神貫注，耳到、眼到、手到、腳到、心到。隻要老板娘有什麽需要，口一張他就跑去替她辦好，甚至還不用開口，就想到了，為此真正做到了“衣不解帶，食不甘味”。

久而久之，桂生姐對杜月笙刮目相看，既看重他手腳伶俐，又感於他的一片忠心，決心好生拉他一把。

如果光是靠伺候人來收買人心，那麽杜月笙終其一生恐怕也不過是個大管家式的人物，不會有什麽自立門戶的機會了。然而，通過處理一樁意外的“搶土”事件，杜月笙顯露出其不同一般的魄力和機智，從此在黃公館成為獨當一麵的人。

何謂“搶土”？這就得說起舊上海最著名的一樁“生意”了。

整個十九世紀下半葉，大英帝國在遠東的勢力建立在一個巨大的三角貿易循環上——英國從中國購進絲茶等物品，印度從英國購進紗布等產品，中國則從印度購進鴉片。其中鴉片在英國這個奴隸和毒品販子的帝國戰略中具有重要地位。憑著它，英國一方麵可以平衡在與中國貿易中產生的巨額逆差，另一方麵其高額利潤有力支持著英帝國在印度的殖民機構和軍隊（印度殖民地是鴉片的最大輸出地和得益者）以及本土鼓吹殖民擴張的勢力，所以英國為此不惜發動兩次對華戰爭。經過兩次鴉片戰爭，鴉片成了世界各列強公開合法向中國出口的大宗物品。同樣，鴉片始終是現代上海這座巨大城市運轉的潤滑劑。“毫不誇張地說，近代上海崛起於鴉片貿易。”（魏斐德語）1843年11月，怡和洋行——英國在華最大的洋行——在上海開設分行，其中就有一個買辦專門負責洋行的鴉片貿易。到1860年——鴉片貿易合法化之後兩年，上海已經占到鴉片貿易額的60％，鴉片在上海幾乎可以代替真金白銀成為“硬通貨”，商人們可以拿著鴉片購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16．8％的人口吸毒，超過一半的人口，其生活、生計不同程度地依賴毒品。

上海不僅是鴉片貿易的轉口站，也是鴉片最大的最終消費地，它的租界、華界散布著上千家鴉片煙館。這些鴉片煙館從鄭洽記、郭裕記和李偉記三家批發商進貨，而這三家批發商則從沙遜、新沙遜、台維和新康四家洋行購進來自印度和波斯的鴉片。這是鴉片正常貿易的時代。1906年，清政府頒布上諭，決心十年內在中國逐漸禁絕鴉片，英國同意從1908年起十年內，將從印度出口到中國的鴉片逐漸從61900箱削減到零。英國之所以此時“同意”放棄以兩次戰爭獲得的特權，有幾個考慮因素。

首先，此時鴉片已經在英國對華貿易中不再具有十九世紀時那般重要地位，中國本土產出的鴉片（產自雲貴川、陝甘與東北、外蒙等地）已經超過了進口鴉片（這可稱得上是近代中國最早的“進口替代戰略”產品），進入民國以後，日本更取代英國成為最大的向中國出口毒品的國家。

其次，外國在華傳教士向來大力反對列強向中國輸入毒品。世界上再也沒有第二份報刊像在華傳教士辦的《萬國公報》那樣，連續幾十年持續不斷地譴責鴉片和鴉片貿易，也沒有任何其他刊物像《萬國公報》那樣詳盡地控訴了鴉片對中國及其人民帶來的傷害。他們認為，中國人吸食鴉片是靈魂的墮落，不利於他們皈依上帝。這種來自宗教與倫理的國際壓力進入二十世紀後越來越大，使得英國“尖頭鰻”（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也不得不圓滑了其腦袋。

此外，中國政府也開始重新認識禁煙的重要性。中國全國性的禁煙，先後有1906年到1917年清末民初的禁煙（這正是袁世凱執政的時候），以及從1935年開始民國政府推行的“二年禁毒、六年禁煙”運動（這時蔣介石的權力基本鞏固了）。

後來由於北洋軍閥的勒種，和日本侵略者對華推行毒品政策（日本人在華北大肆走私毒品），才使這兩次大規模的禁煙運動功敗垂成，煙毒不久又死灰複燃。外國租界是鴉片貿易的基地，中國政府以此為理由之一要求收回租界，而為了擋回中國政府收回利權的要求，列強也不得不做出姿態表示禁煙，以表明他們的治理能力高於中國人，作為維護外國在華特權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