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消逝的租界(2)

1927年1月，法租界納稅華人會成立，這個組織宣稱其目的是代表法租界裏中國納稅人的利益。“無代表即不納稅”，英國的光榮革命、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不都是來自這樣的要求嗎？現在中國人從他們那裏學到了這一觀念，要在租界裏付諸實行了。杜月笙無疑把握住了這一機會，從一開始，青幫三大聞人就控製了納稅華人會，他們是其籌委會的聯合主席。

1927年7月法租界當局提出提高納稅比例，納稅華人會借機提出了反要求：

取消增加稅率和由納稅華人會選舉公董局裏的華董。1928年1月，張嘯林成為了公董局成員，18個月之後的1929年7月，杜月笙被任命為公董局華董。他們獲得的席位，正是原來的紳董派陸崧候和吳宗濂讓出來的。這標誌著杜月笙和紳董派勢力的消長。1930年底，法國總領事柯格霖承認納稅華人會有權選舉公董局華董，這成了青幫在法租界政治權力大廈揭頂的標誌。現在杜月笙控製了法租界公董局，紳董派的領袖也要靠杜月笙的恩典才能保住他們公董局的席位。

法租界當局在杜月笙的權力要求麵前節節退讓，這不僅僅是因為大革命之後杜月笙利用南京國民政府“收回利權”的政策對租界產生的壓力，更主要的是，杜月笙控製了法租界的工會組織。他通過調停法租界的罷工運動，通過在工會中廣收門生，終於在1931年控製了法商電車公司工會——法電公司是法租界供水、供電與公共交通的壟斷企業，法電工會的任何一次罷工都可能使整個法租界癱瘓。隻要杜月笙控製了法電工會，那麽法租界的法國人就不得不對杜月笙低聲下氣。

1930年6月18日到8月13日，法商電車公司部分工人在人徐阿梅的領導下再一次罷工，這成了中法之間的外交事件，法租界總領事柯格霖和總巡費沃利以禁止杜月笙的煙賭生意為要挾，讓杜月笙出麵解決罷工。杜想盡了辦法想和徐阿梅達成和解（包括送幾萬大洋給徐，提出收徐為門生等），均被徐拒絕。最後，杜的解決辦法是他慣用的詭計：他串通法租界巡捕房中西警務人員搜查徐阿梅住處，在搜查時往徐的床底塞入一些預先印製好的傳單，然後以嫌疑逮捕了徐。1931年9月6日徐被判處了十三年徒刑。這次法電工會罷工平息了，杜為此花銷大約三十萬大洋，但他從此取得了工會的控製權。

1931年年初，杜月笙對法租界公董局和工會的控製，以及他和法租界當局官員密切的個人關係，使得上海許多外國外交官員得出結論：是杜月笙的青幫，而不是法國當局，統治著法租界。這一年3月，英國總領事指出：青幫不僅完全控製了法租界事務，而且他們認為如果對自己有利的話，他們還會毀掉法國的行政機構。1931年7月，在上海的美國人辦的報紙《密勒氏評論報》發表了一篇社論，認為青幫大亨實際上是法租界的真正主宰者，他們建立了一種“與艾爾·卡朋（Ａｌ　Ｃａｐｏｎｅ）在芝加哥實行的統治沒有多大區別的超政府組織”。實際上，無論是公共租界還是法租界當局，都有人擔心，杜月笙的勢力已大到足以接管法租界。

3．“兩個鍾頭內毀滅法租界”

1931年6月9日，杜氏祠堂開祠，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送來了全副武裝的幾百人巡警隊維持秩序，各國領事盛裝出席，這是對杜月笙力量的承認，或不得不承認。但也是在這一年，杜月笙的力量隱伏著危機。

這年年初，南京國民政府發起了“收回租界”的外交攻勢，外國列強當然想盡了辦法抵抗拖延。原來他們保持租界特權的一個理由，是中國人不能治理好自己的城市，現在這個理由越來越站不住腳了。自1927年以來，蔣介石的南京政府賦予了上海特別重要的地位，他想把這座影響巨大的都市經營成中國人管理的城市的典範，和中國國家現代化的櫥窗，以表明中國有保障大型都市發展的能力，賦予收回外國租界恢複中國主權的要求以合法性。為此成立了“上海特別市政府”，其實際的治區，除了原有的華界以外，還擴大到周圍廣大的鄉村地區，而其宣稱的治區，則將外國租界也納入進來了，這是表示不承認外國租界的合法性，或者表明中國政府對租界擁有無可置疑的主權。上海特別市政府一成立，果然氣象一新，其市政、警政與經濟社會發展都讓人側目（盡管後來它仍然被杜月笙的黑幫勢力滲透），這對被特別市包圍的租界是巨大無形的壓力。

1931年2月，英國總領事白利南向法國總領事柯格霖施加壓力，要求其取締法租界內的賭博業（此前英國已經很識趣地自行取締了這些產業），因為租界的煙賭娼已經成了南京政府攻擊外國在華租界特權的有力理由，英法租界麵臨著共同的困境。這種壓力當然會轉移到杜月笙這裏，杜月笙的應對之“策”，則是一方麵以策動法租界罷工，來反製法租界當局，使當局不敢貿然全部取締，另一方麵是和華界接洽，將煙賭轉移至華界地區。

但他和法租界的衝突仍然存在，這在接下來的一年裏爆發出來，使杜月笙喊出了“兩個鍾頭內毀滅法租界”的狠話。這種衝突，並不完全由法租界取締煙賭業而來。

1931年，中國東北在“九·一八”事變中淪陷於日本人之手。一手策劃“九·一八”事變的日本軍隊為了轉移國際社會對東北事變的注意力，又挑起了1931年上海的“一·二八”事變。三十年代的日本，如同從海中爬出的巨大的橫行的螃蟹，一隻鉗子攫向中國東北、華北，另一隻鉗子時刻都盯著上海。日本已經看到南京的統治日益鞏固，中國正在迅速複興，一個統一強大的中國，是它最不願意麵對的。但此時的中國，卻還沒有做好對日決戰的準備。

“九·一八”事變時，蔣介石正在前往南京“剿共”的軍艦上，而當時孫科等人在廣東又成立了一個“國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內”之策，並非無的放矢。十六年過去了，袁世凱麵對“二十一條”時的困境，現在擺在了蔣介石的麵前。和袁世凱的選擇一樣，他決定忍辱求和，以圖再起。

1936年9月26日蔣介石在日記中說：“三年之內，倭寇不能滅亡中國，則我何患其強迫，但此時尚不可不隱忍耳。”這一點他在三年前，即1933年7月14日的日記中說得更明白：“以和日掩護外交，以交通掩護軍事，以實業掩護經濟，以教育掩護國防，韜光養晦乃為國家唯一自處之道乎。”

他想爭取時間，這就決定了中國對於“一·二八”事變不會主動擴大其事態。

“一·二八”事變是上海開埠近百年來第一次真正直麵一場戰爭，戰爭主要在華界的閘北展開。戰爭開始後，日本發覺根本無法一舉擊垮中隊，在換了好幾位司令官又被迫不斷增兵後，居然打成了和局。於是日本軍方和駐滬領事尋求談判，他們最初找的談判對象，居然是杜月笙，因為他們深知杜在上海有巨大的影響力，且和南京的政治高層關係密切。

戰爭進行期間，日本軍隊攻擊中隊，始終以公共租界為基地出發和撤退，對此，公共租界當局不置一詞，但當中隊攻擊逃入公共租界的日軍時，租界當局卻出來抗議了。在戰況陷入膠著時，日軍情急之下要求通過法租界向中隊進攻，並且已經將不少部隊化裝散進了法租界。

杜月笙得到這一消息，馬上詰問法國總領事柯格霖，要求其召集各國駐滬總領事開會討論，製止日軍利用法租界進攻華界。這次會議，上海特別市政府秘書長俞鴻鈞（後曾任上海市長）親自出席，杜月笙則以法租界華董和納稅華人會會長的身份出席。會上日本總領事村井蒼鬆以蠻橫的態度為日軍的行為辯護，甚至動用威脅的手段，各國領事大都沉默以對，不敢得罪日本。

據章君穀的《杜月笙傳》說，會議氣氛非常緊張，最後杜月笙拍著桌子朝這些總領事們大吼道：“好！東洋兵盡可以開進租界、住租界、利用租界打中國人。你們盡管通過這個議案，不過，我杜月笙要說一句話：隻要議案通過，我請日本軍隊盡量的開來，外國朋友一個也不要走！我杜月笙要在兩個鍾頭以內，將租界全部毀滅！大家一道死在這裏！”成名後的杜月笙，從未如此張揚狠厲。這話使得各國總領事目瞪口呆，在他們還沒有回過神來時，杜月笙一個轉身，大踏步走出會場。當天開會的領事團雖沒有做出明確的決議，最終，日本軍隊卻不敢再利用租界，已經進入法租界的軍隊在夜裏悄悄撤退了。

這一次會議，如同上年的杜祠典禮一樣，杜月笙展示了他在上海灘令人戰栗的勢力，所不同的是，上一次他出於虛榮，而這一次是出於民族大義，上一次他籠絡那些洋大人們，而這一次他威脅他們。法租界當局深刻地體會到這種威脅對於他們權威和利益的侵害。1932年3月7日，原來和杜關係極為密切的總領事柯格霖（1931年底剛升為總領事）被法國政府調任，接替他的是原天津總領事梅理靄。原總巡費沃利同時去職。5月，在發給巴黎的一封快信中，梅理靄說：原先充當法國當局“馴服工具”的杜月笙的幫夥，為了其自身的利益，現在已經變得桀驁不馴，企圖接管法租界的行政，想通過協議或憑借實力，取代法租界的法國當局。他們既惱怒杜月笙以罷工來脅持租界當局，以維護其煙賭利益，也不無對杜月笙以毀滅租界來威脅他們的仇恨。隻是，這些法國人眼中看到的隻是杜月笙的“利益”，卻不知道或不肯承認，“杜先生”也不隻是和他們談利益，他也會向這幫帝國主義分子講民族大義！

在柯格霖最後一個月任期內，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不得不要求杜辭去公董局的職務，這其中肯定有杜月笙因“一·二八”事變的處置而威脅法租界當局的因素。1932年2月15日，杜提交了他的辭職信，信中說：

除了他本人不想擔任公董局董事外，“我在金融界和商界、上海市民維持會的工作，不允許我再致力於公董局的工作”。四天後，他的辭呈被接受了。

但這隻是在表麵上，實際上看看法租界公董局曆屆董事名單，就可以發現，雖然杜月笙退出了，但張嘯林卻自三十年代開始，一直穩坐著公董局董事的位子，而杜、張是合二為一的關係。

新上任的總領事梅理靄看來有心好好整治一下法租界的青幫勢力了。

有人說他原來在上海任領事期間，離任時在送行問題上和杜有過節。他帶來了一位新的總巡法伯爾中校。這倒是一位“耿直清廉”的警官（據曾任法租界巡捕房政治處的特級督察長薛耕莘的回憶），他下車伊始就給了杜月笙一個下馬威。杜月笙向來認為世上沒有人不能被收買，之所以收買不了是你的價錢出得不夠，於是在法伯爾上任不久通過留法的華董、也是杜月笙重要謀士的張翼樞，送給法伯爾一份見麵禮——一副由二百兩黃金打造的、碗碟盆杯匙筷一應俱全的金台麵。不料法伯爾見此卻勃然大怒，他不但拒不接收，反而要求杜月笙在《新聞報》、《申報》上寫“檢討書”，說明他送此厚禮的目的，否則他誓將杜月笙趕出法租界，以儆效尤。杜月笙碰了這個鐵硬的大釘子，心中好不惱恨。杜月笙如果照辦，那不用法伯爾趕他，他自己就無法在法租界立足了，所以當然抗命，他和法伯爾的關係就此僵著，而法伯爾決不退讓。這時候杜月笙開動了他的工會組織，授意發動法電工會罷工（理由卻是上年徐阿梅的罷工沒有實現的要求）。

1932年7月7日到14日的這次罷工給了法伯爾“一點顏色”看看，結果，在徐耕莘的疏通下，以杜月笙私下寫一封中文八行書的悔過書給法伯爾，同時結束罷工為條件，法伯爾不再堅持公開登報。

雖然杜月笙這次大丟麵子，但法租界當局卻也再一次驗證了他們離不開杜月笙。梅理靄在給法國外交部的信中，也不得不承認他們必須同杜保持良好的關係。1935年1月，梅理靄卸任回法國，杜月笙照樣是座上賓。

隻要租界還存在，杜月笙的勢力就會存在，尤其是法租界現在越來越重視他和南京政府的關係。但南京是不需要租界的，這是國民政府臉上一塊塊醜陋的傷疤。

收回租界的要求，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已正式提出。二十年代初，中國首先收回了俄國、德國、奧地利、比利時在華特權（俄德奧三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解體了，比利時則太弱小）；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收回了漢口、九江等地的租界；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南京國民政府爭取到了關稅自主權，取消了外人的領事裁判權。其中一些因抗日戰爭爆發而中斷的談判，在1943年獲得解決。因為日本此時已經占據了租界，英法兩國落得做個順水人情，大陸的所有租界都被收回，唯一的例外是英國占據香港不放手。談判簽訂新約時，丘吉爾放言，中國想收回香港，除非從我的屍體上踏過去！自然，當中國收回香港時，丘吉爾連屍首都已不存了。

不過，當上海的租界歸於消滅時，杜月笙的勢力也就一落千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