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消逝的租界(1)

1931年，距巴富爾上尉登上黃浦灘將近一百年了。當年的巴富爾上尉，因其在亞洲對大英帝國殖民地開拓之功，最後成了巴富爾爵士和將軍（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ｉｒ　Ｇｅｏｒｇｅ　Ｂａｌｆｏｕｒ）。1894年，英國皇家地理協會的訃告說，他“對印度問題和軍事財政問題尤其感興趣”。

軍事和財政，這是大英帝國大廈的兩根支柱，它同樣支撐著英國駐上海領事館那一幢十九世紀殖民地風格的大廈，是所有其他帝國主義在華勢力的奠基石，同樣也是中國各色新舊軍閥，甚至是蔣介石南京國民政府賴以立足的基點。試想如果蔣沒有中央軍，沒有收買其他政治軍事勢力的財源，他如何能夠經營中國統一的局麵。經過了這麽些年，統治中國的規則，其形式從袁世凱的“錢與刀”，“進化”為蔣介石的“錢與槍”了，但規則本身卻不會進化，它永遠成立。

杜月笙是明白這一規則的。他的勢力是一個小的上海，小的中國，卻是中國大的政治的投影：青幫是他的軍隊，煙賭以及金融、工商是他的財政。

總有一天，所有這些塑造了杜月笙權力基座的東西，都會消逝，如同他吸啜慣了的那一支鴉片煙槍中飄出的嫋嫋塵霧，如同在上海灘續了一年又一年的外國租約，如同在黃浦江邊停靠了百餘年的外艦。

1949年4月解放軍橫渡長江時炮轟穿行於長江、向解放軍挑釁的英艦，重創其紫石英號，——1840年以來英艦在中國內河任意航行的權力早在1943年就被廢除了，但“日不落”帝國對這一縷遲來的帝國斜陽，是多麽不情願正視。正如英國和日本將恢複到其作為島國所應該限定的正常地位一樣，隨著租界的消逝，杜月笙也將回到他的正常地位，隻是，那不再是浦東高橋流浪的童年。

1．“強盜扮的書生”

上海的租界由公共租界（英美租界擴展而來）與法租界兩部分組成。

自開埠就被棄置於上海城牆之外的租界，一直在不間斷地擴張，直到1914年，法國人還最後一次獲得批準，擴大了法租界的麵積。這是袁世凱為了要求法租界取締其界內反袁的革命黨而與法租界當局達成的交易。現在，租界麵積從開埠之初的0．56平方公裏，擴張至近33平方公裏，其中三分之二屬於公共租界，剩餘的是法租界。19世紀，洋人以中國物質匱乏和行政滯後、司法不公等種種理由，從清政府手中獲得了一個個租界，以及租界內的種種特權，如領事裁判權、司法審判權等等。租界是西方帝國勢力的象征，也是他們在東方統治的立足點。上海的兩個租界既相互競爭又利益相關，但，恰如他們的本土統治原則一樣，公共租界采用大不列顛的自由主義製度，法租界則奉行雅各賓派的傳統，一邊是商人寡頭挖空心思維護自身利益，另一邊則是官僚自稱要為共和理想服務。相同的是，他們自立於中國統治權之外，高踞於中國人之上。

公共租界的管理機構為工部局（管理市政）和巡捕房（管理治安），工部局實際上是一個居民自治（根本上是外國富商）的統治機構，其權力並不受各國中央政府駐滬領事機構的監督，其權力屬於納稅人會議（ｒａｔｅｐａｙｅｒｓ　ｍｅｅｔｉｎｇ）。工部局設七名董事，每年由納稅人會議選舉產生，具有市政府的所有職權，但不具有司法裁判權：租界內外國人的司法管轄權屬於各自國家的領事機構，理論上租界內的中國人受清朝的司法管轄，但租界成立若幹年後，清政府也失去了對租界內中國人的司法管轄權。租界內華人與外國人之間的官司由1864年成立的會審公廨審判。到二十世紀初，中國政府任命的上海道台已經無權批捕租界內的中國人，也不能要求將華人引渡給中國政府的司法機構。1911年以後，會審公廨完全置於外國人的控製之下——這是《蘇報》案時章太炎可以和清廷叫板，而清廷不能將其“正法”的原因，也是1914年袁世凱同意擴展法租界的原因。

而法租界的管理機構，則是公董局和巡捕房。但不同於公共租界，法國駐滬總領事卻對法租界的管理具有最高權力，因為法租界的行政，主要靠法國外交部劃撥的有限的經費來維持，不同於公共租界的經費來自於納稅人會議交納的稅收。如果說公共租界地位類似於自由港，則法租界更像是一塊受巴黎政府管轄的殖民飛地。由於人口與產業不如公共租界，法租界的稅收比公共租界大為不如，隻有靠對煙館、賭場和妓院征稅來增加收入。法國殖民當局的管理人員，上至領事、巡捕房總巡，下至警察和巡捕，都能從這些黑色與黃色產業中有豐潤的收益。所以，毫不奇怪，法租界行政當局有意縱容這類買賣。

此種局麵，正是黃金榮、杜月笙和張嘯林能夠在法租界發跡的原因，更是他們能夠和法租界當局結成利益共生關係的原因。他們這種關係過於緊密與張揚，甚至危及到了法國政府的顏麵，於是，從巴黎不時有解除法租界領事和總巡職務的命令發來，1924、1925年兩任巡捕房總監就相繼被免職，因為他們“對租界內華捕參與賭博和煙土販賣活動熟視無睹”。

這是外國的租界，但租界內卻主要是華人，居民中的外國人始終未曾超過5％。太平天國戰爭期間，上海法租界因為大量華人湧入，才開始興盛起來。1910年，上海法租界內華人超過10萬，抗戰前將近50萬，孤島時期更增加到80餘萬人。同時，華人商業區也從公館馬路經八仙橋，逐漸延伸到霞飛路東段。隨著人口的劇增，租界的治安問題日益嚴重，而法租界的經費有限，他們無法靠有限的巡捕房警察達到維護租界當局權威的目的（這種權威是英法等國在遠東影響力的核心），於是他們被迫尋找“合作者”——上海青幫。黃金榮、杜月笙等人因此成為租界的“暴力買辦”，由他們決定租界內何時需要暴力，何時需要和平。法租界當局厭惡“三大聞人”，其程度正如他們離不開“三大聞人”。法國外交當局的秘密報告中承認，他們和青幫大亨們的合作——允許他們的煙賭娼生意並從中分潤——是“和魔鬼的交易”。

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這些聞人與大亨，並非法租界官員們統治租界的唯一合作者。和租界當局聯係密切的另一批強有力的人物，是所謂的“紳董派”，其成員主要是華商名流，大都是從法國歸來的留學生和天主教徒，其領頭人物是朱誌堯（1863－1955）和陸伯鴻（1875－1937），他們是上海商界的頭麵人物，產業遍及上海各領域，他們的天主教家族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紀。此外，如吳宗濂（曾任中國駐意大利公使）、陸崧候（曾任南京市市長）、朱炎（中法工業專門學校校長）、魏廷榮（中法銀公司和大達銀行的總經理，朱葆三的女婿）。1914年，法租界公董局第一次任命的兩名華人董事，理所當然都來自這個圈子，盡管開始時他們不能出席董事會，僅具有象征意義。他們才是租界裏乃至整個中國真正的紳士，無論從出身、教養和經濟、政治與文化影響力來看都是如此。

杜月笙自從離開黃金榮而自立門戶之後，便極力注意避免樹敵，但看不起他的人還是很多，尤其是這些以買辦起家的“紳董派”工商巨子。他們有財也有勢，對杜月笙這種十六鋪起家的白相人是嗤之以鼻的。所以杜月笙起家的時候，就受到老一輩的買辦富豪的壓迫。這其中最使他懷恨的就是魏廷榮兄弟。魏是浙江幫，在上海的勢力比杜形成得早，在法租界也是風雲人物。當1924年江浙軍閥混戰時，不少散兵遊勇竄到法租界來，租界治安大亂，於是魏廷榮發起創辦“中華義勇團”，自任團長，協助維護租界治安，很得法國人賞識，以後還當過商會會長和法租界公董局華董。

當杜嶄露頭角時，魏怕他將來與自己競爭，便處處壓製他。1925年5月上旬，上海的報刊上發表了一封致代理總領事梅理靄的公開信，呼籲總領事去製止那些計劃在“一兩天之內”　即將開業的鴉片煙館，以確保“法國在上海的名譽和尊嚴”。此信當然並非無的放矢，恰恰相反，乃有備而來，它未揭破的，就是杜月笙等人正在成立的“三鑫公司”。雖然法租界當局還是和青幫大亨就鴉片走私達成了協議，紳董派卻成功地迫使黃金榮提出了辭呈。黃金榮1925年提出辭去法租界巡捕房的職務，但此後法租界挽留，實際到1927年“四·一二”政變國共分家的時候，他還被稱為督察長。1927年他被任命為法租界顧問，享有提拔華捕的提名權，至此他才最終退出法租界巡捕房。不管如何，黃金榮在1925年開始走上了下坡路，此即1925年黃金榮“跌霸”的事。

這種較量，杜月笙當然有份。杜羽毛未豐時隻能與紳董派虛與委蛇，忍氣吞聲。但到了杜月笙和國民黨政權建立關係，在法國人那裏也打通了關節的時候，他就要還以顏色了。他先是派人去綁架魏廷榮（這個事情，也有廣為流傳的說法是黃金榮幹的，為的是前麵提及的雙榮奪美的事情，也就是魏廷榮搶走了呂美玉，不過，即使黃為主謀，杜肯定也會參與其中），未成，又組織人馬暗殺，結果魏廷榮聞到風聲，嚇得避往外地，不敢在上海露麵了。因為這時候杜月笙的勢力，在法租界幾乎可以為所欲為，即使法租界的領事亦不得不讓其三分，何況一華董？但他這種行徑無疑危及到法租界的威信，於是法租界當局反過來威脅杜月笙，如果再恐嚇魏廷榮等紳董，則法租界將中止和杜月笙等人達成的鴉片走私協議。杜隻好罷手。

以後杜月笙名聲日大，才不再這樣鋒芒畢露，不敢做這樣囂張的事。

用他對範紹增說的話來說：“衣食足，應當禮義興了，不能再讓人家一看到就討厭害怕。”杜月笙在楊管北等人協助下奪得上海麵粉交易所理事長的職位後，在一次商界聚會上，他對那一幫早先發跡的大富豪們也說得很誠懇：“我杜月笙原本是強盜扮的書生，所以人家都怕我，現在是蚯鱔（蚯蚓）修成了龍，在社會上有些地位了，以前做的那些事，有上不得台麵的，以後再也不會做了。你們也不用怕我，以後有什麽事體，請放心招呼我，我一定幫忙，總歸願和各位一起共事。”

這番話，並非客套話，更不是威脅，而是他真實心態的表露。現在的杜月笙，並不隱瞞原來那段做強盜的出身，但他也多麽希望，自己能做一個真正的“書生”，並取得這些紳士的認可。他想成為真正的紳士。

2．接管法租界1927年年初，是中國大革命的頂峰，民族主義與階級鬥爭，南京政府、武漢政府與北京政府，新軍閥與舊軍閥，國民黨與，這麽多的力量與觀念在你死我活地較量，上海也不能置身事外。

上海的租界大班們對於國民黨的國民革命軍和二、三月份領導的上海華界工人武裝起義，充滿了來自本能的恐懼，他們現在發覺，在中國洶湧的民族主義浪潮麵前，自身是陷入滔天巨浪的孤島和岩礁，隨時都可能麵臨滅頂之災。在這種局麵中，“紳董”們的紳士風度對法租界當局的“權威”與“安全”能起多大作用？紳董們現在要擔憂的是，他們也成了將被打倒的階級——“買辦資產階級”，一個新的稱號。

紳董派的勢力，其基礎是他們與上海華商界的關係，更深遠點說，是與原來控製江浙與上海的北洋軍閥的關係（如傅筱庵這樣的人就是背靠北洋軍閥的），他們對中國政治舞台上的新生力量——來自南方的國民黨與國民革命軍感到如此陌生。於是，法租界當局解散了由紳董派組織的“中華義勇團”，其借口是他們“在外來搗亂事件”中不能提供有效的保護。要“保護”，他們隻能找黃金榮與杜月笙了，因為他們和蔣介石集團的關係深遠。

法租界當局給杜月笙的人發放槍支武器，其中一部分就用在“四·一二”

清洗的工人武裝中，並且為他們的屠殺開放了租界的道路。作為回報，法租界對杜月笙的煙賭“事業”大開方便之門。

中國的“大革命”就像法國大革命一樣，迎來了蔣介石的“熱月政變”，上海在沸騰了幾個月之後又安靜了下來。但上海已經變了很多，它改變了它的氣質，它的話題，和它的權力格局。租界並沒有“變天”，租界仍然存在，但對於洋人大班們來說，租界的天空從此時時漂過來一團團愁雲和慘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