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小杜城南(3)

杜月笙對範紹增的結納，真的是不遺餘力。三十年代範紹增參與“剿共”，在洪湖和後來的賀龍元帥作戰，肩膀受重傷，關節都打碎了，杜月笙聽到這消息，連夜派得力手下去將範紹增接到上海，請上海最有名的外科醫生給範醫治，保住了他一隻手臂。範紹增在上海將養了大半年，杜月笙就當他是親生兄弟，事無巨細地照顧，花的全是杜月笙的錢。這段時間，範紹增看上了上海灘上一位叫黃白瑛的紅舞女，追了好幾個月，花了不少銀錢，結果那位舞女還是不肯輕易委身。範紹增在上海灘上不敢放肆，傷愈隻好怏怏回到四川。不料，杜月笙知道這事以後，不知使了什麽方法，竟迫得這位當紅的舞女“負荊請罪”，由杜包了專機飛到四川讓這位大老粗“一親芳澤”，了結他的“相思之情”。杜月笙待他如此，範紹增豈不感激涕零。

所以，不用杜月笙招呼，範紹增就自己想著法子來報答杜月笙，不要讓杜看輕了自己這個朋友。當時四川是出鴉片的地方，範紹增弄幾百擔鴉片是小菜一碟，這些鴉片運到上海來，則價碼立刻翻上好幾番。有一次範紹增特意采購了一百擔上好煙土，自己打通了沿路的關卡稅局，送到上海來交給杜月笙，分文不收，當做禮物送給了杜月笙。這一筆禮，價值幾十萬元。抗戰期間，杜月笙開始時逗留在香港，香港淪陷後幾乎是隻身一人來到山城重慶，人生地不熟，開始時很不得意。這時候範紹增很慷慨地送了杜月笙一套依山的別墅，有時，杜月笙入城接洽應酬，則總被招待住在重慶最大的建築“範莊”，這是範紹增的住宅之一，一部分被孔祥熙租用。

這也可以說是杜月笙當年種下的人情開花結果了。

杜月笙做人有一個特長，就是會“捧人”。他想要結交人，總是先找與這人有關係的親友，表示對這人的仰慕和恭維，使人樂於和他見麵。他結交人的手法也跟一般人不一樣，見麵時表現很親熱謙虛，一經見麵之後，他覺得此人值得一交，必然千方百計在其他場合，或在與這人有關的人麵前，將這人大大恭維一番，使得這些話傳到對方耳中，叫這人從心眼裏感到高興，認為杜月笙對自己真不錯。這種捧人的手法，無以名之，隻好叫“旁敲側擊”

法，比起那些當麵奉承的拍馬之術來說，更為委婉，效果反而更好。

5．生財無道無疑，結交人心是需要錢的。杜月笙過著日進鬥金的生活，也過著揮金如土的生活。1931年杜氏家祠的開祠典禮，是百年來上海空前絕後的奢侈典禮，也是杜月笙豪奢作風的經典寫照。杜月笙花錢真的做到了“如流水”，若不信，且來看杜月笙在春節發壓歲錢的場麵。

每到夏曆十二月二十四日，通商銀行的賬房田洪元就給他預備“紅包”

兩千個，每個兩塊錢，這是給一般司機，仆役和巡捕等人的，另外，還預備好兩百個金“四開”（金幣），朋友、徒弟們帶自家小孩子來拜年，就派送這份，此外還打五十個金洋鈿，這是專給認的幹親——幹兒子、幹孫子們的壓歲錢。而從大年初一的早晨起，杜公館就門庭若市了，一批批拜年的人紛至遝來，各色人等都有，徒子徒孫們向杜下跪磕頭，其餘有鞠躬的，有打躬作揖的。甚至大凡坐汽車來的，每一汽車連保鏢都要打發三四個“紅包”。發得最多的是巡捕，他們有時四五十人一大隊，到門口高喊：“向杜先生恭喜來了！”於是就有人請他們在大門外站好，每人給一個“紅包”，發畢，他們喊一聲“謝謝杜先生”！喜滋滋就轉身走了。還有一些小流氓地痞，新年也來成群結隊地拜年，也絕不會空手而回。大概不到年初三，兩千個紅包就發完了，這就得補辦數百個紅包。杜自己也要出去拜年，第一處總是先到鈞培裏黃金榮處，第二處是到他的老頭子陳世昌處，這是其不忘本源之意，而其他地方隻投一個拜年名片。黃金榮處他每年年關總得孝敬上萬元，陳世昌處“規格”也差不離。

粗粗一算，他過年的壓歲錢每年就要花好幾萬元。一年總共要花多少？

這個外人不得而知，但有人說，除掉他大筆額外的應酬外，向各省軍閥政要等送禮不算，單單他公館的開支，每年就不會少於二百萬元！

他的錢從哪裏來？說老實話，這些錢大多是不義之財，這是說他生財“無道”的第一個意思。他錢財的來路，第一當然是做鴉片生意，這是他起家的行當，也是他聚財的聚寶盆。三鑫公司每年的收入，研究者估計至少有五千萬元，以1925－1926年為例，接近六千萬元。1919年北京政府全部財政收入2．95億元，到1925年也隻有3．45億元，而三鑫公司一年的收入相當於北京政府財政收入的14％－20％！這其中的利潤，杜月笙等三巨頭當然抽大頭。大土商除了有特殊的大買賣必須抽取一大筆錢孝敬之外，每逢一年三節也要交上一筆錢。甚至三鑫公司在巡捕房的暗許下，還根據煙館煙槍數來“抽稅”（就是由三鑫公司發給準許抽大煙的“牌照”，這樣的牌照一月固定得交多少錢有一定之規），一根煙槍一晚多少錢，都得按時上交，不交或隱瞞煙槍數，自然有杜先生賞賜的“好果子”吃——他是“水果月生”哪！

另外，開賭場也是他的一大財源。他自己不出麵，讓杜門大將顧嘉棠“抱台腳”，他的開山門弟子江肇銘等充當管事。

再次就是包攬訴訟、綁票勒索。成名以後，這些屬於“下三濫”的事他當然絕對不“沾手”了。但不沾手並不是說他從中賺不到錢，隻是他從中生財的手法更巧妙罷了。這些包攬訴訟的人，每得一筆錢，照例都得孝敬杜月笙一筆，否則在上海灘“罩不住”。上海灘上著名的大律師章士釗是杜月笙的座上客，但他每打一筆官司，如果是得了不義之財，肯定得和杜月笙分成。據熟知內情的人說，大概八萬元的律師費，得有兩萬元進了杜月笙的公館。當然，杜月笙會“返利”回去——過年過節，對章士釗這些門客兼智囊，總有一筆不菲的厚禮。

杜月笙敲竹杠很有技巧，體現了上海人典型的精明和雅致。1930年五卅慘案之後，上海各界掀起抵製日貨運動。當時輪船業中有個華新公司是富翁黃振東的獨資企業，一向與日本的輪船公司山下株式會社有業務往來，其業務主要是從海外運糖進口，而進口地之一就有日本。當時的抵製日貨，雷厲風行，有被查處販賣日貨的，要被戴高帽子，牽著遊街，人身受辱不說，重則破產，輕則破財。這種場合，就給了杜月笙等人敲竹杠的機會，陳群和楊虎扮黑臉，杜月笙扮白臉，隻要碰到了對象，總由杜月笙出來說情了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被敲詐的對象感激不盡。有一次“經濟絕交大同盟”

召集商人開會，黃振東也是被召之人，被召去的人都要在會上做出不賣日貨的保證，輪到黃振東說完，便有華新公司的職工當場檢出賬冊單據，揭露黃販運日本糖。這真叫當場對質，罪無可綰了。黃振東當場就被扣押下來，場麵非常緊張。於是黃的家屬如熱鍋上的螞蟻，連忙走黃的結拜兄弟楊管北的路子來求杜月笙（楊是杜門“三楊開泰”的三楊之一），結果由黃振東捐助四十萬元，杜月笙保釋了黃振東。

在黃振東的心目中，杜月笙是天大的恩人，救了他的命，保全了他的財產。由於黃振東的生意幾乎全靠著和日本山下株式會社的往來，所以為了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就幹脆拜杜為師傅，等於請一尊門神。當杜月笙的祠堂開祠的時候，黃振東還特別以十萬元的代價，在江南造船廠定製了一艘華貴的遊艇，定名“月寶號”，專供杜月笙遊覽浦江之用。黃振東哪知道，他的商務往來秘密，完全是他的結拜兄弟楊管北泄漏出來的。杜月笙出來為這些破壞抵製日貨規則的商人擔保之後，他們以後肯定可以繼續和日本做生意，但別人若也來敲竹杠的話，就攬不下這活。經濟絕交大同盟的尹誌衡向別人敲竹杠，結果被警備司令楊虎槍決了。

他一向以不擋人財路而為江湖兄弟所稱道，凡是在上海發生了綁票勒索等案，有人托他去幫忙解決時，他明知是哪一路人幹的，隻要他“閑話一句”便可讓人平安無事，但他卻從來不肯輕易答應做這種事。不是沒有杜月笙辦不了的事嗎，他極少伸手的原因何在呢？恐怕，一方麵是那些亡命之徒，一般都是三五成夥，各自作案，毫無統屬，而這些人和青幫日常的營生也不是一路，另一方麵，也是害怕別人說他與匪徒勾結，影響自己名譽，牽扯不清。

到他成為立足於工商、金融的實業界巨頭以後，財源就更廣了。就靠這些職位，他也進賬不少，一個董事長，平均至少要得一千元薪金或車馬費之類，還有其他幹股的紅利等等，算算這筆賬，他每月就要收進一二十萬元。

說杜月笙生財無道，第二個意思是杜月笙其實缺錢。他有這麽大勢力和場麵，都是錢鋪出來的，所以花錢把他花成了“空心大老倌”。每到年關，他都得挖空心思找錢來撐場麵，缺的不是一萬兩萬，動輒幾十上百萬。他之所以辦銀行，一個原因就是看中了自己的銀行可以大筆挪用資金。據他的管家回憶，杜在抗戰開始後離開上海去香港之前，特意讓他算自己曆年到底欠下了多少債，一算嚇一跳，居然高達三百萬元。這些虧欠，到抗戰勝利後居然都補上了，其原因，並非杜月笙忽然經營有道，而是抗戰期間法幣大為貶值，杜月笙原來欠下的幾百萬，現在以金條換算，值不了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