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小杜城南(2)

1923年6月，受直係軍閥控製、向來和段祺瑞不和的總統黎元洪被皖係排擠，被迫辭去總統職務，後來輾轉來到上海。他派駐上海的代表早就和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等人接洽安排就緒，因此黎抵達上海時，受到“三大聞人”的熱情款待。杜月笙尤其仗義，將自己的一幢洋房粉刷一新，並備妥了全套家具，恭迎“黎大總統”入住。黎元洪以在野之身的一個落魄總統，落難到上海還能住到這樣高級的洋房，他對杜月笙等人的觀感自然不同一般。尤其難得的是，此時的杜月笙率領小八股黨一幫兄弟，親自為黎元洪日夜護衛，充當保鏢。黎在這公館裏，住得有點樂不思蜀，一住就是三個月。黎北返前，再三向杜致謝，臨行前又破費，特地定製了十枚純金的獎牌，分贈杜月笙的手下。黎元洪之行，杜月笙照顧得如此盡心盡力，賺得的最好最珍貴的禮物，要算是黎元洪秘書長、著名的駢文大家饒漢祥贈送杜月笙的一副膾炙人口的對聯。

饒漢祥文章出了名的典雅，1922年黎元洪複總統職時，他有過一個傳頌一時的大手筆，就是寫了一篇致全國各界的“漁電”。但他有時寫文章不惜以辭害義，民國二年黎元洪被選為副總統，答袁世凱的賀電有雲：“元洪位備儲貳”，大筆一揮將個副總統變成了袁世凱的“太子”，這就是饒漢祥的手筆。饒漢祥這一次贈給杜月笙的一聯，倒沒有出如此“昏招”，而成了民國時期的經典“絕對”：

春申門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尺五天。

將杜月笙比為戰國時名動天下的“四公子”之一，楚國的春申君，又將其家族比作漢中世族杜家。《辛氏三秦記》形容韋、杜兩大族地位特高，權勢顯要，幾可和帝王比肩：“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楚國春申君黃歇封地本來就在上海一帶（故上海也稱歇浦），據說上海“申城”的別名就是來自春申君。這一聯用典文雅，將杜氏的豪爽好客、聲勢煊赫描寫得淋漓盡致而又不露媚態，而且切合杜月笙發家之地，不愧是文章大師。相比之下，杜月笙的門客和老友，也是文章高手的章士釗拍起杜月笙的馬屁來就太露骨了。抗戰勝利不久，杜月笙60歲生日，鑒於“時局堪憂”，杜月笙沒有像杜祠開祠一般，大辦一場，但在這個生日上，章士釗給杜寫了一篇壽序，文章古奧，而善頌善禱，將杜月笙的抗戰功績居然提到堪比“蔣委員長”的高度去了，這樣的壽序居然還有孔祥熙等人的簽名，一時傳為笑談。

杜月笙也有自知之明，捧人不能捧得太過，“過猶不及”。他覺得還是饒漢祥的對聯最切合自己的誌趣和身份：慷慨好客，散盡千金，不官不民，一呼百諾的“一品老百姓”。所以杜得到饒漢祥這一副對聯，如獲至寶，將此聯特請名家雕刻為黑地金字，懸在杜公館客廳的兩楹。此外，杜月笙公館的門聯是：“友天下士，讀古人書。”上聯是名副其實，下聯就有點近乎譏嘲了。

1931年“九·一八”事變，張學良丟失東北，成了全中國人神共憤的賣國將軍，不久就脹著一肚子氣黯然下野，和於鳳至來到上海散心。杜月笙對這位“過氣將軍”照樣待之以上賓，盡心伺候，不讓張學良有半點冷落之感。那時節張學良沉湎於毒品，麵如死灰，精神不振，杜慨然為之策劃治療。所以張到滬不久，就遷居福煦路181號（原來張嘯林在這裏辦了一個上海灘聞名的豪華賭場），杜月笙居然請出了當時的衛生部長為張製定戒毒計劃，足見其神通廣大。經過一段時間後，張學良慢慢脫離苦海。

所以，杜月笙逢人便說，“漢卿有決心”。

杜月笙眼光遠，不孜孜於近利，不論當權的或在野的，他都肯折節結交。對於有些落魄的名士，也給以接濟和收養，以籠絡人心。有一個姓楊的，曾任福建督軍的秘書長，卸任時，將曆年搜刮所得，裝了六隻大皮箱，其中全是珠寶古玩，派人押運來上海，準備在租界當寓公。不料船到上海後，發現六個箱子全不翼而飛。楊得訊後，請鬆滬護軍使代為查訪，毫無結果。改請杜月笙幫忙，隻三個小時，就全部追回來了。楊某感激之餘，拿出4000元，請杜月笙轉酬其部下。杜月笙堅辭不受，說：“自家人，交個朋友。”這算是運氣好的，有些人同樣失財失物，求到杜月笙時，雖也能拿回原物，但得破一筆財，因為那竊賊將物件全送進當鋪，看“杜先生的麵子”，還過來一疊當票。

杜月笙還供養著一大批軍政界失勢的名流，如籌安會六君子之一的楊度，在袁世凱帝製失敗以後避居上海，杜月笙請他做秘書，每月供奉大洋五百，還送一棟住宅。楊度在清末民初可是“帝王師”一流的人物，居然被杜月笙收羅來，可見杜的氣派不小。此外袁世凱多年的心腹秘書張一麐亦受過杜的接濟，原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的章士釗，在政界失勢之後也成了杜的法律顧問。此外上海灘的名律師秦奎聯也是他的法律顧問。杜月笙有什麽事情需要打官司，就讓他們兩人出麵，沒有不贏的道理，這兩位雖然貴為上海灘上的一流大律師，卻甘願為杜月笙效“犬馬之勞”。當然，杜月笙給他們的好處不小，過年過節都有紅包，此外如果是為一些富翁打官司、敲竹杠，這些律師是可以撈不少的，而杜月笙向來包攬替富翁了斷家務的糾紛，這時候讓這幾位律師出麵，既體麵又實惠。

也許，在杜月笙成為紳士的路上最有用的，還不是這些軍政界名人，而是上海的文化與新聞界人物。上海灘最著名的明星電影公司曾得到杜月笙的大力支持，其攝影棚還一度就設在杜月笙的一處宅子裏。為了報答杜的保護與支持，杜月笙開祠的時候，電影公司免費為這盛大的場麵拍了一部紀錄片——這是上海的第一部紀錄片。他的勢力稍有規模之後，最為用心延攬的就是新聞界的記者、編輯和老板。杜月笙一度是上海兩大報館《申報》

和《新聞報》的董事，還是《商報》、《中央日報》等十一家報館的董事長或董事、常務董事，所以杜實際上控製了上海的新聞輿論界。《新聞報》

的編輯唐世昌，是他在新聞界收的第一個徒弟，以後上海灘上不少著名報人也或明或暗投入他門下。這些人依附杜月笙後，不但職業有保障，而且每月有津貼，據說有些人拿到的津貼數額還不少，按當時幣值，將所得津貼存入銀行，一年可買一輛轎車。然而，吃新聞飯的人，也等於吃杜月笙家的飯，所以不給杜月笙麵子的話，也就飯碗不保。

據老報人徐鑄成先生回憶，當時的上海，雖然報館林立、文人叢集，表麵上看來新聞界百無禁忌，光怪陸離，但大小報紙有個不成文的規矩，就是絕對不能說“杜先生”不樂意聽的話，於是許多重要新聞，甚至排好了版的頭條新聞，隻要杜月笙“閑話一句”，往往會忽然不見。靠此力量，杜月笙幫助不少達官貴人抽掉了不宜外揚的家醜或“性聞”。然而，誰受其益，也就得為他所製。杜月笙給人擺平了一樁麻煩，幫人渡過了難關，異日他有事托付，那人是絕難開口拒絕的，畢竟人情往還，有來還有往呢。

於是他通過這個途徑又結識了一大幫上層人物。總之，在上海的輿論界中，沒有杜先生抹不平的事情。

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戰中的鐵軍十九路軍得到全國的大量捐款，總計九百多萬大洋（其中杜月笙出力最大），除了衝抵積欠的軍餉外還有大筆餘款，十九路軍將其存入上海某銀行。不久十九路軍開赴福建“剿共”，繼而和紅軍接洽起義了，國民政府當然毫不猶豫地要沒收十九路軍的全部財產，連帶要將其存款的這家銀行一並充公。這項決定是通過上海的“群眾大會”公布的十項決議之一。銀行老板惶恐至極，遭這天大無妄之災，卻隻能坐以待斃，因朝中無人，同業也避之唯恐不及，無人援手緩頰。

有人給他指出一條生路：“去找杜先生試試看。”杜月笙聽了這老板的一番苦情，稍一思忖，讓萬墨林打電話（萬識字不多，記性卻極好，記得幾百個電話號碼，隻要杜一吩咐找誰，他就可以提電話開打），叫來上海社會局局長吳醒亞、報紙編輯唐世昌以及其他一幹謀士，當著銀行老板的麵解決此事。吳麵有難色地說，此事已經在群眾大會上公布，明天就要見報，木已成舟，萬難挽回。杜想了一下，盯著吳醒亞說：“醒亞，你隻要說一句話，你是不是有心幫這位朋友一個忙。”吳忙不迭點頭說，當然當然，隻是確實無法改變了。杜卻說，好，既然你有心，就有辦法。他轉過頭對唐世昌道，明天見報，群眾大會的新聞還是照登，不過——那十條決議改為九條，將銀行充公那一條取消，隻要社會局不追究，我想不至於還有人不識趣來較這個真兒。在座諸人麵麵相覷，那老板卻是感激得連磕頭的心都有了。於是一樁板上釘釘的事，居然就這麽打消於無形。這種操作辦法，是杜月笙利用新聞界的勢力來擺平麻煩事的常例。

他最得意的是日本元老西園寺到上海時，亦對他表示親近好感。有一次杜月笙和範紹增閑談，說起自己和西園寺一直保持聯係，範還將信將疑，認為其吹牛，後來範的兒子去日本留學，杜月笙寫了封信交給範的兒子帶給西園寺，果然大受關照，範這才大開了眼界，對杜月笙關係之廣實在佩服至極。

其實，日本人知道杜月笙的民族情感很重，明的暗的支持各種抗日活動，所以他們一直想收買杜月笙。曾做到日本海軍軍令部次長、海軍部長的永野修身（是製定並批準偷襲珍珠港的海軍將領）某次來上海，特意拜訪杜月笙，提出日本軍部和杜月笙合資創辦金融事業，杜月笙婉拒了。永野修身乃進一步提出，日本軍部可出資兩千萬日元供給杜月笙，為其所用，而日本方麵並不具名，他們的意思，隻要能和杜月笙形成合作關係，代價是在所不惜的。然而杜月笙仍舊不肯上鉤。他當然深知，這筆錢拿起來燙手，一旦伸手，就被日本人套上了韁繩和羈頭，會有那身不由己的時候。杜月笙一輩子弄錢用錢耍錢，豈不明白此種道理？但由此也可見，杜月笙的勢力之大，已經大到任何想左右上海局勢的勢力，都不得不主動來結交。甚至連李頓調查團來到上海，杜也曾盛情招待。

他的朋友超出了上海，超出了中國。

4．人在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反過來說，“江湖”也就是人海。浪跡江湖首要的是得人心，得人氣。當年上海灘上對黃、張、杜三聞人的評價是，黃金榮好財，張嘯林好打，而杜月笙會做人。黃金榮好財是上海灘上眾所周知的事。比如，青幫“老頭子”收門生的時候，門生一般都得“孝敬”

老師一筆拜師費，少則幾百，多則幾千。黃金榮很看重這一筆收入，對有人來拜門生帖子，來者不拒，結果鬧出不少“爬香頭”的事來。所謂“爬香頭”，也是幫會切口，是指門生拜過一人做老頭子後，又越過自己的“老頭子”和老頭子的老頭子攀師徒關係。這是幫會大忌。但黃金榮既是“大”

字輩人物（他實際上是個“空子”，就是並未真正加入青幫，排不上輩分，但又自稱在幫的人），對幫會規矩不放在眼裏也不是第一次，他收的門徒裏就有不少為了炫耀勢力而“爬香頭”的“叛祖”人物。張嘯林好打，這人及其手下動不動就“以武力解決”，橫衝直撞，氣勢洶洶，霸氣十足。

雖然“三大聞人”裏就張嘯林文化水平高，但也隻有他行頭最粗魯，三字經不離口。杜月笙“會做人”，但“會做人”這三個字說起來簡單，“做”

起來真不容易。

“會做人”首先就要會“看人”。據說，杜月笙品評天下人才，列為四等：

有本領而無脾氣者列為上等，有本領也有脾氣者列為中等，無本領亦無脾氣者為下等，至於一無本領反而有脾氣，則根本不入流。根據他這標準，他自己無疑是上等了。他看重的人才，是那種如韓信可忍**之辱而終能奮發有為的人，所鄙棄的是那種一挫即折、表裏不一的人，至於是否人品端正、才幹傑出，倒在其次。他的門下雞鳴狗盜、鼠竊狗偷者眾，隻要不犯他這評點“人才”的幾個忌諱，是不會被他鄙棄的。他曾受嚴九齡等英租界大亨之辱，曾受法租界華董魏廷榮等紳董派之辱，曾受李宗仁之辱，這些他都忍了，忍過之後他卻以自己的實力來爭取到這些人的畏與和——未必是敬。

杜月笙如果看準一個人是可造之才，將來大有發展前途，那麽一定要竭力結交，哪怕現在他一文不名默默無聞，哪怕將來他照樣窩囊一世籍籍無名。他之結識戴笠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在他看來，世間最劃得來的買賣，既不是求田問舍買地置產，也不是賤買貴賣滾利生財，而是“買人心”。

話又說回來，真正的“人心”是“買”不來的，是用“心”“換”來的。

他用人也有一套，即用人之長，避人之短。杜月笙最信任的門生陸京士在杜死後回憶說，杜月笙一生嚴格遵守他所創立的幾個原則，其中最重要的即是“知人善任”，他無論在何種情形下，處理人事問題，從不假手他人。他腦中仿佛有一個巨大的人事資料庫，但凡他接觸過的人，這人的脾氣性情愛好乃至才幹長短，他都能琢磨出幾分底細，若交往幾回，則此人就被他琢磨透了。一旦有事，這些人事關係一索即得，腦中馬上能想起這事哪些人可以派上用場，該怎樣擺平。每一次國民政府有什麽新的黨政和經濟政策出台，杜月笙都會請來一幫專家和智囊開會，向他講解、介紹情況，商量對策，這就可見其囊中人才茂盛。他自己不懂的事，一定請別人不厭其煩地教他。杜月笙最為人所不及者，則是所有他的門生和朋友，其生活情況他都了然於胸，誰最近缺錢了，他知道了，準會主動派人或親自送上一筆救急。

杜月笙一生的影響力就奠基於這麽幾顆對他死心塌地的忠心和衷心上。

這些人心都是他一手培植起來的。例如川軍師長範紹增，就因為杜月笙看中了他的性情與用場，用心結交，建立了情同手足的關係，從而使他抗戰後期轉至四川時照樣能得風得水。不過範紹增活到了解放後，回憶起杜月笙的時候，倒了不少關於杜月笙的黑幕。

論範的職務，他不過是雜牌軍川軍的一個師長，但他是長江上遊一帶赫赫有名的袍哥首領，所以其勢力不是一般的師長可以比肩的。而且他很有錢，是四川數一數二的財主。杜月笙和範紹增拉上關係，是有一次杜的一個朋友要去四川開辦“嗎啡廠”（盈利比販賣鴉片要高得多，但杜月笙自己不幹，成全別人幹），杜寫了一封介紹信，希望範紹增保護一下，範紹增對杜月笙是“神往”已久，隻是無緣識荊，現在當然巴不得為杜月笙做點事以示好。杜月笙很領情，凡是捧他的人，他加倍捧還。後來範紹增特意來上海遊玩，杜月笙待之以上賓，吃喝玩樂樣樣奉陪，將範紹增款待得受寵若驚，從此對杜月笙服服帖帖，有求必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