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小杜城南(1)

成名後的杜月笙是個“文雅”的人。這一點從他的外貌、風度就看得出來。

“他身形瘦削，溜肩膀，兩隻長胳臂毫無目的地擺動著。身子上穿著一襲弄髒了有汙點的藍長袍；一雙平腳踏著雙邋遢的舊便鞋，沒有下巴頦，不過耳朵倒挺大，象蝙蝠的耳朵，兩片冷酷殘忍的嘴唇中間露出一排大黃牙，完全是一副吸毒者的病態……他拖著腳步走過來，不時無精打采地左右轉動頭，看看是否有人跟在後麵。……他把一隻毫無生氣的冷冰冰的手伸給我。這是一隻瘦骨嶙峋的大手，有五個沾滿鴉片煙跡的兩英寸長的灰爪子。”

這是　46歲的杜月笙，一位外國女記者筆下的杜公館主人。這位女士也許是對有關杜月笙“殘忍”的故事聽得多了，初次一見到杜月笙，居然看到了他“兩片冷酷殘忍的嘴唇”，將他描述成一個人間怪物。其實，從麵子上看，絕對看不出杜月笙是個“冷酷殘忍”的人。相反，他是一個看上去文弱而深沉的人。

1．東方之樂杜月笙平日不發病時，脾氣很不錯，對待左右，不打不罵。他與萬墨林、鬱詠馥（為杜燒鴉片煙的隨從）三人，在沒有外客時，大家海闊天空，亂拉亂扯，毫無拘束。即使會見外客，他也總是彬彬有禮，絕不會待人冷淡，令人疏遠，而他交遊廣闊，一天到晚，應酬極忙，每每與人接談，都能做到賓主盡歡。有人說他煙鋪上掛有一塊水牌，開列著一天中該去應酬的人家。其實水牌是不掛的，每天由賬房把接到的請柬帖子排一排隊，按著主人的地位與情麵大小，分別輕重先後，列成一表，給杜過目後，通知司機、保鏢等人，照單行事，可見其人情往還，絕不疏怠。

杜會客時，先是側耳傾聽對方的話，等到人家講完，才稍微沉吟，再緩緩說上幾句。妙在要言不煩，語中肯綮，聽者動容。而且杜月笙講的，一般就是解決問題的辦法，道理就在辦法之中。有人說他福至心靈，其實這正是他做人的訣竅之一：藏拙。他本來胸無點墨，說話不會有什麽文縐縐精彩之處，而且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懂的東西很多，所以事到臨頭，他隻揀自己想明白了的說幾句，說在要害處，讓人有豁然開朗的感覺。

於是大家都知道杜月笙不說則已，一說必有道理。

當他在社會上漸漸有了點名聲後，為了交結所謂上流社會，以往的穿戴作風就有必要改動一下了。在杜月笙的時代，上海街頭的小阿飛或癟三、白相人的打扮，是可一眼看出的，不外乎帽子歪戴，袖子卷起，煙卷斜叼，手插在上衣兜裏，歪著腦袋，拖著鞋子走路，不用正眼看人。勢力大一點的，夠得上稱為“大亨”的，做“馬路巡閱使”時，那風度又稍有不同，一般是一水的亮晃晃、滑溜溜的拷綢衫褲，大拇指翹起來，上麵一隻數裏外就晃眼的扳指或金戒指，脖子上是念珠般粗的一串金項鏈，身邊必定還有幾個戴墨鏡的跟班，吆五喝六，威風八麵。

但杜月笙絕非如此做派。他自從進了黃公館之後，自始至終是一副文質彬彬的樣子，尤其是住進了杜公館，交結了上流社會之後，為了學紳士模樣，他很是下過一番工夫。最初穿長袍馬褂很是不習慣，但其毅力不凡，以後他做到了，在任何公共場合露麵，甚至大熱天在家裏見客，都是穿起長衫，去見有地位的人，還得罩上馬褂。他不但自己這樣做，還要求他的徒子徒孫們也這麽打扮。但也有人說，杜月笙穿長袍馬褂，是因為他身上有文身，他再不願意昔日下層生活的痕跡留在他的紳士生活中。

杜月笙開始學認字了。1928年以後，他請人在家教他識字，一段時間每天練寫幾百個字。幾年後，他的程度可以讀報了，每天都看報紙新聞，而且看得特別仔細。他會關注各種慶典消息，看看什麽人舉辦慶典沒有通知他消息，然後區別情況一一打點。這或許是他運思其人際網絡的一個獨特途徑：看看哪些地方是自己的影響還沒到場的。

他說話一向不急躁，現在更是斯斯文文，在公開場合和交情不夠的客人麵前，他從不隨便多講話。故初次和他見麵又不了解他出身的人，一下子識不出他的廬山真麵目，絕不知道此人城府之深，手段之老辣，上海灘一時無兩。

自從杜月笙當了幾十上百家企業的董事長以後，需寫字尤其是簽名的場合甚多，為免被人恥笑，他對自己的姓名杜鏞兩字，早晚勤練，居然也寫得像模像樣了。說起來，他這文雅的名字杜鏞還有個來曆。

這個名字是民國元勳、國學大師章太炎給他起的。杜月笙怎麽和章太炎攀上交情的？有傳聞說，章先生晚年索居蘇州，雖名聲在外，但經濟上並不寬裕。某回，章的侄兒在上海法租界與人發生房屋糾葛，就求助於章太炎。章太炎在當時雖隻是一搦管書生，但因為是革命元勳，畢竟也有些影響。可他所擅長者也不過是在文壇舞墨、學界耍刀，要他“春秋折獄”

或許他還能稍盡綿薄，要辦這種“纏訟”的事情，隻好徒呼奈何。他情急之際便修書一封致杜月笙，懇請其援手。杜閱信後大喜，頓生“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之豪邁，不僅鼎力相助，事畢還趁機親赴蘇州，登門拜訪，向章“匯報”此事經過，末了在茶幾下放一兩千元的銀票，算是孝敬。章老先生自然感佩不已，對杜的熱腸俠義大加讚賞。此後杜“孝敬”不斷，見麵禮越來越重。兩人的關係也日益“鐵”了起來。對於這一章、杜訂交的緣由，章氏的後人頗不以為然，認為這是無中生有，因為章氏根本就沒有什麽與人爭房產的侄子。但章太炎後來不惜一代樸學大師的身份，親自為杜月笙來曆不明的家族寫祠堂記，這件事也足以證明兩人非泛泛之交，至於兩人緣何結識，倒並不重要。

有一次，杜月笙和章太炎坐談，不知怎麽說到了杜月笙的名字（其時杜月笙還沒有改名，還叫“杜月生”）。章太炎談鋒正健，說君家這姓還有些來曆，隻這名字有些不夠雅致。杜月笙不以為意，反而趁勢很誠懇地請章氏為他重新起個名字。章太炎對所有經書典籍都爛熟於心，念頭一轉，馬上解釋了一番：東方之樂曰笙。《周禮》上說：“凡樂事，播鏞，擊頌磬、笙磬。”鄭玄注：“東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然後，章太炎給他起了一個新名字，大名為“鏞”，再在“生”字上加個“竹”字頭，月笙作號。這樣，一麵保存了乳名的原音，一麵又寓有發揚光大的意味，典雅不俗。杜月笙一聽，喜得合不攏嘴，連聲說好。這個名字，的確無懈可擊，既典雅莊重，又淵源古拙，還切合杜月笙的出生來曆，沒有比這更妙的了。從此以後，凡是公開正式場合，他都用“杜鏞”兩字簽名。1930年10月18日法租界當局公布華董的名字，寫的便是“杜鏞”。不過，私人用章，仍是“月生”，因為他身邊常掛著一顆黃金小圖章，長度不滿半英寸，鐫著“月生”兩字。

有了一個文雅的名字，結交一幫文雅的朋友就顯得多了些底氣。

2．“興革舊儀”

1932年11月，杜月笙在陸京士（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候補委員）等人的策劃下成立了恒社，這是一個俱樂部形式的幫會組織。會員平時在俱樂部（有固定會址場地）聚會，吃喝玩樂、聚談商議，來的人都是杜月笙的門徒。

之所以成立這個組織，是因為杜月笙覺得，青幫“開香堂”收徒弟的一套傳統方式，已經不適應廣收海內“英雄”的需要，也限製各式“英雄”投奔門下了。他在此之前收徒弟，已經改變了很多原來青幫收徒的“繁文縟節”，但他覺得要籠絡一批有地位、有知識的心腹，光用青幫還吸引不了人。

恒，是取意於古書上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如月之恒，如日之升”，隱隱含有以杜月笙為中心，也以他為立身處世的最高“典範”的意思。社名則是陳群給起的。另外還設計了一個社徽，中間是一個斜月和一個大笙，四周有十幾個繁星環繞，“眾星拱月”的含義就更清楚了。陸京士、洪雁賓（寧波實業銀行經理）、周孝伯（律師）、蔡福棠（長豐地產公司）等人任該社常務理事，唐世昌（《申報》編輯）等為該社候補常務理事。構成杜月笙不斷增長的權勢力量的網絡的各種線索，就匯聚在1932年11月成立的恒社中。恒社作為一個上流人物的組織，其大門並不向杜月笙所有的弟子開放，僅限於有社會地位的人。在1933年2月至1937年5月四年間，會員增加了四倍多，由130人到564人。在已有較詳細名單的402人中，多數為商人和實業家，占54％；其次是政客和政府官員，占24％；再次就是自由職業者（律師、記者、醫生、教師等），占13％；數量最少的是工會（國民黨控製的郵電工會）領導人，占6％；還有軍官，占3％。

恒社重要人物陸京士在恒社3周年紀念會議的演講中，強調了恒社作為杜月笙私人組織的性質，他說，恒社隻有一個領導人、一個中心，那就是杜月笙，所有恒社成員必須為杜先生效犬馬之勞，其口氣，倒頗似當時流傳甚廣的口號：一個黨，一個領袖。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杜月笙的恒社，因為和上海資產階級、國民黨政客、政府官員的聯係，成了上海青幫中最有勢力的私人組織。

從恒社成立到1951年8月他死為止，杜月笙心目中認為最得力，可以重用，可以托以大事的徒弟，是陸京士。早年，陳立夫曾對人說，陸京士忠於杜月笙，超過忠於國民黨。這也可見陸對杜的態度和關係。所以，杜對陸言聽計從，所有恒社的主要社務活動，重大決定，都是有陸參加的。

杜臨終前，電召陸京士到港麵訣，而他臨終電召的門人，隻此一人。

這個恒社，就是杜月笙一幫門徒尋歡作樂的場所。後來因為來的人品位雜陳，有的公然召妓，影響很壞，所以成了紳士、“愛惜名譽”的杜月笙就很少涉足這個場所了。在日常娛樂和嗜好上，杜月笙酒喝得不多，賭則是生平最愛，但他自以為有了身份了，不再和徒子徒孫們一起賭，也不在公開的賭場裏賭，而是在自家公館裏召集朋友聚賭，這樣外麵的人就管不到了。

一個靠煙賭起家而且嗜賭如命的人，居然不再公開聚賭，這是值得尋味的。一個人有所忍，必有所待。杜月笙所期待的，無非是上流社會對他的接納和認可。“上流社會”既在南京的黨國新貴那裏，也在北洋的下野要人那裏。

3．朋友不分新舊，友情不論大小杜月笙如此之大的影響，單單結交國民黨上層人物是難以撐起這麽大場麵的。他的關係遍布全國，在國民黨一統天下之前，杜月笙和各路軍閥、政客的關係就不同一般。他想盡辦法結交各色人物，而且不管這些人正在風頭上還是已經落魄，他都能傾心交結。關於交朋友之道，杜月笙有句名言：“不要怕被人利用，人家利用你，至少說明你還有利用價值。”所以，隻要別人求到他麵前，無論事大事小，無論認識與否，他極少一概推開，而是盡心盡力，予以幫助解決。

辛亥革命前，那時的杜月笙還隻是一個賭場裏“抱台腳”的小角色，根本談不上什麽權勢，但他的“急公好義”、“講義氣”在江湖上已經出了名。有一次武漢新軍中幾位遭清廷通緝的革命黨人途經上海，要去武漢，連盤纏錢都沒有，他們找到了杜月笙。因為革命黨（有很多是會黨成員）中流傳著一個說法，落難到上海，實在沒辦法就去找杜月笙，不管認識不認識，他都會幫你。果然，杜月笙毫不推托，就開始設法為這幾位朝廷要犯籌資。他自己沒錢，但想了個辦法去訛詐賭場老板。他讓這幾位殺氣騰騰的壯漢拿著幾個空香煙筒闖到杜所在的賭場來“鬧場”，賭場老板不知這幾位英雄來曆，忙叫杜月笙過來問出了什麽事情，杜月笙一番“交涉”，回報說這幾位手裏拿著炸彈，是革命黨來“借盤纏”的，不給就炸場子。

老板慌了手腳，立馬從賬房支出幾百元，讓杜去了結此事，杜為了撇清此事和自己無關，還特意推讓一番，讓老板親自去交錢，老板不敢，杜月笙就“勉為其難”拿著這一筆盤纏交給這幾位革命黨人，讓他們揚長而去。

像這樣的事，杜月笙幹過不止一次兩次。這些人受了杜月笙的恩情，以後也談不上什麽回報，因為他們說不定連自己的命都保不住。但杜月笙不在乎，他在乎的是，自己的名聲傳得這樣遠，連素不相識的革命黨人也來求自己解困。這樣，他杜月笙的招牌就打出去了，他在江湖上就算“有名號”

的人物——有了名號，就不怕沒有“實利”，“名至”則“實歸”，這是江湖上一般不二的大道理。

江湖上傳聞，杜月笙不會做對不起朋友的事，所以能夠做杜月笙的朋友，那是極有麵子的事。因此有很多不認識杜月笙的人，會千方百計托人結識杜月笙。也不一定非得有事才求到他門上，而是認識了杜月笙，成了他的朋友或門生，一般就不會有人欺負上門。的確，如果杜月笙將你當朋友，你不必擔心自己在上海灘有什麽擺不平的事。

1924年的齊（燮元）盧（永祥）之戰，和杜月笙、黃金榮、張嘯林等關係密切的盧永祥戰敗，逃往租界，是杜月笙力排眾議，收留了盧永祥和何豐林，將自己的房子借給這二位敗軍之將，還負責保護他們的安全。後來他們見上海也不是久居之地，就轉道日本遁往天津、青島等地。杜月笙沒有落井下石，反而是雪中送炭，這在任何時代，都是非常難得的。

1925年11月，皖係段祺瑞手下的第一員大將徐樹錚來到上海。當時皖係和直係爭地盤的齊盧之戰塵埃落定，皖係在江浙和上海一帶的勢力已經瓦解。在皖係的盧永祥兵敗之後，徐還集結皖係餘部，自稱江浙聯軍總司令，率部抵抗齊燮元軍隊，後來獨力難支，被迫出國。他出國不久，由馮玉祥發動的“北京政變”爆發，直係垮台，段祺瑞鹹魚翻身，出任臨時執政，立即委派徐為考察歐美日本各國政治專使，讓他遊曆各國，結交外國政要，遊曆完了回到上海。徐樹錚雖然文韜武略皆備，但為人剛愎自負，得罪了不少人，他這一趟到上海，有很多人是等著買他的人頭的。所以他到上海之前就密遣代表要求“三大聞人”保護他的安全。雖然黃金榮、張嘯林等人不太樂意，杜月笙卻滿口答應。在杜月笙的勸說下，三聞人親自上徐樹錚的坐艙迎接徐樹錚，並一路護送他到達英租界南洋路，自此派人輪班守護，一直到他平安離開上海。可惜，徐後來還是死於非命。他到達北平後，又離京返滬，在廊坊車站被馮玉祥派人捕殺。徐樹錚和馮玉祥結仇，是因為徐樹錚捕殺了同為北洋軍閥的殺人魔王陸建章（曾任袁世凱的軍法執行處處長），而馮玉祥是陸建章的外甥（一說馮玉祥為陸建章的內侄女婿）。

杜月笙對皖係軍閥如此“情深義重”，不離不棄，那並不意味著皖係的對頭來了他就閉門不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