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空手道(2)

看看這些調度，不得不佩服他的先見之明。在盧溝橋事變的時候，上海的一般輿論還是傾向於認為這場事變會和以前的“九·一八”事變、華北事變、“一·二八”淞滬事變一樣，最終以和談告終，不會演變成中日全麵開戰，所以上海還是可以安然無恙。獨杜月笙一人未雨綢繆，在報上發表言論，認為抗戰很快將波及上海，上海各界應該預作準備，奮起支持北京抗戰的二十九路軍。他一方麵組織抗戰後援會支持軍隊抗戰，一方麵為自己的基業打算，開始轉移資產，以上他對通商銀行的處置，就是這種常人不及的先見之明。有人指出，杜月笙之所以“料事如神”，隻是因為有孔祥熙這位內線給他通風報信，當蔣介石下定決心開辟淞滬戰場全麵抗戰的時候，孔祥熙第一時間就通知了杜月笙。

2．布局工商舊上海形容杜月笙發跡靠的是“三楊開泰”，指楊度、楊誌雄、楊管北這三人做他的謀臣策士。從1931年開始，杜月笙全麵插足上海的工商業，在自己銀行家的頭銜上又摞上頂實業家的帽子。這真是他風生水起的一年。

這一年，由楊管北開路，幫杜月笙打進狀元實業家張謇和他三哥創辦的大達輪船公司，杜月笙從此成了水運行業的龍頭之一，很快控製了長江的航運產業。張氏兄弟以在南通興辦的大生紗廠起家，在清末民初橫踞江蘇一帶，上到總理總統，下到督軍巡按，以及府縣衙門，都得買他們的賬。

當杜月笙崛起上海灘的時候，張謇故去，張氏的大生資本集團已經破產，張家的勢力也土崩瓦解，隻剩下張謇的一個獨子張孝若苦苦支撐著幾個企業，其中盈利還算可以的就是大達輪船公司，因為這個公司壟斷了上海至揚州的蘇北航線。楊管北趁大達公司遇到困難時，設法替杜月笙和自己收購大達的股票。1933年新董事會開會醞釀董事長人選時，杜月笙指使青幫頭目戴步祥率領徒眾搶做大達碼頭的工頭，把原工頭張金奎及徒眾趕出碼頭。雙方發生械鬥，警察局長蔡勁軍親自帶了大批武裝警察彈壓，大達碼頭被封鎖起來，輪船無法裝卸貨物，營業幾乎癱瘓。在這種僵局之中，雙方反複談判，尤其是與張、杜兩家都有交情的史量才從中調解，杜月笙如願以償擔任董事長，執掌了大達公司管理權。張謇的兒子張孝若任總經理，楊管北任董事。

杜月笙一旦踏上了航運業的碼頭，他就要在這個碼頭發號施令，不肯屈居人後。當時航運業中的老大是虞洽卿，他本是蔣介石的大金主，其公司叫三北公司。此外還有他同鄉開辦的平安、達興等公司勢力也頗雄厚。

他們看到杜月笙插足航運業，心下當然感到威脅。三北公司、達興公司聯名申請航行蘇北線，但杜月笙暗中授意，讓上海航政局長從中作梗，致其通航蘇北的許可證遲遲辦不下來。虞洽卿等據理力爭，在航運界調停下終於分到上海至海門、啟東航線。可是他們有擺不平的關係，杜月笙卻能擺平，那就是江上做著“阮氏兄弟”一般生意的土匪。杜月笙卻是此道中人，他請出蘇北青幫的頭麵人物“高老太爺”高士奎傳話，讓這些洗劫輪船的兄弟“看菜吃飯”，隻要是大達公司的船就請高抬貴手，至於其他公司，則杜月笙並不幹涉。這樣一來，上了杜月笙大達公司的輪船，就等於上了一道保險，當然是顧客蜂擁雲集。後來，在慘烈的價格戰之後，三北公司競爭不過大達輪船公司，隻好轉而和大達合營，劃分勢力範圍。杜月笙就此鞏固了其航運業的地位。

當時麵粉業為上海十大行業之一，利潤豐厚，這使杜月笙生了覬覦之心。

上海小沙渡路有個華豐麵粉廠，老板盧少棠嗜賭如命。1931年他在賭場大敗虧輸，迫於無奈宣告要將華豐出賣，杜月笙僅以一百零九萬元的低價將其納入囊中，而實際上，這筆錢也不是杜月笙自己掏腰包，他也掏不出。

這時正值通商銀行董事長傅筱庵解除通緝後從北方回來，為“報答”杜月笙，同意以極低的利率向杜放貸。

杜月笙買到華豐麵粉廠後，便把目光放到麵粉交易所理事長的寶座上。

這個位置可製約大江南北數省的麵粉貿易。當時，在麵粉業交易所掌握實權的是交易所常務理事榮宗敬及其弟榮德生。榮氏兄弟是無錫人，早在光緒年間就在上海開設錢莊，並投資於麵粉業。他們開辦的麵粉廠，多達幾十家，創出有名的“兵船牌”麵粉。杜月笙想憑一廠之力奪取麵粉業領導寶座，難度甚大，所以必須另出奇謀。

王禹卿多年來主管榮家以“福新”為廠號的十個麵粉廠，經驗豐富，聲望卓著，是榮氏企業的台柱子。杜月笙的第一步，就是以高價將王禹卿從榮氏兄弟手中挖了過來。第二步，打入麵粉業的行業協會。當時在上海麵粉交易所有兩派勢力，一派是上海麵粉業公會，一派是蘇浙皖三省麵粉業公會。榮氏兄弟的影響主要在前者。而杜月笙有個得力助手叫楊管北，此人祖上在揚州、高郵一帶曾開設麵粉廠，故此與三省麵粉業公會頗有淵源。適逢1931年國民政府裁撤厘金，改為統稅製，這反而加重了麵粉商的負擔。杜月笙抓住這一機會，親自跑到三省麵粉業公會活動，為減輕同業的負擔而奔走呼籲。他的智囊團想出一招，寫了一篇致國民黨中央的呈文，請江蘇省政府轉呈中央實業部，要求特準“補助內地實業”，減稅50％。

當時的江蘇省財政廳長張壽鏞是杜月笙的好友，中央的財政部長宋子文、實業部長孔祥熙，也都與杜交情匪淺，“交關要好”，請他們做個順水人情，不過是“閑話一句”。自然，杜月笙的呈文一級級暢通無阻，最終水到渠成地取得批準。各廠商對杜月笙自是感激不盡。於是，在上海麵粉交易所的股東大會上，在杜氏暗中支持下，榮宗敬等便以其在維護同業利益上無所作為，受到各方抨擊，而杜月笙則在改選中名列榜首，成了上海麵粉交易所的理事長，楊管北被選為常務理事。

就是憑著這五花八門的手段，杜月笙當上了許多大中型企業的董事長、董事或理事。但他並不滿足。

上海華商紗布交易所利潤豐厚，但章程規定隻有該所經紀人才可入場交易。杜月笙並非經紀人，所以不得其門而入。但這難不倒他。首先，他的徒子徒孫混入交易所搗亂，迫使交易所暫停交易，後來是時不時去攪和一番，致使該所無法正常營業。而公共租界捕房早與杜月笙沆瀣一氣，交易所報警並不解決問題，因巡捕房回答說：“捕房隻管屋外糾紛，你們場內糾紛，我們管不著。”到這時候，那些理事終於認識到鬥不過杜月笙，隻得請他幫忙，好歹生意還可以做下去。這時候，杜月笙就乘汽車來到該所，對那批流氓裝模作樣地嗬斥幾聲，頓時交易所秩序井然。當年下半年理事會改選，杜月笙理所當然地當選為理事，複經杜月笙“推薦”，其搭檔張嘯林當選為監事。杜、張並無真正入股，是紗布交易所的大股東吳瑞元奉上的幹股。後來紗布交易所又經曆了一次風潮，杜月笙最終如願以償地登上了理事長的寶座。他真是“及時雨”，隻要有地方“刮風”，他就很及時地出現了，然後別人等著“恩承雨露”。然而，往往那些“風”，也是他刮出來的，為的就是要下雨。

杜月笙躋身於金融、工商界之後，又對上海灘上影響最大的一個華人商界組織——上海市商會——的領導權發生了興趣。此時擔任會長的是虞洽卿，其實和杜月笙關係還算融洽。他在金融界、工商界的勢力和影響都超過了杜月笙。況且，阿德哥（虞洽卿的外號）不僅從商資曆之深非杜月笙這種十六鋪畢業的水果行門徒所及，而且蔣介石當年北伐之後東進江浙和上海時，之所以能一舉，阿德哥也是出了大筆銀子的，故政壇的水深水淺，他都趟過。這樣的人，杜月笙要直接將他拉下馬來，取而代之，一時之間恐難奏效。經過再三盤算，他決定將一個可資利用的人選王曉籟作為替身，將其推上上海市商會會長的寶座。

王曉籟是浙江嵊縣人，在金融工商界上層人士中關係較多，被虞洽卿引為心腹。此人還有個外號“多子王”，可以和四川軍閥楊森媲美，因其姨太太和子女幾乎“多不勝數”。一個可能真實的笑話是說，他在抗戰結束後從重慶返滬，進了自家院子，見一小孩在遊玩，乃興味盎然地摸著孩子的頭說：“小毛頭真可愛，是誰家的孩子啊？”結果保姆匆忙跑出來拉著小孩子說：“寶寶，爸爸回來了，快叫爸爸！”

杜月笙對“多子王”施展了先打後拉的手法。當時王曉籟有意出任魚市場總經理，但不少漁民和魚行經紀人對王曉籟並不支持，可見他在社會下層沒有勢力，不能服眾，即使虞洽卿在上層支持他，也無濟於事，乃向虞洽卿請求辭職。無奈之下，當虞洽卿請王曉籟推薦繼任人時，王曾氣憤地說：“杜月笙！”他或許已經知道，讓自己塌台的後台就是杜月笙。這時的杜月笙並未一鼓作氣換掉王曉籟，倒是轉過頭來去拉攏他。杜很暢快地答應讓王曉籟留任，隻要王聽話就行。一得一失之間，王曉籟自然知道如何取舍，以後便逐步靠攏杜月笙了。此後，杜月笙在魚市場有了股份，被推為董事長。再之後，杜月笙又著手拉攏市商會關鍵人物之一的駱清華，也無不奏效。眼見得舊日心腹逐步跑到杜月笙那邊，而且跟杜是如膠似漆，關係比跟自己還火熱，在商場奮鬥多年的虞洽卿也心生涼意，去意漸生。

於是，在杜月笙的籌劃和力推下，王曉籟繼任市商會會長。此後，王曉籟對杜月笙更是言聽計從，而上海市商會也就納入了杜月笙影響力之範圍內。

3．操縱工會杜月笙是舊上海有名的工會“領袖”，這一點說出來讓人吃驚。不過這裏的“領袖”二字當加上引號，因為他是一個表麵上處在超然地位的勞資糾紛的熱心調解人，自己絕對不去當什麽工會領導人的。但當時上海幾個大工會的領袖都是杜月笙的門人，這是上海灘人所皆知的，所以稱杜為工人領袖亦不為過。

當時的上海工會有“黃色工會”和“紅色工會”之分，前者控製在國民黨手裏，後者則是地下黨的地盤。郵務工會的主席陸京士剛從大學畢業就投身工運，年輕有為，非常精幹，是上海七大黃色工會中很出風頭的一人。杜月笙從別人口中聽到陸京士，非常欣賞，派人去找陸京士，說是杜先生想結識他，請他得空來一趟杜公館。

陸京士初一出道，就得到權勢熏天的杜月笙青睞，自是驚喜過望，有點受寵若驚，連忙登門拜訪。杜月笙對他大大誇獎了一番，更是讓他感激涕零。於是，陸京士順勢提出拜杜月笙為老師，杜月笙滿口答應連聲曰好，這樣，陸京士籠絡了自己一幫兄弟友好，合成十一人一同拜杜月笙為“老頭子”，這就是所謂的工會“十一股黨”。不久陸京士又拉來一幫人合計三十九人一起拜杜月笙的同好顧嘉棠、金廷蓀等人為“老頭子”，這是“三十九股黨”，他們五十人組成了控製上海工會最大的一幫勢力。其中，有幾個秘密員出於利用青幫從事革命的原因也加入進來，如出身郵務工會，1932年當到上海市總工會主席委員的朱學範，就是地下黨員，解放後曾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在1932年以前，杜月笙也出麵調解工潮，但次數很少，而且主要在法租界。自從他的門生朱學範等人掌管工會後，他出麵調解工潮的次數越來越多，範圍遍及全上海。當時國民黨的市黨部和社會局往往對市總工會施加壓力，要求工人不要和資本家對抗，於是工會的朱學範等人就請出杜月笙這尊門神來撐腰。杜月笙出麵說話，誰都要賣麵子。上海市政府、市黨部等機關裏都有杜月笙的門生，如市長吳鐵城手下管地方政治問題的王紹齋、出身工運後來到市黨部管工運並在警備司令部當軍法處長的陸京士，和市黨部執行委員陳君毅等等。杜月笙一出麵調解，當然大家都得給他麵子，因為都是“杜氏大家庭”的兄弟。

杜月笙在1931年杜氏宗祠開祠以後，聲勢如日中天，這也和他經常出麵調解工潮有關。因為這些工運領袖每次請杜月笙出麵擺平工潮後，總要號召各大單位在各大報上刊登鳴謝杜月笙調解的啟事，杜月笙覺得很有麵子，也就樂得出馬排憂解難。罷工積極分子被警察逮捕了，或者受到其他幫會的威脅，隻要朱學範請杜月笙出麵，總是迎刃而解。通常是工人被警察前門銬進警察局，朱學範打著杜月笙的名義從後門將這些人保出來。

杜月笙調解工潮與國民黨黨政機關的態度不完全一樣。他好麵子，自以為在上海灘上主持公道，“一碗水端平”，所以他覺得自己說出去的話各方麵都應該接受，不然就是塌他的場，跟他過不去。所以，朱學範等人組織罷工的時候，事情弄僵了請杜月笙解困，工人這一邊，一般都是扯順風帆，先做一些讓步，給杜月笙麵子，這樣杜月笙就也可以要求資方給他麵子，做出一定讓步。

例如，有些工廠倒閉的時候，工人要求三個月的遣散費，資本家不肯，形成僵局，無人解套。這時候，或者是焦急的工人，或者是怕事的資本家，來求到“杜先生”，請他出麵調解。一般是杜月笙出麵跟工人說，某某老板工廠關門了，生意都做不成，經濟困難，現在的確拿不出錢，但是工人要求三個月的遣散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這樣吧，老板拿不出錢來，他出兩個月的遣散費好了，我出一個月，你們也不要難為人家了。有時候他幹脆越俎代庖，代表資方答允工人要求。他的口頭禪是，某老板不拿出錢來，我出錢，我說話算數。一般情況下，他說得起這句話，因為一般的資本家都不敢不承他的情。但有一次，是1928年12月30日，法商電車公司工人因勞資糾紛罷工，他以法商電車公司的代表身份出場，提出了一個協議，工人依了他的條件，可法商電車公司卻不買杜月笙的賬，杜月笙就隻好自己掏腰包安撫這些工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