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空手道(1)

杜月笙作為上海青幫首領，是躋身金融、工商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青幫其他上層分子在這方麵也不遜色，如金廷蓀開設治茂冷氣公司，同時又是黃金大戲院和逍遙池浴室的老板；馬祥生是雪園老正興和聚商樓等菜館和金門大戲院的老板；高鑫寶開設了麗都花園舞廳；謝葆生開設了卡德浴室，同時又是仙樂斯舞廳和大舞台的老板；芮慶榮在虹口開設旅館、舞廳兼備的月宮飯店，又是新光大戲院的經理。

在上海青幫紛紛向工商界轉身的同時，也有一些工商界人士為求幫會勢力的庇護，主動向青幫首領送上“幹股”，有的還加上一份門生帖子和豐厚贄禮，充當門徒。但是，在上岸“漂白”自己的成就上所有其他青幫大佬，都無法望杜月笙之項背。杜月笙成為紳士最有力的標誌，就是他能夠堂而皇之地左右上海的金融與工商產業，這種力量不僅讓上海灘的銀行家、資本家們望而生畏，甚至南京的黨國要人們也不得不借重之、安撫之。

1928年初，杜月笙、張嘯林等人還在大開賭場（法租界的幾大賭場均由杜月笙保護），但到1931年，他名下的企業已經非常之多，已是公認的工商領袖了。全盛時期，杜月笙擔任著企業、工廠、單位的董事長名義的，就有五十六個，加上其餘常務董事、董事、理事等等，更為可觀，初步統計，他叫得上號的本兼各職（當然是正副職務）一共達到一百三十餘個！

他從黑轉白的手段非常高明。他總是恰如其分地利用他的青幫勢力，在經濟界、產業界的各種衝突中以“中間人”、“調解人”進而是“主持人”

的身份來“排憂解難”，而這些“憂難”暫時解決之後，卷入糾紛的幾方勢力都發覺，他們自此再也離不開這位大熱心人“杜先生”了，否則又將事無寧日。杜月笙總是使自己處在三角形的頂角位置，跨在另兩個對立的角上麵，安穩地建構他的權力金字塔。

所以，有衝突的地方就有“杜先生”，上海灘什麽難事隻要“杜先生”

到場，“閑話一句”，就可解決。沒有衝突的地方，為了能夠打入其勢力，他也會製造出衝突來，再裝模作樣很“公道”地解決。他的解決辦法，總不外乎軟硬兩手，黑白兩道，明暗兩麵。軟的不行來硬的，黑的不行來白的，明的不行來暗的，在這令人眼花繚亂的手段中，杜月笙織就了籠罩上海灘，甚至遍布全中國的權勢網絡，成功地為自己披上了合法的外衣。這些轉變，是從他靠上南京黨政勢力以後開始的，具體地說，是以1929年中匯銀行開張為起點。

1．遍地金銀1928年，杜月笙開始籌備成立中匯銀行，並自任董事長。這是他由以往走私鴉片和經營煙館、賭台等黑社會事業轉向“上流社會”的起點。為什麽他想起要辦銀行呢？這也是他的一位朋友兼謀士錢新之的主意。杜月笙始終不甘於做一個“黑社會老大”。他覺得自己掙了最多的錢，玩了最多的女人，讓所有人都聞風喪膽，這些都沒有多大意思，有意思的是那個他從小可望不可及的風雅上流社會。而要躋身上流社會，盡販賣鴉片總不是辦法。所以，像所有有遠見、有野心的黑社會領袖一樣，他要“漂白”

自己的出身。另外，杜月笙的場麵已經做得很大，其經濟開支日益膨脹，而隨著他從煙賭兩行逐漸退出，原有的收入大減，盤子有點兜不轉了，這時需要有挪用、透支的銀行賬戶。借錢這種事，可以一而再，不可再而三，因此求人不如求己。如此，他必須有幾個正經行當可以充充門麵，有幾個體麵頭銜可以炫耀炫耀。錢新之的建議，就是以銀行業為起點，改變杜月笙的社會地位，使他真正進入上流社會。

錢新之，浙江吳興人。他曾擔任過交通銀行總經理，蔣介石建政後，他曾出任過財政部次長，浙江省財政廳長。因留學法國，與法國上層人物有聯係，被蔣介石任命為駐法公使，但沒有到任。當時，錢新之正擔任中國最有勢力的北四行——中南、金城、大陸、鹽業儲蓄會經理，是上海金融界數一數二的巨頭。杜月笙既然是法租界的聞人，對這樣的場麵人物當然傾心結納，所以錢新之居然肯以官商兩界紅人的身份為杜月笙所用，幫他出謀劃策，也體現出杜結交關係的本事。很快，中匯銀行於1929年正式開張。上海富豪徐懋棠投了一大筆資金。

徐懋棠是英國銀行的買辦，為求得保護，曾拜杜月笙為老頭子。杜月笙收服徐懋棠的故事，也是杜月笙一貫為人和手腕的出色“案例”。徐懋棠的父親徐慶雲死後，留下二千數百萬的遺產，徐慶雲的小老婆要求與徐懋棠分割財產，徐懋棠當然不肯，於是拜杜月笙為“老頭子”，請杜出麵來料理這一樁“家務事”。杜月笙向來對名門巨戶的桃色糾紛、家族內訌或流氓敲詐是樂於排憂解難的，因為一則別人請他是看重他，二是也可從中得利邀名。即以徐懋棠這一樁家產糾紛來說，杜月笙出麵，對徐慶雲的小老婆連威逼帶利誘，以五十萬元打發了她，保住了徐懋棠的千萬家財。

徐懋棠既然將杜月笙這尊神請了出來，那就得隔三差五地“上香進貢”，不要冷了杜家的香案。現在杜月笙要開銀行，徐懋棠二話不說，出了一筆巨資，成了中匯的大股東。中匯的另一個巨額投資者是鬆江的朱如山，朱當時是通匯信托銀行經理，也是杜月笙的門生。這兩位出資都比杜月笙多，但他們隻是“應招”而來，貢獻出錢財以後，萬事由杜月笙做主，杜是董事長。

據說，中匯銀行還有一筆特殊的資金來自法國駐滬總領事柯格霖。這位領事先生在法租界“黑吃黑”，吃得腦滿腸肥，將搜刮來的大筆錢財也存入“老搭檔”的銀行，自然不用擔心會有露餡之虞。此外，杜月笙的老本行——煙賭——的攤檔老板無不是腰纏萬貫，杜月笙隻要招呼一聲，他們的巨額流動資金都從別的銀行、錢莊轉入中匯。當時開張的時候，銀行業的同行都來捧場，送的“堆花”就頗為可觀，所以中匯不存在銀根緊張的問題。於是，杜月笙的銀行一開張，在銀行界就聲譽鵲起，憑借這一炮，杜月笙在銀行業站住了腳。　不久，他又控製了金融界的台柱之一，中國人自辦的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由盛宣懷於1897年創辦，可見和北洋勢力淵源深遠）。當時，通商銀行的大權掌握在上海工商金融界的一位大佬傅筱庵手中。但他眼光不夠長遠，當蔣介石的北伐軍已經打到長江下遊的時候，此君還在到處為北洋軍閥的後起之秀孫傳芳大帥籌措軍費，還組織船隊為孫大帥運送軍隊，所以蔣介石一到上海，就殺氣騰騰給了他一個下馬威，將他通緝，逼得他逃往青島租界不敢露麵。後來經傅筱庵一幫親故的疏通，杜月笙、張嘯林等人出麵向國民政府說情，國民政府撤銷了對傅筱庵的通緝令。傅筱庵回到上海後，於1932年6月改組董事會，順理成章將杜月笙、張嘯林等增添為董事。1934年，通商銀行花了210萬元的巨款，在上海江西路福州路口建造17層的營業大廈，以裝飾門麵。但到了第二年，由於銀行擠兌，銀根抽緊，經杜月笙之手將這座大廈以150萬元的低價賣給了宋子文組織的中國建設銀公司。在這件事上，杜月笙幫助宋子文占了便宜，宋子文則幫助杜月笙繼續掌握鴉片市場的控製權。

然而，杜月笙雖然開始隻是列名為通商銀行的董事，很快地他就成了通商銀行的“太上皇”了，這原因，就如同趙匡胤陳橋驛“黃袍加身”一般，有人擁戴，他自己也樂意。1935年5月，通商銀行出現了擠兌危機。杜月笙以常務董事的身份出麵維持，設法借到些現金，但仍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於是，杜月笙便讓人在運錢時以帆布蓋著車，露出一些真鈔，而究其實，除了露出的真鈔外，帆布底下都是一捆捆廢紙。卡車開到通商銀行門前，在擠兌者眾目睽睽下，門徒們將一捆捆鈔票搬進去，隨即又於夜間從後門悄悄將這些錢運走，如此反複，擠兌者心態漸趨平穩。同時，杜月笙又令門徒拿大把鈔票，在通商銀行裝成存款的樣子。他還召集煙、賭、娼各界老板開會，要他們不要趕這個熱鬧來添亂子。這些老板們看在杜月笙的麵子上，紛紛到通商銀行存款。如此一來，擠兌風潮最終平息下去，危機終於得以化解。6月7日，通商銀行召開董事會，改推杜月笙為董事長，使他取得了通商銀行的控製權。這等於晁蓋上梁山收拾了王倫一般，後來者居上。

不過，知情人說，本來這次擠兌風潮，就是宋子文等南京國民政府的金融勢力和杜月笙一手安排的：他們先讓人在銀行存下大筆款項，然後突然提款，讓銀行措手不及（因為銀行大筆資金投在營業大廈上），同時警告別的同業，不要給通商銀行拆借。這樣一來，這銀行的現金自然斷檔，隻得上門求杜月笙“排憂解難”。“解鈴還需係鈴人”，杜月笙給人家下的套，解起來還不容易？上麵說到的通商銀行大廈賤賣的事，就是在這次擠兌風潮中出現的。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南京國民政府從建政開始，就在想方設法控製全國尤其是上海的金融命脈，而杜月笙則和這股勢力合謀，趁機坐大。上海的資本家們，如果不和這股力量合流，就隻有逆來順受。

這是老派買辦資產階級和二十年代新崛起的軍政勢力之間的衝突。

傅筱庵對自己大權旁落一事耿耿於懷，可抗不過杜月笙的“人氣逼人”，隻得忍氣吞聲。後來，他終於有了一個機會翻身，那就是全麵抗戰開始，杜月笙避往香港的時候。因為傅筱庵一直和日本人做生意，所以抗戰一起，他認為發財的機會來了，不肯隨國民政府內遷，日本人也正在物色有身份有實力而又願當漢奸的頭麵人物出來“維持秩序”，所以，淞滬戰役硝煙還在彌漫，傅筱庵和日本人已經眉來眼去了。日本占領上海，將租界以外的市區改為“大道市”，意出《禮記·禮運》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似乎還真想把個上海灘建成“王道樂土”，但當時的上海人暗中稱呼這個“大道市”為“大盜市”，倒也名實相符。傅筱庵在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治下一直憋著一口氣，現在就自然落水當漢奸，儼然成了這個“大盜市”

的首任市長，上任伊始，氣焰不可一世。

據說傅筱庵的一位公子在通商銀行的樓道裏，見到了杜月笙的手下楊漁笙，陰狠狠地招呼他讓他夾緊尾巴，說被日本人抓住就活不了，這就是傅筱庵要和杜月笙等人算賬的先聲了。杜月笙當然聽到了這些不利的消息。

現在上海是日本人的天下，杜月笙的勢力一貫都是在租界裏的，而現在日本占領上海華界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當局對日本也已經畏之如虎了，不敢去撩撥日本人的虎須。當時白人出了租界，經過日本占領區的時候，日本軍人迫使他們鞠躬，稍有不從就打耳光。這在往日，這些白種洋人早已經暴跳如雷地動槍動炮了，可如今歐洲一場大戰將英、法兩個老牌帝國打得奄奄一息，對日本這個新晉帝國隻好低眉順眼，洋人受了欺負也隻能忍了，何況中國人？所以杜月笙現在忌憚傅筱庵這個落水漢奸也不是沒有來由，因為現在輪到傅筱庵“坐莊”了。

傅筱庵得意得太早了。杜月笙自己雖然已經離開上海灘，他的大批門生卻還是紮根在上海，傅筱庵要動杜月笙的基業，遠不是想象地那麽容易。

杜月笙離開上海的時候，吩咐他的親信萬墨林、徐采丞留守上海，萬掌管內務，徐照應外場，杜家的“天下”依然根基穩固。杜月笙特別關照萬墨林，對戴笠軍統一係的抗日活動要全力支持。而軍統在上海淪陷初期的主要抗日活動就是暗殺落水或即將落水的大漢奸，軍統負責鋤奸的特別行動組組長陳默，既是戴笠的心腹，又是杜月笙的門生。因為杜月笙還在上海埋下了這一招伏棋，傅筱庵就還是鬥不過杜月笙，傅筱庵當上“大盜市”市長不多久，就身首異處了。

原來，杜月笙的門徒和軍統特務打動了傅筱庵的一位山東大廚，這位廚子對傅筱庵做漢奸很不以為然，加上軍統答應保證他的安全，給他獎金，他就在夜裏用菜刀，剁瓜切菜般砍掉了傅筱庵的腦袋。很短的時間裏，陳默的行動組暗殺的有前北洋政府的總理唐紹儀等名人（唐紹儀的家人一直堅持唐並非要做漢奸，是被誤殺），一時之間那些想做漢奸的人整天提心吊膽。

杜月笙在香港淪陷後轉到重慶，開始時手頭很是緊張，上海灘上揮金如土的做派難以為繼，所以就想著在重慶重起爐灶，再辦銀行。他在抗戰一起就算計好了，讓通商銀行於1938年4月與四明、中匯兩銀行在香港設立聯合通訊處，將通商銀行各地分支行的有價證券742萬元運抵香港，寄存於美國大通銀行。同時杜月笙關照門徒將上海大部分庫存現金及一切重要單據、債券移存美國花旗銀行。1941年7月，又從上海抽出150萬元資金轉移到重慶，這正是珍珠港事變美日開戰之前不久。1943年6月，杜將重慶分行改為總行，並先後在蘭州、西安、洛陽、寶雞、成都、衡陽、桂林等地設立分支機構，利用投資或貸款，滲入和控製各地的工礦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