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白手套(3)

1932年1月，蔣介石東山再起，重返南京，戴笠也時來運轉，蔣授意戴成立特務組織“中華複興社”，戴笠任特務處長，從此戴笠一路高升，曆任要職，尤其是掌握情報特務係統，令人聞之色變，直到1946年3月戴笠飛機失事葬身火海，戴笠都是蔣介石最信任的心腹之一。杜月笙1931年開始到1937年上海抗戰開始，近十年的“黃金期”，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和戴笠早年建立的這種特殊關係。可以說，隻要戴笠還掌權，杜月笙就不可能倒，因為在一個實行特務統治的中國，戴笠的勢力遍布全中國的各行各業，即使孔祥熙、宋子文、陳誠這些蔣介石倚為幹城的人物，對戴笠也得禮讓三分。

杜月笙和戴笠之間的關係，遠不是金錢或權力利用的關係，而是一種從感情到利益的共生關係。據說軍統機關如一時周轉不靈，戴笠總是親筆寫個條子，囑咐經管人去找“杜先生”。對此，杜月笙總是有求必應，做到了隨用隨取，而且所有賬款往來絕對是“無息貸款”。不要小看“無息貸款”這一承諾，因為抗戰期間，中國物價飛漲，貨幣飛速貶值，貸款利息都是百分之幾十銀行才能勉強保本，杜月笙“無息貸款”給戴笠的軍統，等於倒貼百分之幾十的本錢。抗戰期間戴笠手下在上海活動，杜月笙對自己的門徒說，凡是軍統的人來找，要錢給錢，要物輸物，要人出人，就當是自己的事。所以，軍統在上海的鋤奸等特務活動，有不少就是杜月笙的門徒完成的，為此這些門徒生死置之度外，受了不少苦，比如杜月笙的大管家萬墨林就為此先後兩次坐牢，在牢裏被打得皮開肉綻，幾個月起不了床。

當然，戴笠對杜月笙也絕對“夠朋友”。因為他的身份非常特殊，到上海他決不能公開露麵，所以他如果到上海，必定住在杜月笙為他安排的地方。他有什麽發財的門路，首先想到的肯定不是別人，而是杜月笙。

1943年前後，杜月笙與戴笠私下合作，成立了一個通濟公司，由杜任董事長，並把錢新之拉去擔任副董事長，實際上，戴笠才是大老板。這個公司倚仗戴笠的特權，做盡了任何奸商所不能做的生意。原來，國統區的輕工業很不發達，一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產量非常有限，已經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威脅到國民政府的統治，而淪陷區日本人掌握的戰爭資源也非常有限，他們缺鋼少鐵，更缺少一些有色金屬，軍火工業難以為繼，而中國產有色金屬的省份如江西、湖南基本上還掌握在手裏，所以，出現了戰爭史上千古難聞的奇聞，中日兩個交戰國為了使戰爭能夠繼續進行下去，竟然私底下做起了以貨易貨的生意：國統區以有色金屬、桐油等戰略物資交換日本人掌握的棉紗、棉布。這種秘密交易實在不可思議，要是捅開來，不止國統區的人民會義憤填膺，連世界輿論也會驚詫莫名。當時不準出口軍火工業原料，這個公司卻大量運到淪陷區去賣給日本人，讓敵人製成軍火來屠殺中國人，又能夠從淪陷區換回在後方能賺大錢的棉紗布匹等日用必需品。當時，交通檢查、戰時貨物運輸等大權，都操在戴笠手上，所以隻要戴笠放行，就沒有什麽障礙。戴笠看到這是賺大錢的機會，馬上想到由杜月笙出麵來組織這種易貨交易，杜月笙從中獲利極豐。

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授權戴笠處理漢奸問題。這又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因為淪陷區日偽多年搜刮來的財物都得沒收，大大小小的漢奸為了逃避懲罰，都不惜錢財到處鑽營打點，國民黨的“接收大員”手中的一點點權力都能換來大筆大筆的金錢，所以很快的“接收大員”變成了“劫收大員”，一個個撈得盆滿缽滿。戴笠掌管漢奸處理問題，手中的賺錢機會就多不勝數了。但他絕對不自己出麵，而把這些機會拱手讓給杜月笙。當然，我們大可以說，杜月笙的就是他的，兩人本來就是不分你我的關係。

當時的情況是這樣：那些地位極高的大漢奸如陳公博、周佛海等人如何處置，這得蔣介石拍板，等而下之的“中等”漢奸，怎麽處置戴笠說了算，但戴笠放出風聲來要從嚴辦理，絕對不徇私情，他也不接受任何人的請托——但是有例外。這個例外就是杜月笙。別人請托從輕處罰都沒有用，但杜月笙到戴笠處說情，則戴笠無不從命。這已經成了上海灘上公開的秘密。

所以那些大小漢奸聞風而動，擠破了杜家的門檻，花了無數的錢財，隻為得杜月笙在戴笠麵前說一句話。杜月笙當然很有分寸，哪些人可以放，哪些人放了民意無法交代，這些他心裏都有本賬，所以也不讓戴笠為難。而且，杜月笙也不會當麵向戴笠通情，而是通過戴笠的心腹王新衡轉達，而王新衡也是杜月笙的門生。所以這兩兄弟一個唱紅臉一個唱黑臉，狠狠撈了一票。

不過，那些漢奸的錢財也都是民脂民膏，他們發的不義之財，擠出來也不冤枉他們。

也有杜月笙保不住的人。他有一位門生姓羅，是大毒販，在上海淪陷期間做了漢奸，但正是這一時期他對杜月笙反而格外巴結，杜月笙客居香港期間，其用度所需錢財大都由他供給，所以清算漢奸的時候，杜月笙非常想保住他。杜月笙將他藏在自己的公館裏，讓軍警沒法來抓人。後來戴笠親自來杜公館，對杜說，月笙哥，這個人我可以看你的麵子放手，但自此以後，我們就再不要談兄弟交情，你自己決定，杜月笙無奈隻好交人。

因為杜月笙和戴笠之間有如此砣不離秤、秤不離砣的關係，戴笠一死，杜月笙非常地傷心。得到戴笠飛機失事消息的時候，杜月笙正在玩牌，一時之間大驚失色，繼而麵如死灰，大淚滂沱。後來，他給戴笠的兒子送了幾十萬的奠儀。有一年，去戴笠的墓上奠掃，還恭恭敬敬地三鞠躬，眼中含淚，悱惻傷神，這是杜月笙成名以後沒有的事——誰當得起他的三鞠躬？

誰又值得他流淚？戴笠的死，是杜月笙勢力衰落的先兆。

3．押寶多押一方莫看杜月笙和南京的黨國要人關係“鐵硬”，這隻是杜月笙的一麵。

其實所謂的南京國民政府，一直到其1949年被推翻，始終都是不穩固的，國民黨黨內有派，黨外有黨。蔣介石縱使名義上成了“當之無愧”的最高領袖，但也時時有“後顧之憂”，經過他的金錢收買，馮玉祥、李宗仁等人的部將不少都歸附了他，張學良和他結成了同盟，但新桂係卻始終隱然有抗衡之勢。且看國民黨新桂係的開山祖李宗仁在其回憶錄中一段意味深長的話：“我黨中樞領袖，不自覺其在政府中地位的尊嚴，竟與這批流氓稱兄道弟，不以為恥。官箴全失，斯文掃地，比起北洋軍閥，猶等而下之，實堪浩歎！”他說的“我黨中樞領袖”，當然就是蔣介石總統，而“這批流氓”，無疑說的是杜月笙、黃金榮之“流”。

蔣總統的確和這些流氓混得過近——每逢黃金榮、杜月笙家族有婚喪祭祀，除各路軍政要員都前來拜謁外，總有蔣介石的軸幛懸掛在中堂，來裝點門楣。在黃家花園（今桂林公園，落成於1931年）四教廳前麵，還豎立著一塊高六七尺的石碑，上刻“文行忠信”四個大字，上首記“中華民國十九年”，下麵題“蔣中正贈”。蔣介石與上海黑幫的關係，就是這樣到了黑白一家，不分彼此的地步。在蔣得勢之時，各級禁煙機構中，國民黨當權者居然故意安插向來販賣煙土的青幫分子來“查禁煙土”，杜月笙就是上海市禁煙委員會三大常委之一，真可謂賊喊抓賊，原本一家。

李宗仁既然敢如此譏評這幫流氓和蔣總統的“深情厚誼”，他自己當然是“身家清白”，不與他們“同流合汙”了。的確，有一年李宗仁經過上海，杜月笙出於廣交天下英雄的作風，一聞李將軍來到，馬上托人盛情邀請李，欲為其接風洗塵，也好傾心結納，但李宗仁看不起杜月笙，杜托人說了幾次，李拒不“賞臉”。杜當然知道李宗仁這種姿態就是看不起自己。

他雖然覺得很沒有麵子，但其時李宗仁正手握數十萬雄兵，杜月笙丟了麵子也不敢有所怨言，隻得作罷。

後來，李宗仁卻還是被“逼”到了杜月笙的宴客桌前。這是因為他也有用得著杜月笙的一天。事情還得從當時政界的倒蔣風潮說起。北伐之後一直到三十年代初期，蔣介石的地位並不穩固，馮玉祥、李宗仁、閻錫山、胡漢民等人都欲將蔣介石拉下馬來。所以胡漢民和李宗仁就合計來整垮蔣介石。通行的看法是，杜月笙與蔣介石有深厚的私人情誼，上海幫會曾是蔣介石政權剪除異己的工具。另一方麵，胡漢民等人則是較為清白的政客，與黑社會應該無涉。但現在有不少材料表明，1931年胡漢民與蔣介石徹底決裂後，胡與杜月笙、張嘯林等人也走得很近。1931年底，胡漢民在“約法之爭”中失勢，離寧經滬南返，一般人懼於蔣介石的淫威多避而遠之，杜月笙則親往迎送，以示上海是他的地盤。胡漢民也禮尚往來，“漢民往來函電稿”中就有他為杜月笙、張嘯林等祝壽應酬的內容，陳群則是胡與杜之間的聯絡人。胡甚至曾企圖借助杜的幫會力量在上海抗衡蔣介石。所以，世易時移，胡現在和李是同一“戰壕”的戰友。李宗仁手中有槍，但始終無“黨”，即在國民黨中無多大勢力，在政爭中始終“名不正言不順”，所以對黨內幾大可以和蔣抗衡的巨頭如汪精衛、胡漢民傾心結納，想將“中央”這塊最管用的招牌從蔣介石手裏奪過來。這時候胡漢民力勸李宗仁和杜月笙應酬，李宗仁不好拒絕了，終於勉強應了杜月笙的請一起吃飯，杜月笙驚喜過望，極為殷勤地招待，根本不提前幾次李輕看自己給自己的“侮辱”。

他後來還幫李、胡等人暗地裏拆蔣介石的台。1932年初，已下野的蔣介石策動楊虎在上海醞釀罷工罷市，以壓迫胡漢民支持的孫科內閣。胡漢民一麵為孫科打氣，一麵托陳群轉請杜月笙等利用其在上海的特殊影響，“將此種醞釀竭力設法消弭，……俾新政府真能負荷其任務也。”胡漢民等人組織的“新國民黨”在上海的秘密電台，就設在法租界內，按月向巡捕房交納1500元的“電台保護費”，此事若杜月笙不首肯，是辦不成的。由此可見，胡漢民、李宗仁等為擴大反蔣陣營，廣泛結交同盟軍，利用一切社會力量。而杜月笙等也是“貨賣兩家”，千方百計與政界各派聯絡，左右逢源，這也是他四麵八方兜得轉的原因之一。對他來說，沒有什麽政見原則，凡是看得起他杜某人的人，他就願意跟人家做朋友。當“朋友”之間起衝突，他也照樣周旋其間，裝出對兩方都“拔刀相助”的樣子。

比如1946年選副總統，蔣介石中意孫科，但李宗仁抗顏出馬競選，所以選票拉得很緊張，硝煙味很濃，甚至蔣介石還親自出馬為孫科拉票。有次他找四川的範紹增談話，希望他投孫科的票，範是個直腸子（有“範哈哈”

之稱，四川話傻瓜之意），就說李宗仁先找過自己了，自己已經答應李了，還替他拉了好幾張票。蔣沉吟一下，大度地說，你自己的票可以投給李宗仁，但你手裏掌握的其餘人的票，必須投給孫科。談話回來，範紹增六神無主，他心中把李宗仁當朋友，況且已經答應人家了，怎好出爾反爾？於是他向杜月笙請教如何收場。杜哈哈一笑，說這種事情還不好辦，你看我，無論誰叫我支持他，都答應下來。這種場合，應當機靈一點，不但不能為這種事得罪人，還要借此機會來籠絡人才是“正道”。範得到此一“秘訣”以後，仔細觀察那些拉選票的人，果然，每個人對杜月笙都抱著希望。本來杜月笙能控製的選票就不多，分散開來根本起不了作用，但杜卻如魚得水，撈到不少人的好感，也得到了實惠。範紹增對杜的這一秘訣佩服得五體投地。

4．漸行漸遠杜月笙在上海灘的勢力如此之大，遠超乎一般的黑社會勢力，其根本原因在於他和南京國民政府的黨國要人關係密切，二者互相利用。但通過為其所用，杜月笙卻獲得了空前的影響力，因為能夠接近這些人，這本身就是權力的象征。他為了利用南京的政治勢力，不惜動用自己所有的力量來支持南京的政策，包括經濟、政治、社會乃至對外政策。這種支持，既有暗地裏為黨國要人當“白手套”的一麵，也有公開的台麵上的有利於國計民生的一麵。這尤其體現在南京國民政府開始全麵抗戰以後，杜月笙一係列的緊跟政府的舉動中。

抗戰軍興，杜月笙堅決站在蔣介石政府一麵，積極組織人力、物力、財力支持抗戰，用行動向蔣介石交心交底。1937年7月，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8月，又發動進攻上海的“八一三”事變。杜月笙參加了上海各界抗敵後援會，任主席團成員，兼籌募委員會主任。他參與勞軍活動，籌集大量毛巾、香煙、罐頭食品，送到抗敵後援會。“八一三”抗戰時杜月笙個人出資一萬多元買了一輛裝甲汽車送給淞滬戰場右翼軍總司令張發奎。

而且，他送這汽車不留名，張發奎很長時間都不知道這汽車是杜月笙一人贈送的，直到杜月笙抗戰後期來到重慶，經人介紹見到張發奎，旁人說張將軍你現在正用著的汽車，就是這位杜先生自己出錢送的，張發奎非常驚訝，也非常感激。這也是杜月笙為人的一般風格：幫人忙、送人錢財，不肯自己直接出麵，而是讓別人旁敲側擊地透漏出去，這效果比起雪中送炭來又更高一層。但有時候，他幫人忙，饋人錢財，卻又必定親自出麵，不假他人，為的是不讓受饋者在外人麵前難堪。用現在的話來說，杜月笙的“客戶管理”

技巧是頂呱呱的無師自通。

杜支持抗戰並不分國共，他應八路軍駐滬代表潘漢年的要求，將從外國進口的一千副防毒麵具，贈送給八路軍使用。“八一三”抗戰後期，杜月笙得知駐守在四行倉庫的謝晉元團缺乏食品時，僅用了一天時間即向謝團送去了光餅20萬隻。1937年8月19日他在報紙上發布征募救國捐和金銀物品的告示。僅月餘時間，杜月笙主持的籌募會就籌集得救國捐150餘萬元，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戰。杜月笙還主動將杜美路的私宅借給財政部“勸募委員會”作辦公地點，自任上海市民勸募總隊隊長、上海商界勸募總隊副隊長。經杜月笙等人全力奔走，上海共認購了救國公債7500萬元，占全部發行量的1／6。

當前線軍情緊急時，杜月笙還親自組織自己的門生參加戰鬥，他的部隊稱為別動隊。1937年11月10日日軍在浦東登陸後猛攻南市，次日夜間國民革命軍撤出上海。別動隊曾在南市及上海近郊阻擊過日軍，然而，這支別動隊終因寡不敵眾而失利，一部撤入法租界，另一部撤出上海，後改組為忠義救，甚至成了汪精衛的偽軍。

上海淪陷後，戰局急轉直下，蔣介石製定了一個秘密計劃，要將這時候停泊在長江內的日軍軍艦封鎖在內陸，然後遣空軍全部炸沉，給日軍一個措手不及。因為這時候日軍還沒有作出全麵、持久作戰的準備，他們以為這次戰爭還是“事變”，所以根本想不到蔣介石會主動出擊擴大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