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白手套(2)

蔣介石和他的一幫黨國要人們有太多的地方需要借重杜月笙，因為他們有如此多的黑暗麵，需要杜月笙來遮擋，來塗抹，來完成。不過，杜月笙伸出黑手來也總是那麽“斯文有禮”，決不會如張嘯林之流赤膊揚拳，三字經不離口。他用心計，用神不知鬼不覺的手段把人家收拾掉了，輕輕鬆鬆拍拍手，用幹淨的毛巾優雅地擦擦手，然後環顧四圍，像沒事人般踱著慢步。你絕對不會覺得他很可惡，因為，紳士才是他想要的麵目。杜月笙販賣鴉片，是上海灘眾所周知的事，但杜月笙精明的地方就在於，他幹什麽事情都絕對不會弄髒自己的手。所以，三鑫公司的存在是鐵板釘釘的事，但三鑫公司到底有幾個巨頭操縱，甚至三鑫公司實際從哪一年成立，都沒有定論。大致說來，是在1925年年中（也有人說是1918－1919年之間）。

自從和南京的要人們搭上關係，他販賣鴉片的生意做得更為隱蔽，或者說，更為“公開”——他搖身一變，成了南京政府半官方的鴉片公賣政策的組成部分，其黑色生意蒙上了政府“招安”的外衣，這一結合所謀得的收益，主要為蔣介石的“剿共”戰爭提供額外的經費，蔣在南昌的軍事司令部控製的“湖北特稅局”，即是一個官方的鴉片貿易機構。

杜月笙在社會上後來是以“大善人”的麵目出現的，這是因為他的確做了不少慈善事業。不過雖然他有做善人的時候，但絕對沒有人真正以為他是好欺侮的。別人對他的敬畏或者懼怕，是來自於市井流傳的關於他手毒的種種故事。這些故事，虛虛實實，或許對杜月笙竭力營造的良好名聲有所毀損，但也並非對他毫無用處。因為通過這些故事傳達出來的形象，使得一般人，不管多麽有勢力，對杜月笙都不敢輕視，不敢動他的主意，從而無形中為他的崛起和擴張掃清了不少潛在的障礙。他也正是利用這一麵為南京國民政府的黨國要人充當“白手套”。

杜月笙曾經想暗殺宋慶齡，這是軍統特務沈醉披露的密聞。在蔣建立南京國民政府之後，宋慶齡和國民黨左派人士與蔣分裂，積極組織反蔣活動，蔣介石對宋慶齡仇恨萬分，多次想下毒手，隻因怕受到全國人民的指責（尤其懼於宋美齡的反對），才遲遲未敢下手，成天派大批特務在她所住的法國公園附近莫裏哀路住宅前後進行監視。蔣介石叫戴笠派上海行動組長趙理君（化名陶士能），於1933年6月間，將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執行委員兼總幹事楊銓（字杏佛）打死在離宋宅不遠的亞爾培路，這是殺雞給猴看。宋慶齡似乎知道這些伎倆出自蔣介石，她也藐視不顧，依然反蔣如故。後來蔣介石狠了心，讓戴笠動手消滅宋慶齡。戴笠和沈醉想了個辦法，想以製造交通事故的方式將宋慶齡撞成癱瘓，隻留她一條性命，讓她再無反蔣的精力。這個計劃中杜月笙參與很深，他給沈醉弄到了一輛構造十分結實的德國小車，擋風玻璃也換成了子彈打不透的保險玻璃。沈醉試了一下，車子很好，隻等戴笠一聲令下，就可馬上出動。事先沈觀察了宋慶齡每次外出通常經過的幾條馬路，認為從她的住宅經環龍路、華龍路到霞飛路口等處下手最為適宜，因為法租界巡捕房內都有杜月笙的熟人，出事後疏通也方便些。但後來因為怕弄得不好撞死了宋慶齡，不好向宋美齡交代，這個計劃就打消了。從此事可見蔣介石的心狠手毒，連“先總理”的遺孀他都有心除掉。杜月笙則隻要是蔣介石交代下來的任務，不管多麽傷天害理，他也敢幹。他們兩位的流氓作風如出一轍。據宋慶齡後來說，蔣介石就是一個流氓，如果不是娶了宋美齡，信了基督教，他隻會比這更壞。據江南的《蔣介石婚姻生活考》說，蔣介石為了與宋美齡結婚而與陳潔如離婚，杜月笙即是調解人之一，他向陳潔如提供了一筆錢並擔保其往美國定居。

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的文件也顯示，　杜月笙還幫孫科（孫中山長子，曾做行政院院長）了結緋聞——用現在的話，該稱為“性醜聞”了。

他替宋子良了結風流案是同樣的事。宋家和孔家是蔣介石的兩大錢袋子——蔣介石的金錢攻略就是靠他們來籌集錢財——其勢力自然值得杜月笙巴結。當年宋子良在上海灘，其名聲雖然比不上他哥哥宋子文和三位嫁予黨國政要的富貴姐姐，但畢竟是皇親國戚，豪門闊少，也算得上炙手可熱的人物。這個流氓公子玩弄了一位張姓舞女，玩膩之後就急欲拋棄，而這位張小姐卻以自己懷了宋子良骨肉相要挾，欲得巨款，聲稱要將此事捅到報界去。宋子良見事情不妙，便請杜月笙幫忙。杜月笙一口答應此事由他出麵解決。他準備怎麽解決？這回可絕不是由他出錢來給宋子良擦屁股。

他讓這舞女到他辦公室來見他，到了後杜派人將這位紅舞女神不知鬼不覺地綁架了，裝進麻袋，待天黑後，把她抬上小火輪，駛出吳淞口外扔進了長江。她連她肚子裏的孩子，一起葬身魚腹，連半個銀毫子都沒見到。這種手法，叫“種荷花”。杜月笙就這樣心狠手辣地以兩條人命的代價，為宋子良“幹淨利落，不留後患”地解決了一樁風流案。兩年後，法捕房副總監饒伯澤在處理刺殺大世界經理唐嘉鵬案件時，意外地發現了張小姐遇害的一些線索，經過他親自偵查，終於掌握了全部內情。但此案涉及國民黨政府顯要人物宋子文、宋美齡的弟弟，饒伯澤不敢擅自行動，打電話請示法國政府，法國政府當局也不想為一個舞女與國民黨政府搞僵關係，故遲遲不予答複。這兩條人命也就沉冤黃浦江底了。

宋子文1933年在上海車站曾險些被“暗殺大王”王亞樵派人暗殺，此後，每次宋經過上海時，杜月笙必派自己的手下嚴密護送，保護其安全。還有一次，宋子文從美歸國途經上海，杜月笙為了討好宋，特舉辦盛大的招待會。

會上杜月笙要致歡迎辭。因為杜是毫無文才的，這篇歡迎辭托了別人寫出，幾易其稿，終於寫到切合杜月笙的文化程度（不能太雅也不能太俗）。然而杜還是怕鬧笑話，塌了場麵，於是花了十天的時間，每天在家，不見外客，來背誦這篇不長的稿子，還請了在法租界當局任職翻譯（也被杜聘為顧問）的楊誌雄做聽眾，隨時糾正，這才上台去講話。其討好國民黨新貴的用心不可謂不良苦，當然，其所得也不可謂不豐碩。

宋子文當財政部長時為開發財源，趁著“航空救國”說盛行的時候，推出一種“航空獎券”（類似於今日之彩票），他將這獎券交給杜月笙包辦發行，這是坐等發財的獨門生意。杜月笙這時候為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已經漸漸淡出煙賭生意，一幫靠著他主持煙賭為生的兄弟部下日子都不好過了，比如當年一起辦三鑫公司的老搭檔、親家金廷蓀。杜將這機會送給金廷蓀，讓金發了橫財，轉而有本錢包下黃金榮的大舞台，終於幹上了正經營生。金廷蓀知恩圖報，耗資三十餘萬美元，1934年在杜美路建造了一幢花園豪宅，送給杜月笙。新公館主樓裝飾奢華，餐廳、客廳、宴會廳舒適典雅，陳設均為法式家具，但大花園是中式庭院風格，恰好與愛穿長衫的“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華董”杜月笙的身份相吻合。可惜，當杜月笙準備搬新公館時，恰逢“八一三”事變爆發，於是“杜公館”主人杜月笙一天也沒有在此住過。抗戰勝利後，杜月笙將此別墅送給戴笠作為軍統辦公場所，戴笠為了表明自己不占敵產，也就住進來了。後來，杜月笙以60萬美元（一說48萬）把房子賣給了美國新聞處。這別墅就是現在上海新樂路167號的東湖賓館。　杜月笙為了營造和孔祥熙的關係，更是挖空了心思。抗戰勝利後四川發生水災，四川省參議會議長向傳義和何北衡來上海募捐，先找市長吳國楨商量，吳推得幹幹淨淨，說他們來遲一步，剛有蘇北等幾處來募捐過了，大亂之後上海財力也有限得很。這兩位於是去找杜月笙，希望杜出麵募捐。

杜月笙當場就拍胸脯保證：“我們在四川吃了幾年的飯，今天四川有災，不幫忙還算什麽人！”沒幾天他就募到了一筆巨款。本來他將錢交出就可以了，但他利用這個機會大大地給了孔祥熙一個麵子。他向孔祥熙說明了四川募捐而吳國楨不肯幫忙的經過，說自己願意代辦，但要孔祥熙出麵。

孔祥熙不費一文不動一指就可以得到這“大善人”的名號，當然是樂顛樂顛。於是，他照杜月笙的安排，請四川代表和吳國楨等人到家裏吃飯，席間孔祥熙照著杜月笙給的台詞，冠冕堂皇說了一番同甘共苦，傾力相助的漂亮話，說完便“吩咐”杜月笙說：“這件事我已經關照月笙馬上去辦，一定要對得起四川同胞！”杜月笙便站起來很誠懇地表示：“既然院長這麽關心這件事，月笙一定遵命去辦。”這件事當然孔祥熙很有麵子。但最重要的，還不隻是給孔祥熙麵子，而是由孔祥熙出麵，吳國楨才不會塌麵子。如果杜月笙冒冒失失來發起募捐，吳國楨推掉的事，他杜月笙撿起來，那等於說吳國楨不夠仗義，比起杜月笙遠不如，那吳國楨的麵子往哪裏擱？

一般人知道此事，隻看到杜月笙巴結孔祥熙的一麵，卻沒看到他不得罪吳國楨的另一麵。

因為杜月笙捧孔一向肯下功夫，孔也就對杜另眼相看。如1947年杜月笙的兒子維屏、維新兩人在上海麗都花園同一天舉行婚禮時，孔祥熙當證婚人，當著一千多各界名流的麵，將杜月笙捧到了天上。而且，杜月笙求孔祥熙辦事，隻要給足了價錢，孔總是辦得特別痛快。

過去，杜月笙在上海灘走紅時，包攬了上海灘的鴉片生意，獲得了大量的紅利。抗戰之後到了香港，沒有了大宗收入供他揮霍，隻好重拾老本行。他在香港和幾個大鴉片煙販子進行談判。這些人都知道隻要杜月笙出麵張羅這樁生意，那肯定十拿九穩，沒有風險，所以都願意先付巨額定金，向他購買。於是他和戴笠商量，戴笠不但同意他做，還保證做煙土“護法”，由他護航將大量煙土護送出口。於是他們合夥成立了一個專門搞這門生意的港濟公司，分別在重慶和香港設立機構，表麵上是由顧嘉棠來負責。

港濟公司成立後，香港的大煙販子便爭著向杜月笙定貨。在1939年期間，法幣還沒有大貶值，他就接洽了三千多萬元的定金。這些人都很相信杜月笙，認為他做這生意是“通了天”的。然而，杜月笙承攬了這筆生意，拖了一年多還沒有法子交貨，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此時很多下了定金的人有點後悔莫及。似乎“杜先生”的信用可能有危機了。

實際上，戴笠早把這大宗煙土準備好了，但最後還有一關沒有打通。

當時在蔣管區內走私販毒，軍統局長戴笠勢力廣大，大可自行其是，但涉及“出口”大宗毒品，這就必須得有財政部發的證明文件才能通行。向來財政部如果不是宋子文，就是孔祥熙在掌管，而現在就不巧得很，是孔祥熙當財長，他和戴笠有過節，所以戴笠一直沒弄到這張執照。及至杜月笙從香港轉移到重慶，得知這一內情後，就籌劃開了。有一天他把範紹增找去，把這一切經過都告訴了範，並吩咐道：“這個，你去送給孔祥熙。”範紹增接過一看，是一張五百萬的支票。當時，孔祥熙正借住在範紹增名為“範莊”的豪宅，兩人每天朝夕相見，並無隔閡。範紹增回家後照著杜月笙交代的，和孔祥熙談過後，把支票交給了孔。孔祥熙接過支票一看，一邊笑著說：“太多了，太多了！”一邊趕忙塞入口袋。杜月笙關照過範紹增，隻要孔祥熙收下支票，什麽也不必再說，回去告訴他一聲就行。當晚，範紹增驅車來到杜月笙的別墅。“他收下了。”杜月笙一聽，立刻抓起電話，說：“貨物馬上準備起運。”第二天，杜月笙一大早就給孔祥熙打了個電話，接著，就很順利地從財政部拿回了執照。是夜，戴笠派了一個排的武裝特務，押著幾十卡車的煙土，急速駛出重慶。兩天後的一個夜晚，這批煙土安全抵達廣西鎮南關交了貨。範紹增經了一下手，出了一份力，就分到紅利一百萬元。當時，黃金才幾百元一兩，這錢數目相當可觀。顧嘉棠、葉焯山等人都分到了十來萬元，其餘就被杜月笙和戴笠平分了。此中經過，為範紹增在解放後娓娓道來，雖不免有誇大之辭，但想來範紹增不會為了配合“思想改造”而憑空構陷一幫昔日老友吧？

杜月笙正是靠著為國民政府的一批“黨國要人”做上不得台麵的事，使得他的勢力和“黨國體製”幾乎合而為一，這種結合，最生動地體現在杜月笙和戴笠的關係上。

戴笠（1896－1946），原名春風，字雨農，浙江江山保安鄉人。六歲喪父，上過幾年新式學堂，後來浪跡江湖。民國10年左右，在上海結識杜月笙。

戴笠此時還隻是一個混跡上海灘賭場的潦倒不堪的小角色，有一次在杜月笙的賭場裏擲骰子，技藝超群，讓賭場出血不少，看場子的人看不順眼了，要收拾他一頓，結果戴笠指名道姓要見杜月笙。杜的手下報給杜，看杜怎麽處理。杜月笙聽說有這樣的事，忙要求將戴笠帶到杜公館，讓他當場演示其絕技。杜月笙是個賭癮極重而賭術平平的人，一看之下，對戴笠這一手隨心所欲的擲骰子絕技讚不絕口，認為此人心思手腕如此靈活，非常人可比，值得傾心結納，如是當場訂交，二人以兄弟相稱。

後來，廣州的黃埔軍校開辦，在上海招生，杜月笙勸戴笠投考，還求黃金榮特意寫了一封介紹信給當時已是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這封信分量很重，因為蔣介石當年去廣州投靠孫中山，也是黃金榮資助的，蔣介石還拜了黃金榮做老師，黃金榮給蔣介石了斷了他在上海欠下的一筆不小的債務，還打發他一筆盤纏，這在愛錢如命的黃金榮，真是破格之舉了。所以，蔣介石終生對黃金榮都很感激，現在黃金榮的一封介紹信，完全抵得上一封錄取通知書。

1926年戴赴廣州，改名戴笠，9月考入黃埔軍校第六期。北伐時，編入國民革命軍第一軍騎兵營一連。“四·一二”政變中，因揭發同學中20餘名員，得蔣介石、胡宗南等賞識，開始從事情報工作。當北伐軍打到上海的時候，戴笠已經成為北伐軍中的一個不大不小的角色了，他回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見杜月笙和黃金榮，感謝當年的指點和提拔。

1928年戴笠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上尉聯絡參謀，也是主持情報工作。但好景不長，到1931年底，蔣介石被政壇對手擠兌下野，戴笠失去了靠山，情報工作也幹不成了，此時的戴笠又是一貧如洗，成了潦倒漢，甚至連跑當鋪的資本都沒有了。

這時候，他仍舊去找杜月笙。杜月笙對他器重如故，熱情反而更甚，戴笠開口借錢，他總是二話不說如數照給，並溫言勸慰，說無論何時，缺錢了再來找他，有用得著的地方，“閑話一句”。戴笠心中的感激難以名狀，隻好含淚告別杜月笙。很快，一筆錢花完，戴笠不得已忐忑不安又去杜月笙處打秋風。杜月笙言出必踐，從未有過任何推托，此後也不時接濟戴笠。

這些陳年往事，戴笠自然都記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