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白手套(1)

杜月笙從高橋鎮爬到十六鋪，又從十六鋪攀到黃公館，甚至從黃公館走到杜公館，這些經曆，雖然傳奇，但也不過是重複了很多上海灘上別的“英雄”的傳奇。隻有在杜公館，杜月笙“站”起來了，而且是以一種非常優雅的姿態站著，這才是杜月笙自己的精彩“傳奇”。

在杜月笙以前，上海灘上的“白相人”，不管在幫不在幫，雖然也能夠呼風喚雨，但是絕對沒有人能夠像杜月笙那樣躋身“上流社會”、“紳士階層”。換言之，不管這些人多麽“風光”，他們仍然是“流氓”。但杜公館的杜月笙，再也沒有人稱他為“流氓”了。你可以叫黃金榮“黃老板”，黃金榮會很得意，你可以稱張嘯林“張大帥”，張嘯林會很神氣，但你絕對不能稱杜月笙為“杜老板”，或是“杜大帥”——“叫我杜先生。”這是杜月笙的要求。

從黃公館走出來的杜月笙，已經“脫胎換骨”了。他不再想做“白相人”，更不想做“癟三”，甚至連“幫會首領”這樣的頭銜他也刻意淡化。

他真正想做的，是一個紳士，他真正想要的，是別人發自內心的尊敬，而不是源自恐懼和厭惡的敬畏。或者說，中年的杜月笙看到了一種比簡單的黑社會暴力更為迷人的權力，看到了一個比黑色的上海灘更為廣闊的上海，那是金色的上海，白色的上海，是從氣派典雅的高檔商務大廈裏，從警備森嚴的寬敞官衙裏，展現出的另一個上海。那是上海灘真正的權力所在，坐在那裏，才真正可以俯瞰到這個巨大迷人的城市全部的風景。

就在十幾年前，他還拎著槍在深沉的夜色裏追趕、搶奪別人的帽子、錢包和煙土，握著水果刀伺候來別人的一點點笑臉和滿意。現在，這些都留給別人去做吧，他要做的，是在杜公館輕輕踱著慢步，在名流的宴席上側耳傾聽，在密室裏發號施令。為了做一個紳士，他戴起了幹淨的白手套，不再讓自己的手劣跡斑斑地展露。

所有的這些轉變，也許都來自他和曾在上海灘混跡的另一位傳奇人物的相遇。那是蔣介石，曾是黃金榮的門生，曾在上海灘的交易所裏從事失敗的投機，曾在上海灘窮困潦倒，一度拜入青幫做了白相人。現在，他卻已經隱然成為中國的最高統治者，他的影子幾乎覆蓋了整個中國的命運，當然更籠罩著上海灘的陰晴。杜月笙看到了蔣介石身上發生的奇跡般的轉變，他不能不為之豔羨，為之心動。

1．初識蔣介石就在杜氏祠堂開祠典禮的同一年，袁世凱的二子袁克文（寒雲）卒於天津，年僅四十二歲。他的謝世實在具有象征意味，他不僅是一位青幫“大”

字輩的人物，也是北洋時代的典型人物。此時，隨著1928年國民政府定鼎南京和張學良的東北易幟，北洋勢力已經退出了中國的政治舞台，而青幫“大”字輩人物也退出了江湖，取而代之者則是南方崛起的新軍政勢力，和杜月笙為代表的新江湖英雄。上海風雲為之一變。此時南方軍政勢力的新代表人物蔣介石，正在北京、奉化、杭州、上海、南京、南昌這幾個城市穿梭，正在謀劃他一統中國權力格局的宏偉計劃。

盡管1928年張學良“東北易幟”使得袁世凱開創的北洋軍閥主導中國政局的局麵（“第一共和”）歸於消滅，南京國民政府奉孫中山開創的新革命傳統為正統（“第二共和”），中國統一於青天白日旗之下。然而，由中國領導的共產革命又興起了，他們在全國各地都開辟了武裝割據的根據地，一種新的來自革命的政治合法性正在中華民國內部滋長，十八年後，終於成長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共和”）。除了這誓不兩立的“紅白”之分外，那些新崛起的號稱效忠於青天白日旗、服膺孫中山三民主義的軍政巨頭，卻仍然無法形成一個穩固的權力中心，這些誌在實質上統一中國的勢力，計有蔣介石的黃埔係，李宗仁、白崇禧和黃紹竑的新桂係、馮玉祥的西北軍、張學良的東北軍和閻錫山的山西部隊，至於雲貴川與西北馬家軍等雜牌部隊，則隻有觀戰的份。

蔣介石無疑是最有實力統一中國的人，不僅因為他掌控著中國最精銳、最有朝氣的以黃埔軍校學生為骨幹的中央軍，更重要的是，他巧妙地將自己塑造為新的中華民國法統（即“第二共和”）創立者孫中山的事業繼承者和“遺囑執行人”（他每天都在念叨“總理遺教”）。他成了“中央”

的合法代表，他的黃埔軍被稱為“中央軍”，所有反對他的人都被稱為“反對中央”，所有試圖踢開他另建政府的行為，都被其掌控的主流輿論斥為“另立中央”。這是那些所有反對他的人最為氣悶、最無能為力的罩門。李宗仁尤其憤懣，因他自認實力、才幹、人品絕不在蔣介石之下，卻總輸在“反對中央”這一套讓他底氣不足的說詞之下。經過二十年代的大革命，除了法統的更替之外，中國政治中另一個新的現象，就是“黨國”體製的形成，——現在所有的政治權力，在形式上都得依附於黨的決議，而不是如袁世凱時代依附於袁個人的權威（袁禁止軍人入黨，此時則所有重要的軍人都得入黨）。雖然實質上黨的決議不過是軍事實力的外衣，隨時都可以換洗一遍，但有時候政治的形式，會反過來決定其內容。

直到1931年，蔣介石仍然無法完全掌控中國國民黨的“黨國”體製，也就無法穩定地掌握最高權力，其標誌是1931年他和胡漢民因為“約法”

問題導致的衝突。在他軟禁胡漢民之後，國民黨各派反蔣勢力聯合起來，迫使蔣介石不得不黯然辭去本兼各職（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常委、南京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長、國民革命軍陸海空軍總司令），僅保留其中央常務委員的名分。

然而，正是從1931年起，蔣介石通過避開黨務、專心“剿共”（“圍剿”的革命根據地），進而通過“剿總”和“委員長行營”等軍事機構，滲透進地方黨務、政務體係，架空了汪精衛等人領導的中央黨政機構，最終在1935年穩固地掌控了中國的最高黨政軍權力。1929年蔣桂戰爭爆發前，蔣介石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的一次演講中公開講，不是校長我說大話，現在的中國，夠得上做我對手的，文的隻有一個汪精衛，武的隻有一個馮玉祥，“李白”（李宗仁、白崇禧）之流，我的總攻擊令一下，一個月之內可以掃平。

蔣介石的殺手鐧就是金錢收買對手的部下，1929－1930年，李和馮這幾個有槍的對手都敗在他這無往而不勝的致命一招下，而有黨的汪精衛和胡漢民則需假以時日才能打敗。

蔣介石與杜月笙命運的相遇，始於1927年上海國共之間那一場血腥的分裂之中。1927年上半年，駐於江浙一帶的蔣介石、駐於武漢的汪精衛已經成為國民黨中分庭抗禮的兩大勢力。此時蔣介石一心，當他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名義率北伐軍揮師上海時，上海已經在領導的工人武裝手中。北伐軍要打倒的北洋軍閥，正是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三“聞人”

曆年來做鴉片走私的靠山。自生自長了多少年的上海灘，一直在小心地避免卷入中國內陸習以為常的戰爭，現在卻不得不成了中外新舊各種政治勢力較量的角鬥場。

張嘯林和北洋軍閥的關係很深，對於從南方崛起的新的政治勢力一直難以全心迎合，黃金榮和杜月笙則看到了一個新的時代和新的格局的來臨，毫不猶豫地開始和這股新勢力攜手了。蔣介石的北伐軍一進入江浙地帶，就開始派楊虎、陳群等人聯絡黃金榮等幫會勢力，以對付上海工人武裝。

這幫人充當了鎮壓工人糾察隊的打手，因此他們被譏為“虎狼成群”。

1927年4月，杜月笙與黃金榮、張嘯林組織中華共進會，為蔣介石鎮壓革命運動充當打手。4月11日晚，他設計騙殺了員、上海工人運動領袖汪壽華（據說汪壽華也是在幫人物）。這件事，發生在杜公館，後來汪壽華是被杜月笙手下的四大金剛活埋在楓林橋附近——杜月笙交代的：

“不要做在我家裏！”在暗害汪壽華之後，杜月笙隨後又指使流氓鎮壓了工人糾察隊。手法也很巧妙：一批青幫分子（他們中也有工人）假裝和工人糾察隊發生衝突，這時候國民黨軍隊則以第三方身份介入，要求雙方都放下武器，於是工人武裝被解除，但青幫分子的武器很快物歸原主。

這時候，軍方聲稱在工人糾察隊中有北洋軍閥的亂兵，因為發現他們有些人有北洋軍隊的肩章和軍服。這是事實，但這是工人糾察隊在上海起義期間繳獲的戰利品。於是軍方以鎮壓北洋軍閥殘部的名義鎮壓了工人武裝。這個計謀，據說也是杜月笙設計的，可見他的確詭計百出。後來杜月笙對自己暗害工人領袖一事諱莫如深，據說有兩位記者試圖報道這件事，結果兩人連人帶稿被滅掉了。上海解放前，杜月笙害怕翻老賬，所以當黃金榮決定留在上海的時候，他轉往香港。為了“統戰”，在上海的統一戰線負責人潘漢年托人帶信給杜月笙，說既往不咎，希望他回上海，而蔣介石臨去台灣卻還召杜月笙去南京麵談，勸他跟國民黨去台灣，提醒他別忘了當年的“清共”，不會放過你。1927年的抉擇，對杜月笙來說似乎不難，1949年的抉擇，卻足以使他舉棋不定。

事變之中，杜月笙、黃金榮、張嘯林等幫會建立的功勞不小，所以他們獲得蔣介石的支持和賞識。蔣介石一到上海，就召黃金榮、杜月笙等人到北伐軍總司令部麵談，對他們溫勉有加。蔣介石送了黃金榮一塊純金懷表，黃金榮寶貝得不行，平時舍不得戴，非得在節假日或有喜事的時候才亮出來。

這時候，黃金榮看到自己以前的門生如此威風，得意非凡，但蔣介石現在已非昔日浪子，黃金榮很識趣地托虞洽卿將蔣介石昔日落魄時的門生帖退還給蔣介石，不敢再以老頭子名義和蔣介石論班輩了。蔣介石收回這門生帖子之後，還是稱黃金榮為老師，在他1948被打得焦頭爛額的時候，來到上海，正碰上黃金榮八十大壽，蔣介石親自上門拜壽，還單腿跪地給黃金榮端端正正磕了頭，黃金榮感激得老淚縱橫。

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後，蔣介石任命黃金榮、杜月笙為陸海空軍總司令部顧問，軍事委員會少將參議和行政院參議，這雖是虛銜，但杜月笙覺得非常有麵子。當聘書和少將軍服送到杜公館的時候，杜月笙很鄭重地擺上香案，行三鞠躬禮。然後，他還特意穿上軍服在屋裏走來走去，滿麵生輝，還照了張半身像，將相片裝框上架掛在牆上。

隨後，杜月笙走到了他一生最重要的轉折點。因為官拜少將之後要“謝委”，而蔣介石決定單獨在南京召見杜月笙（未召見其他兩位“聞人”）。

1928年，杜月笙懷著辛酸的喜悅，激動地來到了南京，中國新的政治中心。

章君穀的《杜月笙傳》中說，杜月笙和蔣介石的這一次相見，“對於杜月笙的一生，實有極大的影響，往後他奮鬥掙紮，迎頭趕上，其陰暗麵的逐漸消退，光明麵的迅速滋長，他所憑恃的原動力，無非那次晉見。”

這一年，蔣介石四十一歲，杜月笙四十歲，一位是如日中天的“政壇明星”，統一中國的“新希望”，一位是多年來混跡底層，滿手汙跡的黑社會梟雄。以地位而論，兩者不啻天壤之別，然而他們都有一段灰色的人生軌跡。蔣介石成功地抹去了他那一段慘白的不堪人生，杜月笙還正在掙紮，看到蔣介石的今朝，他仿佛看到了另外一條更為光彩的大道鋪在他的麵前。

他想漂白自己的人生，一直都是如此，然而，在看到蔣介石身上的“傳奇”

之前，這種漂白從未離他如此之近，如此之真切。

如果翻閱蔣介石的日記，可以看到壯年的蔣介石始終在痛苦和矛盾中掙紮，道德的自勉和自責、人欲的衝動與壓抑、權力的誘惑與挫折、國事的屈辱與有為，陰暗和光明的交戰，無不匯集於此。審視他的所記，是充滿倫理說教和自勉的曾國藩日記的翻版，然而，觀察他的所為，卻是一部厚黑大全，權謀，陰狠，暗殺，收買，欺騙，籠絡，排擠……這些是他從未放棄的黑暗一麵。晚年的李宗仁在美國做寓公，對人回憶起蔣介石，仍不禁翹起大拇指：蔣先生的權術，真的是了不起！佩服！無人能及！

一匹斑馬，能否洗掉他身上黑色的條紋？蔣介石用他的“功業”——他慣常披著一件黑色的大氅——將他的黑色，也是政治的黑色，掩蓋了起來，杜月笙卻缺少這樣的“道具”，也缺少蔣介石所馳騁的中國這個大舞台。

在一個有組織的大規模暴力時代，杜月笙的那點暴力組織不免相形見絀，最多在上海灘擺擺場麵。然而，杜月笙自有他的道行——他可以依附於其上，屈身侍奉之，因而利用之，這卻是他最擅長的成長之道。為了漂白他的人生，杜月笙戴上了“白手套”，卻不得不，或許是甘於，讓自己成為別人的“白手套”和“夜壺”。

自此之後，杜月笙都認為自己是蔣介石的同路人，直到抗戰勝利之後國共再度決戰。蔣第一次下野，住在上海楊虎的俱樂部裏，杜盛情招待過他，據說還給過蔣介石錢。不過，杜自己對送錢給蔣的事，向來諱莫如深，別人來問，他也支支吾吾，不敢正麵回答，怕蔣介石不高興。蔣介石交代下來讓他辦的事，他會全力以赴地辦成，而且對蔣有求於他，他感覺受寵若驚。

當然，蔣介石對他也不錯，他有事求蔣介石的時候，蔣介石也輕易不敢回絕。

杜月笙是個非常有分寸的人，一般的事情，他不去麻煩蔣介石，隻有各種辦法用盡都擺不平，而且那些通天人物都無法可想的時候，杜月笙才會親自出馬去求蔣介石。

1931年6月的杜祠典禮，送來的所有牌匾中，杜月笙最看重的就是蔣介石的那一塊以國民黨委員長、國民政府主席身份送來的“孝思不匱”。

這標誌著杜月笙的影響力和蔣介石的政治權力的交集。

2．黨國的“白手套”

1927年的時候，蔣介石尚需要借重上海灘的青幫勢力來掃平的力量，這是上海灘的政治生態決定的。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一大口號就是反對帝國主義，而上海無疑是帝國主義的展示櫥窗，不過，這櫥窗裏裝的不僅有一般的洋貨，更有真刀真槍。“大革命”來臨的時候，連英國這樣老牌的帝國主義分子也深感一個新的時代已經來臨，他們的在華特權恐怕將永遠終結了，但他們決不肯將這些特權拱手相讓，而是像豪豬一樣張開了他們的鐵刺，做出了嚇人的模樣，對於任何中隊開駐到上海附近，他們都表示“關切”與“抗議”。蔣介石此時無力也無心對抗列強，為了避免刺激上海租界裏的洋人買辦們，他不敢真正在上海發動大規模軍事進攻，就像1927年北伐軍進入山東時，麵對日軍的暴虐挑釁，他命令部隊繞過日軍北上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