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錯誤的教育

當今中國似乎有一種傾向，就是大家都想做博士生，最好是博士後。然後，能出國的出國，不能出國的起碼也有一個很好的頭銜。但是，在整個產業轉型和成長的過程當中，勞動力，尤其是生產線上的員工，還有很多提升空間。我較早之前去過德國，發現德國的產業工人十分敬業，讓我真的非常敬佩。

有點兒奇怪的是，德國上大學的人遠沒有我們想象中那麽多。很多人中學畢業以後，就直接到一個企業裏。德國的職業教育非常發達，培訓學校很多，員工進到企業以後，企業先花一兩年的時間對員工進行嚴格的培訓。培訓完了以後，這些人就是非常合格的產業工人、高級藍領了。德國產品的質量之高、工藝之完善，跟這種嚴格的職業教育密不可分。而讓人感到詫異的是，他們工資其實並不低。

一個人經過異常嚴格的訓練，把聚焦點、能力、誌趣，強製性地集中在一點上，然後以極大的精力和熱情投入其中，這樣養成的素質，跟別人是完全不一樣的。而我們很多的教育完全忽略了這一點，以為懂得了一個什麽理論，就能夠操作事情。

其實過去在中國也有這種情況，但是後來這種傳統沒有了。20世紀50年代，一個八級工能養活八口之家，工資比工程師要高。我跟格蘭仕的老總俞堯昌聊過，他跟我說了一些讓我感到很吃驚的事實。

格蘭仕是我國為數不多的可以在世界上稱為行業冠軍的企業之一。微波爐市場曾經是日本人的天下、美國人的天下，後來是韓國人的天下。格蘭仕進入微波爐行業以後，用俞堯昌的話說，決心摧毀這個產業的投資價值，就是說他們進入以後，別人不太可能再進入，否則隻有虧本的命。格蘭仕微波爐的價格競爭力非常強，20世紀90年代中期，其他品牌的產品要賣3000多元，格蘭仕隻賣400多元。格蘭仕的生產線上不僅生產自己品牌的產品，還幫大量國外的品牌代工。格蘭仕的主打產品一直是微波爐，現在還做一部分空調和其他家電。俞堯昌跟我講，他現在最大的痛苦就是招不到人，招不到好的藍領工人。

現在出現了一個悖論：很多大學生畢業以後找不到工作，而工廠卻招不到人。俞堯昌說，由於現在大學擴招，孩子們都去讀大學了，不願意讀職業學校。

1999年，我國的大學在校生才500多萬，2012年時則多達2300萬。大學擴招以後，一些本來上不了大學的人也去上大學了。這就帶來一個很大的問題，一方麵是這些大學生學非所用、用非所學，大學的師資、教學資源都跟不上，造成整個教育質量的稀釋。同時，那些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招不到好的生源。

企業的薪酬體係和社會的價值標準，可能促使大家一門心思地要“學而優則仕”，仍然認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而幹體力活兒、做手工製造還是比較低級的。薪酬體係上也是這樣，中專、技校畢業的，工資就比較低。一個博士生畢業到了地方以後，基本工資是很高的。據說東莞市為了提高全市人口的文化素質，曾經向全國承諾，博士生到了東莞以後，即使找不到工作，市政府每月也要給他發3600元。

所以，我國的這種價值標準和薪酬體係，讓很多人不願意去做藍領工人，哪怕是高級藍領工人，也就我們說的八級工。八級工是最高的，就是道行最深的那些人，實際上是另外一種獨立的薪酬體係，甚至比普通工程師的工資還要高。

我們現在提倡從“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轉型。這句話的本意是說，我們不能夠停留在整個產業鏈的低端，隻是提供足夠優質的產品，我們還要去創意，整合產業鏈並向上延伸。但是，任何話一說出來，它另外的一麵就會被彰顯或者被覆蓋。這裏頭含有“中國製造”對自身的不耐煩、不自信，甚至是有一點兒不務正業的心態。

我們說起豐田，就是“豐田製造”，沒聽說過“豐田創造”，也不妨礙豐田成為一個大公司。豐田的創造性融入了這種製造過程中。製造業裏有低端的，也有高端的。一種真正高端的製造，它本身就是一種創造。

前麵說的一個八級工要比工程師的工資高，在日本就是這樣。俞堯昌告訴我，中國現在偏重於“學曆教育”，存在著明顯的腦體倒掛現象。職業教育的人數隻有1000多萬，高校在校人數卻有2300多萬。對中國這個製造業大國來說，職業教育的人數應該多於通才教育的人數。中國要想成為一個真正的工業化國家，但沒有工業化基礎人才的推動，是很難完成工業化進程的。目前製造業企業招不到合格的藍領工人，同時有大量的大學生找不到工作，就說明了現在教育的偏差。

中國具有博士學位授權的高校現在已超過310所，而美國隻有253所。2006年美國培養的博士是5.1萬人，而中國培養的博士已達到4.9萬人。2008年中國的博士數量進一步上升，已超過5萬人，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學位授予國家。

德國、瑞士、日本這些真正工業化的國家，注重的不是“學曆教育”，而是本身的素質教育。比如在日本，小學、中學甚至大學都設有“動手”教室，學生可以做木工、做設計、做繪畫、做陶藝等。在日本人看來，國家的產業競爭力很大程度上來源於堅持在教育當中強調“做東西”。

現在一個學院往往想升級為大學，以北京為名的，最好稱作“中國××大學”；如果以中國為名義的，隻要放得開國家，肯定得帶上“亞洲”、“國際”的名號。有一個笑話說，北京廣播學院旁邊以前是煤炭幹部管理學院，所以這兩個學院合並之後就改名叫“中國傳煤大學”。

大學盲目地想要做大，企業也一樣。我們老說“做大做強”，隻有做大，才能做強，把眾多的小舢板一下子焊成了航空母艦，實際上跟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中國經濟的實際需求是脫節的，就是以自己的偏好為中心，而不是以目前的發展進程以及中國工業化所需要的能力和素質為導向。

之前我們一直在討論，中國要實現整個產業轉型，要由一個“製造業大國”向服務型大國、文化大國、創意大國，甚至動漫大國轉型。另外一方麵我們要討論，如何令我們的每一個勞動者都更能符合精益求精的製造業的需求。這兩者之間會不會有矛盾？

俞堯昌有一次去大學裏演講，學生遞了一張紙條問他：假如我們的MBA（工商管理碩士）到格蘭仕去，你能給多少工資？他說能給1500元，台下的人一片嘩然。俞堯昌說：“你們先別吃驚，作為一個管理者，我要求中層管理者應該具備十大素質，比如協調能力、在一線敏銳地發現問題的能力等等。如果這十條都合格的話，我們可以給15000元工資，但是有一條不符合，就要扣錢。”他列舉出來的十條，隻有一條是要有相應的文憑，其他九條都跟文憑無關，所以他說本來可以15000元的，但隻能給1500元。

這說起來有點兒誇張，但無論是對學生、對學校，還是對教育主管部門以及企業，都是一個警醒。以MBA教育為例，這已經是一種相當專業化的教育了，它不像中文、曆史、哲學等通識教育，但是這種教育裏還是存在著大量大而無當的成分。有人說MBA天天在教室裏學怎麽燒開一壺水，到了企業以後，最要命的是他找不到壺在哪兒。這說明教育本身缺乏一種職業化的精神，不願意從最小的東西做起。

像電視劇《喬家大院》裏的喬致庸一樣，晉商在成為“職業經理人”之前，都有一個漫長的學徒期，差不多是五年。什麽叫“徒”呢？“徒”的本意就是白幹活、徒勞。五年的時間，就是做徒弟，隻管飯吃，在大師傅旁邊做最基本的工作，比如掃地，然後一點一點地偷手藝。過去講“偷手藝”，都沒有人教，得慢慢地看，看這人是不是眼尖手勤，這是逼迫人有意識地去偷手藝，而且從最基本的事情做起。再基本的事情如果能真的做到極致，總能跟某種道的東西相通。

有段時間，香港很多電影導演，除了王家衛是學院派出身，大部分都沒有受過電影學院教育。“星爺”周星馳也是跑龍套出身的，根本沒學過導演，先演小角色，再演稍微次要的角色，然後是主角，最後自己再做編劇、當導演，什麽都幹了。

從低處往高處看與從高處往低處看，看到的東西是完全不一樣的。三聯書店是國內一家很好的出版社，它的兩任總編輯沈昌文和董秀玉，都是從校對員開始做起的。董秀玉後來一直做到《文選》校對組組長——一個標點符號都不能錯，錯了是非常嚴重的責任事故。

一個人經過異常嚴格的訓練，把聚焦點、能力、誌趣等，強製性地集中在一點上，然後以極大的精力和熱情投入其中，這樣養成的素質，跟別人是完全不一樣的。而我們的很多教育完全忽略了這一點，以為懂得了一個什麽理論，就能夠操作事情。

有一個朋友說他的女兒想從事新聞事業，問我要不要報考新聞係，我說千萬別報。根據我們的經驗，我們周圍、南方報業集團裏，大多數人都不是學新聞出身的。另外，新聞係學的東西隻是對新聞的一些研究、一些現象、一些知識、一些曆史、一些概念性的東西。我曾經輔導兒子學英語，回過頭來看了一下《新概念英語》，突然發現那個序言寫得相當好。序言開頭一句話說，了解一門語言是如何運行的與如何使用一門語言完全是兩碼事。我們現在的很多英語教育不成功，就是因為它隻是告訴人們這門語言是如何運行的，它的語法是什麽，動詞的變化規則是什麽，考試的時候考的也是關於英語的一些知識，而如何使用一門語言是另外一回事。小孩一歲半就會說一門語言，但是他對這門語言是如何運行的可以說一無所知，他不懂語法也不懂詞法，更不懂很複雜的什麽“的地得”。這就說明教育很多時候是教會人們各種的知識，而不是如何獲得技能，這是教育非常大的缺失和偏頗。

孔子的弟子在編纂《論語》的時候，把“學而時習之”作為整本書的第一句話，此舉是很有深義的。什麽叫“習（習）”，就是小鳥在每天太陽出來的時候就開始撲騰翅膀學習飛翔，是一次一次掉下來、一次一次飛起來的過程。所以，“學而時習之”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情。無論中國要轉型成一個什麽樣的國家，都不能夠忽略掉勞動者。每一個勞動者在做當下的事情時都應有精益求精、盡善盡美的精神和品質責任感。

麗思·卡爾頓是酒店業的標杆企業，它的老板有一句名言說：“企業不可能是你員工不是的那種東西。”意思就是說，如果沒有一批真正優秀的員工，一個企業是不可能優秀的。員工如果沒有精益求精的精神、素質不高，產品不可能是高素質的，企業更談不上“追求卓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