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相對貧困感
有一次，我（梁冬）和一些企業界的朋友一起去了不丹，在那裏有個很有趣的體驗。我的好朋友、台灣的“奇女子”陳念萱，幫我約了一個人，他就是不丹的國師格瑪烏拉，相當於國王的顧問。
不丹是一個小國，人口有70萬，麵積和台灣地區差不多大，人口和國土麵積算下來，還算是蠻開闊的一個地方。這是一個信奉佛教、以佛教立國的國家，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甚至唯一以GNH衡量發展進步水平的國家。在這個過程當中，格瑪烏拉參與製訂了整個國民幸福指標發展的規劃。
格瑪烏拉本身在宗教方麵有非常深厚的知識和功底，他在澳大利亞和英國留過學，取得了牛津大學的博士學位，在社會學、經濟學方麵也有很深的造詣。現任不丹國王是第五任國王，格瑪烏拉是第四任國王和
人之所以覺得貧困，不是因為他沒有吃的，而是因為他不如別人。查爾斯·漢迪曾經說過，現代人的貧困來自鄰居的眼光。這就叫相對貧困感，當人們覺得窮的時候，不是因為本身窮，而主要是來自他的鄰居。
現任國王的顧問。
我們同去的朋友都感到非常震撼，想不到這個國家對幸福問題的思考這麽細致。他們把整個國民的幸福分成九大維度：國家的經濟發展算其中的一部分，大概不超過30%；第二是人民互助的程度，就是在沒有利益的前提下人們是否願意互助，經過定期的市場調查或者國民統計來看變化趨勢；第三是國民用於祈禱和冥想的時間，因為不丹是一個受佛教影響很深的國家；第四是人們生氣的時間；第五，如果沒有記錯的話，還包括森林，就是綠地麵積占整個國土的比例……不丹人用這種方式考察一個人在這個國家是否幸福，每年整個國家的政策又圍繞著如何提高人們的幸福指數而展開。如果一個不丹人在一年當中生氣、發怒有26次之多，那他就是一個不幸福的人，就會有人去幫助他。還有一個專門的部門基於全國人民的幸福狀態——包括心理狀態、外在狀態來展開調研，然後持續地進行改良。
不丹人對於幸福的整個理念讓我們感覺很烏托邦、非常美好；另一方麵，我們也有點兒質疑這種幸福是否可持續。格瑪烏拉說，人們的快樂其實來自思想深處的滿足感。格瑪烏拉介紹稱，每一個不丹家庭，如果有人沒有土地，國王會根據全國人民的花名冊，讓他在某個指定的區域砍80棵樹用來蓋房子，其他的土地則用來種糧食。有意思的地方是，不丹皇家的航空公司隻有兩架飛機，所以他們的國王到其他國家出訪時也要乘坐。不丹人常常在飛機上碰到國王，還跟國王合影。
不丹整個經濟的發展不太現代化，有人開SUV（運動型多用途汽車），但數量不是特別多。一個公主的房子跟一般老百姓的房子大小差不多，裝修也差不多。格瑪烏拉有三棟獨立的房子，在一個院子裏。我問他的生活水平怎麽樣，他說在不丹屬於比較普通的、中等的狀況。後來，我們又到了很多平常的不丹人家裏麵，確如他所說，沒有太大差別。一般不丹老百姓的家裏就是一棟三層的小樓，有點兒像中國藏區的建築，最下麵一層是牛羊，中間一層是人住的，最上麵一層是神龕，做禮拜用的。
直到那時我才理解，為什麽“家”這個字下麵是個“豕”。就是說，在“宀”下麵，最下麵那一層住的的確是動物。有意思的是，我們走進普通的不丹人家，他們不會特別抗拒，也沒有特別的興奮，他們覺得很正常，好像大家本來就應該認識一樣。他們請我們喝完茶之後我們就走，平平淡淡的，沒有很激動地來，也沒有很激動地走。
在不丹，有很多從各地來朝聖的人，也有很多人在路上磕五體投地的長頭。我們大家都在拍照，拍視頻。我們問他們的財產有多少，很多人家裏麵的錢其實很少，如果折合成美元的話，可能就是一兩百美元，全家的物質財產也就這樣一個數量級。
我們總覺得一個國家的幸福、一個人的幸福應該和經濟生活結合在一起，因為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還是要讓人更幸福。古典經濟學要解決人的幸福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公共福利和私人福利之間的關係，如何增進人類的總體幸福和福利。美國的《Fortune》雜誌，20世紀90年代以前，中國人把它翻譯成“幸福”雜誌，現在則把它翻譯成“財富”雜誌。英文“fortune”有幸運、幸福的意思，同時跟發財也有一定的關係——發了財當然會很幸運。所以它既有“財富”的含義，也有“幸福”的含義。
在西方人看來，財富是跟幸福連在一起的，但到底哪個是主體、哪個是附屬，就很值得玩味了。有人認為財富是主體，有了錢就有幸福；也有人認為，幸福是主體，財富是一種佐料。這表麵上是一個很淺顯的事例，但是經濟學一直在糾纏這個問題。
2002年，丹尼爾·卡尼曼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所屬的流派叫行為經濟學派。卡尼曼跟以前的經濟學家最大的不同，在於他關心體驗、關心幸福、關心人們作經濟決策時的非理性因素和情感因素，而且把經濟學作為一種探討幸福的學問，而不是僅僅探討財富、探討增長的學問。
事實上，很多人都忽略了一點，就是所有財富的增長都是為了讓人民更幸福，但是現在我們花了太多的時間去討論國內生產總值、討論經濟增長，而忽略了增長的目的是什麽。
卡尼曼認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幸福，並作了一個“快樂水車”的隱喻。農村裏的水車上有一個個小桶，水車不停轉動的時候就把水帶起來，但一停下來一點兒水都沒了。南方人把錢比作水，錢要不停地轉，如果停下來了，就什麽都沒有了。但是假如有一小桶水，它並沒有轉動，而是放在旁邊的，它會一直在那兒。現代人的幸福感就要不停地轉動，才可能有這種財富的感覺，一旦停下來就沒有了。
不管是哲學、經濟學、倫理學還是宗教，都要解決幸福的問題，因為這是人的終極關懷。我們追逐金錢、地位等，最終的目的是什麽呢？這個問題是不能回避的，而且它在現代社會當中已經變得非常普遍了。經濟越發達，個人的幸福感反而越低。有經濟學家計算過，到6000美元、8000美元，甚至10000美元這個指標以後，人的幸福感會隨著每增加1000美元而發生邊際效用遞減。到了一定的程度，幸福感不僅會遞減，甚至是倒過來的，反而讓人更加痛苦。現在的經濟最終變成一種競爭性的經濟，就是人與人之間出現的貧困感，人人都覺得沒有錢。
一位經濟學家講過，如果用金錢來衡量幸福，這種方式通俗易懂也容易操作，但是它的麻煩就在於總是有人更有錢，所以任何人都會感覺自己是一個窮人。這裏引入了一個概念，叫相對貧困感和絕對貧困感。饑寒交迫，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這叫絕對貧困感。現代人的貧困感不是絕對貧困感，有這種絕對貧困感的人越來越少了。
舉一個典型的例子：有一次我和一幫朋友吃飯，剩下了一些飯菜，有的都沒動過一筷子。我們把飯菜打包拿給一些流浪者，他們居然看不上，說還是給他們現金比較好。
人之所以覺得貧困，不是因為他沒有吃的，而是因為他不如別人。查爾斯·漢迪曾經說過，現代人的貧困來自鄰居的眼光。這就叫相對貧困感，當人們覺得窮的時候，不是因為本身窮，而主要是來自他的鄰居。
我以前總是很懷疑，那些建在高爾夫球場旁邊的四五層高的洋房到底能不能賣得出去，那裏房子比別的地方貴，住在裏邊的人花了很多錢，體會到的仍然是相對貧困感。事實證明，這種房子通常不是很好賣。
這種相對貧困感，使得財富最後給人的感覺不是富有，不是幸福，而隻是貧困，總覺得欠缺什麽。比如油價漲了，出租汽車司機指著某國營能源公司說：本來我一個月能掙2500元的，這幫人一搞之後，我現在隻能掙2000元。出租車司機經常說，早晨一起來，就欠國家400多塊錢。這實際上反映了現代人的生存狀況，人一生下來，或者開始工作，幹什麽都是在欠錢，供房、供車，一輩子有好多賬，總是在還賬，而不是獲得和增加。
現代人的貧困感變得單一化、單向度，就是幸福與否主要是看欠錢還是不欠錢，不欠錢就相對感覺輕鬆。但是實際上等房貸還清了，車貸也還清了，哪天一串門，跟鄰居一比較，人家開的奔馳跑車，你開的是現代跑車，就會感到很貧困，於是幸福指數就會直線下降。
現代人對於幸福的這種比較是單向度的，這種所謂價值觀、價值體係，都可以用可視化和強調數據來衡量，這是管理上必不可少的手段，比如掙多少錢、必須開什麽車。幸福本來是一種感受，但是現代人覺得不行，必須可視化。
在攀比過程當中，我們創造了什麽樣的不幸福感，又創造了什麽樣的幸福感呢？大概10年前，我采訪過中國幾位最著名的廣告人和幾個最大廣告公司的老板，問過他們這樣一個問題：作為一個廣告人，為人們創造了那麽多，讓那麽多人感覺自己對生活不滿足，需要把一個很好用的手機扔掉，再去買一部新的，是否在內心感到愧疚？
廣告的本質，就是用所謂時尚化的銷售方式製造相對貧困感。英特爾公司原來是賣零部件的，隻是B2B（businesstobusiness，商業對商業）。但是後來它要把零部件變成一個品牌，還要進行產品升級。這樣就造成了一種貧困感，每一次新產品出來的時候，前一代使用者都會感到很貧困，覺得自己已經過時，馬上就有一種焦慮感，覺得該買新的。然後公司再用同樣的方式，讓使用原來產品的人產生這種貧困感，整個遊戲就是在他們製定的遊戲規則內還債。廣告的套路就是設計一套單一的價值體係，然後讓所有的人都接受這個體係，簡單地說，就是為這個體係還債。
廣告背後的邏輯是，生活可以很美好，但是現在還不屬於你，要花錢才能買得到，而且買到之後再告訴你還有更美好的東西，你又成了不幸者。《圍城》裏講了一個例子，說西方人為了讓驢子拉車的時候不停地往前走，就在驢子前頭掛一根胡蘿卜，驢要去吃胡蘿卜，所以就走得很賣勁，但實際上它走的時候胡蘿卜也在走。
包括廣告在內的很多營銷方式，還有整體經濟的經營方式，都是這樣的。200多年前，亞當·斯密在寫《國富論》的時候，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如果按照這種競爭邏輯，人類在將來一定會生產越來越多的用完即扔的東西。因為如果東西經久耐用，大家都沒有購買，對這個東西滿足了，那整個社會的財富增長就會停滯，GDP增長就會非常緩慢。所以，必須把一種詭計、一種暗示、一套價值體係或一套潛規則，像植入芯片一樣植入大家的頭腦當中，讓人們不斷地拋棄已經得到的東西，或者說看清已經得到的東西，而去向往還沒得到的東西，把一根“胡蘿卜”吊在前頭，不停地去追。
《國富論》影響了整個地球，人們開始接受一種哲學——隻有更多的消費才能拉動更多的生產，這才意味著社會的進步和繁榮。這個邏輯，今天把它單獨拎出來，會覺得非常值得商榷，起碼是值得探討。實際上我們回過頭來看，“fortune”這個詞包含“幸福”和“財富”兩重含義，本來財富是包含幸福的，但現在財富的邏輯變了，財富就是不斷地追求“更高、更快、更強”。
我們不斷地把已經得到的東西歸零，認清它、忽略它，把它視為透明的，然後看見的總是我們得不到的東西。這樣，從經濟學上來講，它的的確確讓人的需求沒有止境，需求越多就越會刺激生產，整個社會的財富就能增加。反過來，人們發現這種財富邏輯是幹擾幸福感的，本來財富作為一種手段是能夠讓人得到幸福的，結果它卻造成了痛苦。
不丹的最大邏輯就是截斷眾流，告訴人們幸福除了經濟增長以外，還包括每日用於反觀內照、看見自己內心情緒變化的一部分。它打破了財富的單向度——數字化、可視化，它是反對這種財富邏輯的。如果你發現了這一點，你就是一個覺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