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歐洲一千年來最強烈的謝罪
當初他們殺，我沒有作聲，因為我不是；後來他們殺猶太人，我沒有作聲，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再接下來他們殺天主教徒，我仍然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後，當他們開始對付我時，已經沒有人為我講話了……——
【德】馬丁·尼莫拉）第一節 追求停止了，心靈滿足了，
生命也隨之停止
這麽笨拙的曲子會是我寫的？
晚年的貝多芬有一次聽到一位朋友彈奏他的《C小調三十二變奏曲》。聽了一會兒，他問道：“這是誰的作品？”“你的。”朋友回答說。“我的？這麽笨拙的曲子會是我寫的？”然後又補充了一句：“啊，當年的貝多芬簡直是個傻瓜！”歌德評論席勒的話，完全適用於貝多芬：“他每星期都在變化，在成長。我每次看到他時，總覺得他的知識、學問和見解比上一次進步了。”
如果尋找不到生命的意義，就應該去尋找死亡
歌德的《浮士德》是迄今為止德國最偉大的文學作品。浮士德自白道：
我隻是匆匆地周遊世界一趟，
劈頭抓牢了每種，
不滿意的，我拋擲一旁，
滑脫我手的，我聽其長往。
我不斷追求，不斷促其實現，
然後又重新希望，盡力在生活中掀起波瀾，
開始是規模宏偉而氣魄磅礴，
可是如今則行動明智而謹慎思索。
我已熟悉這攘攘人寰，
要離塵棄俗決無法辦。
是癡人才眨眼望著上天，
幻想那雲霧中有自己的同伴。
人要立定腳跟，向四周環顧，
這世界對於有為者並非默然無語。
你何必向那永恒之中馳騖？
凡是認識到的東西就不妨把握，
就這樣把塵世光明度過；
縱有妖魔出現，也不改變道路。
在前進中他會遇到痛苦和幸福，
可是他呀！隨時隨刻都不滿足。
有人指出，“如果尋找不到生命的意義，就應該去尋找死亡”，這就是《浮士德》的精神。
真正的童話是長在兒童們的心目中
威廉·格林（1786-1863）關於童話的創作談的精義：“真正的童話是長在兒童們的心目中，他們心目中的童話被我們這些已經成年了的人不經意地扭曲了，他們看到我們為他們創作的童話恰恰就是對他們想像中的世界的不經意扭曲。在他們的幻想思維中根本就不存在我們為他們這樣創作的這些所謂的童話，這些標榜為童話的東西，在他們的潛意識裏一直是扼殺他們思維的重要殺手，最原始的童話誕生在他們從未接觸過這個世界的時刻，我們一直在做著篡改他們本意的工作，這正是我們的失敗之處，成年人和兒童們總是若隱若現地隔著一個真正的童話的距離!”
我想成為新舊德國之間的橋梁
1929年，斯特萊斯曼寫給威廉·卡爾的信上說：“我想成為新舊德國之間的橋梁。”是的，他做到了。
斯特萊斯曼在1923年到1929年期間擔任德國魏瑪共和國的外交部長，他充分利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協約國之間的矛盾以及協約國與蘇聯的矛盾，積極推動德國擺脫戰敗國的屈辱地位，重新成為國際社會平等的一員，使德國在1929年重新崛起。斯特萊斯曼的外交策略為德國魏瑪共和國恢複大國地位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副董事長的抉擇
有一天，一家專門為西門子公司生產配套器材的傳統企業的副董事長飲彈自斃了。這位自殺的副董事長先生是一位很受員工尊敬的領導，他愛廠如家，視企業的生存如自己的生命。他主管產品銷售，近年來公司的經營收入每況愈下，他常常流露出一種無可奈何的痛苦狀，畢竟50多歲了，心有餘而力不足。就在他主持的最後一次會議上，他當著在場的所有員工引咎自責，聲稱無臉麵對與他同甘共苦多年的兄弟們。誰也沒想到，就在那天夜裏，這位副董事長隻用一顆子彈便悄悄地送自己上路了，永遠離開了他為之奮鬥大半生的公司，離開了與他相依為命的全體員工。）第二節 這是為全人類所作的犧牲
這是為全人類所作的犧牲
1835年夏天，20歲的馬克思即將中學畢業，他的一篇作文引起了老師的注意，這篇文章的題目是《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文中有幾段這樣寫道：“如果人隻是為了自己而勞動，他也許能成為有名的學者、絕頂聰明的人、出色的詩人，但他決不能成為真正的完人和偉人。”“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我們就不會為他的重負所壓倒，因為這是為全人類所作的犧牲，那時，我們感到的將不是一點點自私而可憐的歡樂，我們的幸福將屬於千萬人，我們的事業並不會顯赫一時，但將永遠存在。”
這就是人類社會
德國哲學家叔本華講過這樣一個寓言：
在一個寒冷的冬日，為了避免凍僵，一群箭豬相擁在一起取暖。但它們很快就被彼此的硬刺紮痛了。這樣，它們被迫分開。但為了取暖，它們的身體又再度靠近，身上的硬刺又再次把它們紮痛了。這些箭豬就被這兩種痛苦反複折磨，直到它們終於找到一段恰好能夠容忍對方的距離為止。
梁實秋對此評論道：叔本華想闡述的是，這就是人類社會。
知識分子與道德善良
“你們都是最優秀的知識分子。”德國社會學家費希特這樣對他同時代的知識分子說道，“如果最優秀的分子喪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麽去感召呢？如果出類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還到哪裏去尋找道德善良呢？”
韋伯對柏林大學的批判
19世紀末柏林大學因為它在普魯士的特殊地位，柏林大學教授中出現利用權力的接近和轉移謀取名利的腐化傾向。對此，韋伯痛心地說：“在柏林大學，像其他地方一樣，也有一些具有保持強烈人格的學者，繼承、保持其學術團結與獨立於高層教育行政當局的光榮傳統。但是，人所共知，這一個群體的人數並非在逐漸增加。不幸的是，對柏林的教授們來說，距教育部的大門是如此之近，很容易發生這種事情。這種令人不快的形勢一直有不斷惡化的趨向，普魯士的‘地方教授’向那些實際上或據說是有影響力的柏林同事寫信訴求和抱怨，希望後者能夠在‘高層決策者’中為他們說情。個人與教育部關係的這種圍繞權力運作——實際上已經在每個領域或多或少地以公開的形式在發展——毫無疑問，這也經常被某些傑出的、具有鮮明個性的柏林的學者們運用於他們的學術發展。但是，我們必須指出，即使大權掌握在一個對於學術績效的評估不懈地追求客觀性的人的手裏，當一個人控製這麽多讚助權力的時候，仍有被他個人偏愛與興趣好惡所左右的危險。”
教育完人與完善國家
費希特在談到國家時曾經說：“合於理性的國家不是使用任何現成的質料，再經過人為的處置就可以建立起來的；它必須從培育和教化民族開始，才能達到建立此類國家的目的。民族，隻有首先以切實手段解決了教育完人的問題，才能接下去解決完善國家的問題。”
想讓我交錢去入那幫笨蛋的夥嗎？
成名後的德裔作曲家亨德爾有時相當自負。有一次，著名的牛津大學打算授予他一個榮譽學位，隻不過要繳納一筆費用。沒想到亨德爾對此嗤之以鼻：“想讓我交錢去入那幫笨蛋的夥嗎？想都不要想！”
我還想通過自己的努力改善其他人的處境
德國前總理施羅德童年時生活在德國下薩克遜的比克斯頓鄉下地區，他和母親以及其他6名家庭成員居住在一個沒有自來水、沒有廁所的兩居室房間裏，這個房間以前是一個專門養羊的畜棚。據一些當年老鄰居接受德國《明星雜誌》采訪稱，施羅德的母親埃裏卡無錢支付養家糊口的費用，他們一家在“當地警察局都有了名”。
現年81歲的前鄰居埃裏卡·斯卡拉賓回憶稱，施羅德一家從來吃不起肉，隻能靠煮一些卷心菜等蔬菜為生。斯卡拉賓道：“那不僅僅是貧窮，它比貧窮還要糟糕。”
施羅德一家在當地的名聲不僅是貧窮，他的繼父沃塞勒竟然還和另外一名女人私通。一名叫做瑪裏·路易斯·克雷曼的前鄰居回憶道：“當地孩子們獲得的教導常常是：不要跟施羅德家的孩子們玩耍。”因此，當地幾乎沒有一個同齡孩子願同施羅德交往，他們都將小施羅德看做是一個類似“流浪者”的角色。
施羅德從來沒有刻意隱瞞他的卑微出身，但他也從來沒有試圖靠它來獲取政治資本，在一些場合，施羅德還曾偶然談起過他的艱苦童年。在一次采訪中，施羅德曾經承認：“我童年時非常痛苦不幸，因為一些同齡的孩子，不管女孩還是男孩，都拒絕跟我一起玩。也許這正是驅使我發奮圖強的動力之一。”
當施羅德長到14歲時，生活才開始漸漸好轉，當時他在一家瓷器店獲得了一份推銷員的工作，後來他又開始讀夜校，4年後，施羅德又開始到哥丁根大學攻讀法律，並成為了一名社會民主黨成員。
童年時代艱苦的生活經曆激起了施羅德從政的興趣，施羅德後來承認道：“我過去的經曆，幫我找到了奮鬥之路，我想不斷改善自己的處境。但我並不想隻為自己這麽做，我還想通過自己的努力改善其他人的處境。”）第三節 遺憾的是，這並非勃拉姆斯的作品
牛頓在數學領域中的地位
牛頓（1643-1727）和萊布尼茨（1646-1716）兩位大師偉大發明的交匯點是微積分。萊布尼茨與牛頓的微積分發明之誰先誰後的爭論，在數學界至今還是一樁公案。萊布尼茨於1684年發表第一篇微分論文，定義了微分概念，采用了微分符號dx，dy。1686年他又發表了積分論文，討論了微分與積分，使用了積分符號∫。依據萊布尼茨的筆記本，1674年11月11日他便已完成一套完整的微分學。從史實上看，牛頓卻是在1667年就手稿完成了代表了微積分發明的《流數法》（發表時間為1671年），從手稿完成的時間看，牛頓確實是比萊布尼茨早了七年。但萊布尼茨的微積分發明比牛氏的更完善，而且囿於當年通訊條件和學術交流條件的限製，萊布尼茨完全是在獨立的情況下發明微積分的。
1695年英國學者就宣稱：微積分的發明權屬於牛頓；1699年又說：牛頓是微積分的“第一發明人”。更可笑的是1712年英國皇家學會居然成立了一個機構，專門調查此案，1713年發布公告，確認了牛頓是微積分的“第一發明人”。這樣，萊布尼茨直至去世後的幾年，都受到了冷遇。可笑的是，由於對牛頓的盲目崇拜，英國學者長期固守於牛頓的“流數術”，隻用牛頓的“流數”符號，不屑采用萊布尼茨更優越的符號，以致英國的數學脫離了數學發展的時代潮流。盡管如此，牛頓和萊布尼茨兩位均是謙遜禮讓。牛頓對他同時代的萊布尼茨的態度極為誠懇，他在《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一書的第一版中，毫不含糊地承認了萊布尼茨的天才。而萊布尼茨對牛頓的評價非常的高。1701年，在柏林宮廷的一次宴會上，普魯士國王詢問萊布尼茨對牛頓的看法，萊布尼茨說道：“在從世界開始到牛頓生活的時代的全部數學中，牛頓的工作超過了一半。”
誠實的門德爾鬆
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在白金漢宮舉行盛大的招待會，歡迎傑出的德國作曲家門德爾鬆來訪。署名門德爾鬆的《伊塔爾茲》曲子演奏以後，女王接見了他，並高興地稱道：“憑這首曲子，就可以證明你是個天才。”門德爾鬆平靜地對女王說：“不，那是我妹妹芬妮亞的作品。”
原來芬妮亞也是個音樂造詣極深的音樂家。由於當時德國男性在社會的強勢地位，幾個兄弟都不讚成署女人的名字，才決定用門德爾鬆的名字發表。妹妹的這首作品非常出色，但誠實的門德爾鬆總不會忘記告訴人們真實的情況。
遺憾的是，這並非勃拉姆斯的作品
勃拉姆斯（1833-1897）和奧地利作曲家小約翰·斯特勞斯（1825-1899，《藍色的多瑙河》的作者），彼此很是傾慕、欽佩。有一次，他倆在維也納相遇，斯特勞斯把簽名冊遞給勃拉姆斯，請他留名。勃拉姆斯在空頁上抄了幾小節《藍色的多瑙河》的樂曲，然後在下麵寫了一行字：遺憾的是，這並非勃拉姆斯的作品。
狗“玻璃似的透明”，人卻狡黠可怕
叔本華從他父親那裏繼承了孤僻、憂鬱的性格，悲觀情緒深深地滲透了他的性格及其一生的經曆，對世界清醒的悲觀失望又使得他從外部世界退守到自身內部，使得他的言行表現出自我中心主義的傾向。他一生不得不長期與孤獨寂寞和不理解為伴，這使得他的某些行為與常人的習慣很不一樣，到晚年尤其如此。長時間的孤獨生活（不僅指日常生活而且指思想）使得一種恐懼感經常伴隨著他，以致他常將手槍放在枕頭下，並且上好了膛，一有什麽響動，他便立即從床上跳起。他的錢總是存在同一銀行裏，並且總是和同一職員打交道。他把存折放在他隨時都可以取得到的舊信封裏。他注重生活節奏和儀式，一切按部就班，一切要熟悉穩妥。他經常在規定時間獨自散步並且一路上自言自語，這使人想起哥尼斯堡的那位居民們用來校對時間的康德。他從不去理發店理發和刮臉，理由是“我不能把自己的脖子交給別人手中的剃刀”。叔本華晚年身邊沒有一個親人，陪伴他的是一條被他稱作“世界靈魂”的白色獅子狗。他的“世界靈魂”去世後，他為其塑了一尊像並另外養了一條褐色的卷毛狗，他認為狗“玻璃似的透明”，人卻狡黠可怕。
“幸運”的普朗克
普朗克為人謙虛，作風嚴謹。在1918年4月德國物理學會慶賀他60壽辰的紀念會上，普朗克致答詞說：“試想有一位礦工，他竭盡全力地進行貴重礦石的勘探，有一次他找到了天然金礦脈，而且在進一步研究中發現它是無價之寶，比先前可能設想的還要貴重無數倍。假如不是他自己碰上這個寶藏，那麽無疑地，他的同事也會很快地、幸運地碰上它的。”這當然是普朗克的謙虛。洛侖茲在評論普朗克關於“能量子”這個大膽假設的時候所說的話，才道出了問題的本質。他說：“我們一定不要忘記，這樣靈感突現的好運氣，隻有那些刻苦工作和深入思考的人才能得到。”
1947年10月3日，普朗克在哥廷根病逝，終年89歲。德國政府為了紀念這位偉大的物理學家，把威廉皇家研究所改名叫普朗克研究所。普朗克的墓在哥廷根市公墓內，其標誌是一塊簡單的矩形石碑，上麵隻刻著他的名字，下角寫著：h=6.62×10-27爾格·秒。
摘下麵具的日子可能會到來的
德國人約翰尼斯·格魯斯說他的同胞戴著一個假麵具。不過他認為：“但是，摘下麵具的日子可能會到來的，呈現出來的麵容可能沒有今日那樣豐滿和紅潤……，隻要我們戴著麵具，我們仍隱蔽著，甚至繼續對自己隱瞞真相……”
今天下午來我這裏吧，接受你的貝多芬的愛
貝多芬的耳朵開始失聰後，耳聾把他和他的朋友們隔離了。他的助聽器也往往使他失望，因此他和他們保持接觸的惟一方法就是通過他經常帶在身邊的“會話本”和鉛筆。這時候，貝多芬變得有些敏感，當他看見朋友們互相談話，以為他們總是談論他，說他的壞話，預謀害他。有一天，他這樣寫道：“再也不要在我跟前露麵。你是一條卑鄙的狗，一個不老實的家夥。”
第二天，當他發現自己的疑心是錯的，而他的朋友是真誠的時候，他又會寫另外一個便條：“親愛的朋友：你是一個誠實的人，你是對的。我現在明白了。所以今天下午來我這裏吧，接受你的貝多芬的愛。”而他的朋友們，總是原諒他那粗暴的吵嘴，並且和他相處到最後。
阿登納與丘吉爾的畫
阿登納與歐洲各國政治領袖私交非常好。英國首相丘吉爾曾向他贈送過一幅自己畫的風景畫，希望它能出現在阿登納的起居室裏。可是阿登納並不喜歡這幅畫，順手丟在了儲藏間裏。丘吉爾對此事沒有忘記，他曾經向去德國訪問的英國外交大臣打聽這副畫的下落。在了解詳情之後，竟然勃然大怒，並在他的回憶錄中詳細地記載了這件事情。）第四節 德意誌，難道你沒看見麽？
一想到德國人民，我不免常常黯然神傷
歌德說：“一想到德國人民，我不免常常黯然神傷，作為個人，他們個個可貴，作為整體，卻又那麽可憐。”
德意誌，難道你沒看見麽？
庫爾特·圖肖爾斯基1930在自己的詩《德意誌，醒來吧》中提醒世人：“納粹給你套上了死亡的花環：德意誌，難道你沒看見麽？”圖肖爾斯基於1933年被納粹剝奪了國籍，雖然表麵安全了，但內心的焦灼不安使他於1935年在流亡地瑞典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和平萬歲
1945年4月16日，朱可夫發起柏林戰役，250萬蘇聯紅軍圍攻100萬德軍。蘇軍以近8萬人陣亡，25萬多人受傷的代價，攻克柏林。4月30日，蘇德兩軍在國會大廈裏逐間爭奪，最終蘇軍戰士將紅旗插上了國會大廈的樓頂。國會大廈失守1個多小時後，希特勒自殺。
此後，德國最高統帥部在發布的最後一份通告中說：“……德國海、陸、空三軍所作出的貢獻和犧牲，已使我們的敵人都不得不感到敬佩。每一個士兵可以以此自豪而無愧地放下武器，在我們曆史上最艱難的時刻，為我們人民的萬代幸福，勇敢而自信地去從事工作。……柏林上空的硝煙散盡，是從來沒有過的寧靜。和平萬歲！”
殘餘的德軍陸續從明碉暗堡中走出來，接受了德國戰敗這一事實。
“戰敗被俘”的科爾
1944年12月，納粹德國在末日來臨前更加瘋狂。後來擔任德國總理的科爾當時未滿15歲，也被送到巴伐利亞的貝希特斯加登，進行入伍前軍事訓練。後來，科爾當上了傳令兵，往慕尼黑和維也納遞送軍事文件。1945年5月3日，經過長時間籌劃，科爾和另外3個娃娃兵決定不為納粹政權殉葬，逃出納粹軍營。一路上他們盡量避開黨衛隊和憲兵，到達了萊希費爾德附近，疲倦的娃娃兵們不假思索地投宿在了德國空軍一間已被廢棄的臨時營房內。早上一醒來，科爾等人被一隊來自波蘭的勞工發現，由於科爾他們身穿納粹軍裝，受盡納粹欺淩的波蘭勞工與這群娃娃兵進行了“戰鬥”，科爾在二戰中惟一一次“戰鬥”的結果是“戰敗被俘”。美軍看到這群俘虜隻是十幾歲的孩子，就將他們全部釋放。回到久違的故鄉後，科爾處處見到的是廢墟、饑荒和疾病，切實地懂得了和平的可貴。這段經曆也使科爾在出任聯邦德國總理後，在壓製新納粹方麵從不手軟。
家鄉在哪裏？
有一次，一個中國人詢問一位德國老人他的家鄉在哪裏，他說他的家鄉以前屬於德國，現在屬於波蘭。聽他如此一說，中國人沒有繼續多問。倒是他在說這話時，既沒有顯得黯然神傷，也沒有流露出向往之情。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失去了一些領土。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又喪失了一些領土。這些領土中包括康德、基爾霍夫、希爾伯特的故鄉科尼斯堡，以及叔本華的故鄉但澤。前者是普魯士的發祥地，劃給了蘇聯（今俄羅斯飛地加裏寧格勒），後者劃歸了波蘭（今波蘭格但斯克）。兩地的日爾曼居民則被強行趕回了德國，包括199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格拉斯，他於1927年10月16日出生在但澤，父親是德國人，母親則是波蘭人。）第五節 贖罪是惟一可能的態度
千年易過，德國的罪孽難消
納粹駐波蘭總督佛朗克在紐倫堡就刑前說：“千年易過，德國的罪孽難消。”而日本甲級戰犯東條英機與土肥原賢二、鬆井石根等在一同被押上絞刑架行刑之前，東條英機叫囂：“請鬆井君帶領大家齊呼天皇陛下萬歲。”於是鬆井石根扯著嗓子大喊：“天皇陛下萬歲!”其餘的幾名戰犯跟著喊道：“萬歲，萬歲，萬萬歲!”
贖罪是惟一可能的態度
1945年10月19日，德國斯圖加特基督教委員會曾經極其沉痛地承認：“我們給世界人民和國家帶來了無窮的災難，我們譴責自己。”曾被納粹禁止寫作的天主教作家施奈德也以德國人特有的思辨口吻和深刻性寫道：“在一個民族的生命中可能會出現這樣一個階段，在這階段中，贖罪是惟一可能的態度，從而是這個民族的曆史行為。”
你們卻給我們送來了希特勒
奧地利和德國的主體民族都是德意誌民族，二戰後，一個奧地利人對德國人說：你們給我們送來了貝多芬；德國人對奧地利人說：你們卻給我們送來了希特勒。
做義工贖罪
德國巴伐利亞州帕紹大學的一位資深教授將自己尚未成年的女兒送到以色列的一家農場去做義工，以表達對以往戰爭給猶太人造成的巨大痛苦表示真誠的悔過和贖罪。以色列的夏天酷熱難當，而且隨時可能有戰爭暴發，將一個未成年的孩子送到那裏做義工，是得有非凡勇氣的。
歐洲一千年來最強烈的謝罪
1970年12月7日，大雪過後東歐最寒冷的一天。剛剛對捷克、波蘭進行國事訪問後，當時的聯邦德國總理維利·勃蘭特冒著凜冽的寒風來到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下。他向紀念碑獻上花圈後，肅穆垂首，突然雙腿下跪，並發出祈禱：“上帝饒恕我們吧，願苦難的靈魂得到安寧。”西德國內出現了惡意的評論，認為勃蘭特此舉有辱國格人格。勃蘭特很坦然，他並不感到羞恥。他認為：“誰願意理解我，他就能理解我。在德國和世界其他地方，很多人是會理解我的。”勃蘭特以此舉向二戰中無辜被納粹黨殺害的猶太人表示沉痛哀悼，並虔誠地為納粹時代的德國認罪、贖罪。波蘭總理西倫凱維奇在機場送別勃蘭特時，握著勃蘭特的手，激動地說：“你昨天的舉動，打動了波蘭許多人的心，我夫人打電話到維也納告訴她的朋友，她們倆在電話中都情不自禁地哭泣了。”
當時的聯邦德國總統赫利同時向全世界發表了著名的贖罪書，消息傳來，世界各國愛好和平的人們無不拍手稱讚。1971年12月20日，勃蘭特因此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勃蘭特1973年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記者法拉奇采訪時，談到了自己當時采取這一出人意外的行動的感受。他說：“我明確區分罪過和責任。我問心無愧，而且我認為把納粹的罪過歸咎於我國人民和我們這一代人是不公平的，罪過隻能由希特勒等發動二戰的戰犯去承擔。盡管我很早就離開德國（二戰期間勃蘭特流亡國外，從事反法西斯鬥爭），但對希特勒上台搞法西斯主義，我也感到有連帶責任。出任德國總理後，我更感到自己有替納粹時代的德國認罪贖罪的社會責任。那天早晨醒來時，我有一種奇異的感覺，覺得自己不能隻限於給紀念碑獻一個花圈。我本能地預感到將有意外的事情發生，盡管我不知道是什麽事情。獻完花圈後我突然感到有下跪的必要，這就是下意識吧？”
勃蘭特在波蘭猶太人紀念碑前下跪謝罪，被譽為“歐洲約一千年來最強烈的謝罪表現”。這一跪，淡化了飽受納粹蹂躪的波蘭人民沉積在心底裏的憤怒，他們為勃蘭特的舉動感動得熱淚盈眶，為德國重返歐洲、贏得自尊、回歸正常的發展道路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1995年6月，德國前總理科爾繼勃蘭特之後，雙膝下跪在以色列的猶太人殉難者紀念碑前，重申國家的道歉。德國前總理施羅德曾經親自去波蘭，為刻有下跪謝罪情景的勃蘭特紀念碑揭幕。
我們要為這一空前的犯罪行為進行懺悔
柏林勃蘭登堡門以南幾百米有一個屠殺猶太人紀念館，紀念碑由2771個混凝土塊組成，沒有雕飾但非常震撼，紀念館就在紀念碑的下麵，在紀念館入口寫著這樣一句話：“我們要為這一空前的犯罪行為進行懺悔，對其曆史責任毫不退卻，並將它視為德國國家意識核心的態度。”德國人對二戰的悔罪程度確實是某些國家不能比的。
該紀念館分為圖片室、陳列室、家庭室、姓名室、地點室，分別從圖片加文字的描述，受害者的信件描述，15個猶太家庭的遭遇描述，全歐洲被害及失蹤猶太人名單及簡曆描述，以及對猶太人的殘害在歐洲地域上的擴展過程描述，來為我們揭示當時德國法西斯的暴行。
我是國際人，是歐洲人
一些德國青年因為德國曆史上的罪孽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德國人。一位到德國訪學的中國學者曾經問一個德國中學生：“既然不承認自己是德國人，那你是哪國人呢？”他立即回答說：“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屠殺了那麽多猶太人，我不願做德國人，我是國際人，是歐洲人。”
法西斯的戰敗日也是德國人民從法西斯統治之下的“解放日”
1985年5月8日，德國總統魏茨澤克在二戰結束40周年紀念日發表了備受矚目的演說，聲明1945年5月8日是希特勒法西斯的戰敗日，同樣，也是德國人民從法西斯統治之下的“解放日”。
希特勒已死，布什還活著
2003年3月18日，美國和英國發動對伊拉克的打擊，德國政府堅持和平立場。德國人民開始以抵製美貨等實際行動反對美國的戰爭政策。他們拒絕購買美國的汽水、啤酒、香煙，甚至拒絕使用美國的信用卡，一些德國餐館更是取消了所有的美國菜單。在一些地方，據說當人們聽到電視播出英美部隊有傷亡時，竟然有不少人歡呼起來。德國的《世界報》甚至刊出一篇文章，文章的大標題就是：“希特勒已死，布什還活著。”
為自己同胞犯下的不可饒恕的罪行負荊請罪
1992年秋，德國一些地區出現排外浪潮，一些城市有不少德國居民自發地舉行燭光遊行，以示抗議。一些德國人甚至是扶老攜幼，全家出動，悼念被極右分子殺害的外國人。在凜冽的寒風中，他們手持蠟燭，排著長隊，有時綿延數十公裏，懷著極為悲痛的心情向死去的外國人告別，並為自己同胞犯下的不可饒恕的罪行負荊請罪。
國家賠償
1952年9月，在戰後廢墟上恢複經濟極度困難的條件下，德國簽訂了對以色列賠償的協定。
1953年，聯邦德國通過了第一個對戰爭受害者賠償法。根據這項法律，在戰爭中受到政治、種族和宗教迫害的人都可以得到賠償，首先得到賠償的多為猶太人。聯邦德國每年支付數十億馬克的賠償金，到2005年賠償金額約達1250億馬克。
科爾的下台
“如果你認為我會把國庫大門再打開一次的話，那麽我的回答是‘不可能’。”這是德國前總理科爾1998年8月在聽到有關德國向納粹時期強製勞工進行賠償問題時作出的答複。他的這一回答被當時的媒體視為“很不客氣”。德國在戰後就第二次世界大戰集中營裏的死難者向以色列及多個東歐國家支付過一次性的總賠償，但是160多萬在戰爭中幸存的強製勞工卻無人過問。
科爾說完這話沒多久，他就在當年9月底舉行的聯邦大選中敗北，接替他執政的紅綠聯盟重新關注起這一令人棘手的問題。
德國曆史上最惡劣、最無恥的事件
1998年，德國總統赫爾佐克在紀念猶太人慘遭納粹屠殺和迫害的大會上承認：“60年前，對猶太人的屠殺是德國曆史上最惡劣、最無恥的事件，國家本身成了有組織犯罪的凶手。”
一個國家在自己首都的中心坦白了自己最大的曆史罪行
2005年5月10日，“大屠殺紀念碑”（德國稱“被害歐洲猶太人紀念碑”）在德國首都柏林市中心揭幕。曆史學家弗萊在《時代》周刊上撰文說：這是有史以來最具有象征性的意義：“一個國家在自己首都的中心坦白了自己最大的曆史罪行。”）第六節 在今日的歐洲，世仇完全不合時宜了
在今日的歐洲，世仇完全不合時宜了
近代以來，德國和法國可謂是世仇。1949年，阿登納就任德意誌聯邦共和國第一任總理，在接受美國《時代》周刊采訪時，發表了著名的“破冰解凍”講話：“我決心要以法德關係作為我政策的一個基點……和法國的友誼將成為我們政策的一個基點，因為它是我們政策中的一個薄弱環節。”他認為德法之間的仇怨，“是一個魔鬼的圓箍，一個邪惡的圈套，非破除不可。”“在今日的歐洲，世仇完全不合時宜了，我決心使德法關係成為我政策的核心。一位聯邦德國總理必須同時是一個好的德國人和歐洲人。”
阿登納本著這樣的認識，和他的法國同道一起，推動了德法和解，建立歐洲煤鋼聯合體，歐洲經濟共同體、歐洲原子能共同體也先後形成，逐步發展為今天的歐洲聯盟。
德國絕不是納粹分子的德國
福特文格勒說：“德國絕不是納粹分子的德國，而隻是被納粹分子統治的德國。”
難道可以說席勒是聯邦德國的德國人，而歌德是民主德國的德國人？
德國前總理科爾有很深的中國情結，促使他喜歡中國的四個因素：敬仰中國的古老文化、中國人的和藹可親和友好情感、深信中國有偉大的前途並能找到自己的道路、中國一貫支持德國人民謀求國家統一。科爾說：“這最後一點是德國人尤其不能忘記的，也正因如此，我們德國人最能理解你們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他經常引用鄧小平講過的一句話：“難道可以說席勒是聯邦德國的德國人，而歌德是民主德國的德國人？”
歐元與科爾的失利
德國有人認為，科爾1998年大選失利的原因之一，是他決定放棄德國人心愛的馬克而力主引進歐元。當有人問科爾決定引進歐元的考慮是什麽時，科爾說，當時德國70％選民反對放棄堅挺的馬克，隻有30％的選民讚成歐元，但他仍決定放棄馬克換歐元，目的是為了推進歐洲統一。現在歐元已成為居美元之後、日元之前的第二大國際貨幣。如果說，歐洲聯合給歐洲人帶來了50年的和平，那麽，歐元的最大功績在於它使歐盟一體化不可逆轉。他相信10年後英國、瑞士也將使用歐元。
德國已經變成歐洲最不好戰的國家了
如今的德國，軍隊已經不是最令人向往的地方。一位德軍宣傳官在談到青年學生對服兵役的態度時說：“對於大多數學生來說，他們的目的是完成學業，找份好工作，掙很多錢，然後享受生活。他們可不想體會戰爭的艱苦和殘酷。”“戰爭永遠不會再從德國的土地上燃起了！”是現在許多德國人的一句格言。歐盟委員會的一位前主席在批評外界對德國主義複活的擔心時指出：“德國已經變成歐洲最不好戰的國家了。……德國人討厭核武器——德國最引以為豪的國家機構已由聯邦軍隊變為聯邦銀行了。”
柏林酒店到波蘭洗衣服
《明鏡周刊》的主編斯汀加特曾經描述過這樣一個現象：柏林某五星級酒店，工作人員每天晚上都會把髒衣服用卡車運到80英裏外的波蘭清洗，第二天再運回柏林。算上油費和司機工資，在波蘭洗衣的成本仍然遠遠低於在柏林洗衣的成本。
我首先是一個巴伐利亞人
一個來自巴伐利亞的德國人說：“我首先是一個巴伐利亞人，其次是歐洲人，最後才是一個德國人。”
沒有政治上的一致，歐洲各國人民將會淪為超級大國的附庸
20世紀50年代，在資本主義世界中，美國無論是在工業生產，出口貿易，還是黃金外匯儲備等方麵，所占的比重都顯著下降，而西歐六國（法、意、西、德、荷、比、盧）所占比重則大大上升。50年代中期以後，阿登納說：“如果歐洲人不想在起了根本性變化的世界裏走下坡路的話……歐洲的聯合是絕對迫切需要的，沒有政治上的一致，歐洲各國人民將會淪為超級大國的附庸……”
德國未來的任務是為建立統一的歐洲發揮積極作用
兩德統一後不久的1990年11月6日，時任德國總理科爾在英國《金融時報》上撰文闡述說：“德國的統一是德國人與其朋友、夥伴和東西方鄰國一道實現的。過去40多年，使德國西部、特別是西柏林人民生活在和平自由環境裏的主要因素是美、英、法三國支持的結果。這兩個事實要求德國對歐洲一體化、對進一步發展大西洋兩岸關係采取積極態度。因此，德國未來的任務是為建立統一的歐洲發揮積極作用。這一點與德國實現民族自決、統一和自由是相輔相成的。”
自由邊界
德國與眾多國家接壤，不少邊界僅僅以石子、人行道作為國界標記。在與荷蘭蘇特威克交界的地方，一邊住的是德國人，一邊住的是荷蘭人。家庭主婦們口袋裏都裝著對麵國家的貨幣，一有空就“出國”到對麵的超市購物。一個中國記者在采訪一個德國家庭主婦時，一個荷蘭老太太騎著自行車經過邊界，為了讓路，中國記者隻得跳到對麵荷蘭邊界站了幾秒鍾，然後又一步跨回德國。出境入境竟是如此“舉足之勞”！）第七節 我們隻是奉命行事
我們隻是奉命行事
20世紀70年代，美國人拍攝的反映二戰法西斯大屠殺的電視劇《大屠殺》在德國上映，已經久曆和平的德國青年在看了影片中反映的他們父輩犯下的暴行後，感到非常震驚，他們不明白自己的父輩怎麽可能犯下這樣的罪行。當他們去質問父輩的時候，得到的回答總是：“我們隻是奉命行事。”
多次受到死亡威脅
德國新納粹勢力經常舉行一些遊行活動，對於新納粹的遊行活動，一些反對者隻敢戴著麵具與這些狂熱分子對峙。當問及原因時，得到的回答是：“擔心受到光頭黨的報複。”2003年11月，德國國防部長彼得·斯特魯克由於解除了一位反猶將軍的職務，多次受到死亡威脅。
“沒有看見”和“不知道”
德國一個電視台為了了解德國大眾對光頭黨排外活動的態度，曾經派出三名演員，其中兩人扮成光頭黨，一名扮成土耳其人，在多個公共場合進行“表演”，並進行偷拍。當兩名“光頭黨”向那名“土耳其人”拳打腳踢的時候，周圍大多數人表現出一種冷漠和熟視無睹的態度。隻有一位黑人打電話報警，還有一位婦女出麵製止這種“暴力”行為。當電視台記者采訪路旁的德國人，問他們為什麽不製止“光頭黨”的暴行時，大多數人的回答竟是：“沒有看見”或者“不知道”。
德國在一戰中是防守方
德國曆史學家弗裏茨·菲舍爾1961年出版《德國想控製世界權力》一書時引起了震驚。他在書中斷言，德國國王威廉二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負有主要責任。而德國人從小耳濡目染的曆史是德國在一戰中是防守方。所以，菲舍爾的觀點遭到普遍反對。這一狀況直到近來才有轉變，現在德國人願意承認1914至1945年是以德國的對外侵略為主要特征。
土耳其人不僅說德語，而且有工作
德國統一後，曾經一度流行這樣一個笑話，說的是因為外來移民造成德國失業率居高不下。一個德國人問：“土耳其人和薩克森人之間的區別是什麽？”回答是：“土耳其人不僅說德語，而且有工作。”
外人不宜介入
在柏林，12歲的吉普賽女孩和19歲的男友同居，女方家長不答應，到警察局告男方誘拐未成年少女，警方拒絕受理，連一向以維護未成年少年權益為職責的少年局社工，對此事也是愛理不理，卻阻止家長和女兒見麵，理由是——早婚是吉普賽民族的特有習俗，外人不宜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