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馬鴻逵寧夏稱王(7)

戴笠把持的國民黨軍統局於1936年在蘭州成立特警班，次年即將該班畢業生以各種公開身份作掩護分配西北各地。其主要任務是對付我陝甘寧邊區和我地下革命活動，但也負責監視非蔣嫡係的地方實力派之言行。為此，西北各馬對中統、軍統所派來的特務防範甚嚴，明爭暗鬥，激烈異常。軍統局原擬在寧夏秘密建站，終因馬鴻逵防範甚嚴，未能如願。1938年，以“軍事委員會派駐阿拉善左旗軍事專員公署”名義，在距銀川百餘華裏的定遠營公開建立情報站，斯時定遠營為達理劄雅所轄，馬無可奈何。該站站長李友三，陝西富平人，黃埔軍校五期畢業生，總務主任李燕謀（又名李夢白），其妻羅鳳娥為譯電員，夫婦均為蘭州特警班畢業生。該站繼又北向石咀山，南向中衛、吳忠堡等地秘密建點。1940年，李、羅夫婦及孫華、馮奎文等在銀川城內“將軍第”對麵立足，掛起“第六戰區副司令傅作義長官部駐銀川辦事處”的招牌，偵察馬的言行。曾向蔣密報馬鴻逵武裝保護走私、從中抽稅的劣跡。但更想給馬以更大威懾，逼馬就範。時有名叫曹瑞的人，係賄選總統曹錕之弟，在銀川市西門外，以300多峰駱駝，往來京津敵占區及甘、青、川等地，專事販運鴉片、羊皮、麝香、綢緞及武器等，並與大漢奸齊燮元、王揖唐等關係密切。其商隊往返寧夏，均由馬的騎兵分段護送，馬從中獲利是不言而喻的。李夢白經軍統局批準，於1943年秋，進入曹宅，以利斧將曹瑞砍死，又以毛瑟手槍向曹射擊兩發。此案使馬鴻逵大為震驚，命令其特警組織迅速破案。因當時馬部尚無毛瑟手槍，故迅速推斷係軍統特務所為。立即下令封鎖全省大小路口，挨戶搜查，企圖借機將在寧夏之軍統特務一網打盡。李夢白卻早化裝成趕駱駝的人經定遠營走沙漠逃往蘭州。馬鴻逵不肯善罷甘休，終於在吳忠堡捕得軍統特務梁某，此人係李夢白同班畢業。軍統局聞訊後，要求駐五原的傅作義給馬發來十萬火急的電報，偽稱梁係傅部工作人員，請立即釋放。不意此電竟成催命符，馬立即下令將梁某處決。對馬之此次還擊，軍統局亦不示弱，又以“寧夏省緝私處水陸交通統一檢查處”、“航空檢查處”、“蒙藏委員會調查室”等名義，向寧夏派去不少特務，且均攜帶美式武器。馬鴻逵無可奈何，隻好表麵歡迎，實則加緊暗鬥。直至解放之際，馬部與軍統之爭，迄未停止。

馬鴻逵與白崇禧的鬥爭，則是國民黨上層人物之間的鉤心鬥角，其方式另有妙處。抗日戰爭初期，蔣介石想物色一個能為他穩住西北的人物，提出組織“中國回教救國協會”的主意，並屬意白崇禧任理事長。桂係首腦之一且有政治野心的白崇禧正中下懷，於是大肆活動，以馬步芳、馬鴻逵為名譽會長，以時子周、唐柯三（山東回族人）為副理事長，在各省回民較多的城市成立分會。馬鴻逵卻一麵密電蔣介石，揭發白崇禧拉攏西北回民，欲將西南、西北聯為一氣，居心叵測；一麵於1940年元旦成立“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寧夏分會”，自兼理事長，以蘇連元、馬繼德為副理事長，劉柏石為書記長，單獨活動，與白領導的“回協”對抗。白崇禧還想出任西北軍政長官，示意馬鴻逵向中央表態擁護，並親來寧夏與馬周旋。馬則虛與委蛇，表麵上熱情招待，骨子裏處處防範。派人見蔣介石，表示隻知竭誠擁蔣，不歡迎白去西北。實際上馬以西北領袖自居，自然不讓他人染指。白崇禧見馬鴻逵如此，又轉而拉攏馬步芳。故給馬繼援的名義及部隊番號，均較馬鴻逵為優。但軍閥之間的爭鬥，如風雲變幻，隻以利害關係為轉移。當李宗仁於1948年將代理總統時，白崇禧又派他的高參安舜來寧夏，要馬鴻逵積極擁李上台，馬要高攀新貴，欣然效命，給劉柏石以寧夏省政府委員的頭銜，命其隨安舜到漢口見白，表示竭誠擁護李宗仁代理總統。同時請白為之活動甘肅省主席位置，以為交換條件。不料白崇禧並不為之出力，劉柏石兩手空空返回。馬大發牢騷，罵白崇禧耍花招，譏諷劉柏石白白騙了個省政府委員。

5．斂財有術

馬鴻逵既為“寧夏王”，寧夏的土地、人民、物產自然全部歸其所有，且榨取有方，斂財有術，故須分項敘述。

糧食掠奪。舊中國經濟落後，地處西北的寧夏更甚。當時最大的出產是糧食，所以馬鴻逵的掠奪，首在糧食。為給掠奪糧食打基礎，馬鴻逵一是興修水利，曾修複了十大幹渠；又動用6個團的兵力，費時5個月興修了一條長240裏的水渠，擴大了灌溉麵積，命名為“民生渠”。宋子文來寧視察，改名為“雲亭渠”，中央撥款20萬元，以為補助。一是清丈土地，先後兩次清丈土地，1934年，即馬主寧後的第二年，即開始用“以弓量畝”、“分土定等”的辦法，進行土地清丈，到1935年完成金積、靈武、中衛、中寧、寧夏、寧朔、平羅等主要產糧區的清丈，共丈得農田1828250畝，較原來田賦80餘萬畝增加了100萬畝，名之為“增溢地畝”。當年即按此地畝清冊征糧。1937年，馬再度進行土地清丈，采用“小三角測量”的辦法，用平板儀拖測1／500的地畝丘圖，每份翻印10份，用以辦理地權登記。編造類似魚鱗冊的“地籍冊”，管理土地變動；編造類似“紅冊”的“歸戶冊”，用以征收田賦。這次清丈包括了鹽池、同心、陶樂和各縣旱田，土地又大有“增溢”，總計為2255555畝。經過兩次清丈，即對各戶土地實行直接控製。不論生荒熟田，稍有變動，如陳報“逃荒”、“災歉”、“河崩”、“沙壓”等情，財政、地政機關即直接下地，持圖認丘，加以核實。

地畝固定，但賦稅卻不固定，而是逐年增加。馬鴻賓任主席的1930年、1931年兩年，每年征收田賦分別是43．4萬元和46．9萬元。1932年，馬鴻逵一下子增加到63．1萬元。1933年、1934年兩年因孫殿英入寧，孫馬混戰，征賦數字為20多萬元，但這不是正常數字。到了1935年，馬立即將田賦增加到255．2萬元，比其1932年增加了3倍多！其中的133萬餘元，係按每升兩角的價格折收糧食，據寧夏財政廳公布，共折收小麥73240餘市石。按寧夏當時70萬農民計算，大小口平均每人交納小麥1鬥。但此後仍是逐年有增無減，到1940年征收田賦258．7萬餘元，其中折征糧食部分超過8萬市石。1941年以後，國民黨政府發行的“法幣”貶值，糧食價格暴漲，與1937年相比，每鬥小麥從4．5元漲到35元，每鬥大米從5．5元漲到55元。於是田賦改征實物，以稻穀為主，不產稻穀的地方，繳納小麥、雜糧。1941年征糧95908石。這對農民的盤剝更為加重。

馬部軍隊所需糧秣，原由各縣攤派，各地糧倉由所在縣領導。孫馬戰爭之後，馬深感各縣供應不及時，適軍糧局長孫子元貪汙案被揭發，馬便趁機將軍糧局所有人員全部撤換，另以教導團第三期畢業生及副官處副官中抽調數十人，重組軍糧局，以其軍需處主任金鍾秀為總局局長，直接領導各地分局。從此，各縣僅負催征責任，不再經手錢糧，統由軍糧局直接征收。由於馬部人馬不斷增加，征收田賦不斷增多，軍糧局所屬機構也不斷擴充。開始在全省有8個分局，到1940年，在9個產糧縣共設30多個軍糧倉庫、十幾個草炭場，全部官兵500餘人，構成一個龐大的征收網。田賦名稱繁多，有正稅、附稅、臨時加派以及各種陋規積習，多達20多種。經過整頓，隻留正稅、警備費、鄉鎮費、渠夫壩料費等，但名目減少，稅額未減，換湯不換藥。每年夏秋兩季收割開始，各縣即向農民發通知單，命令向指定倉庫交糧。馬鴻逵表麵上再三禁止浮收，暗地裏卻又獎勵盈餘，鼓勵多征。由省府批示財政廳：“各縣征收八成以上，按照百三提獎。該廳在全省征收八成以上，以百五提獎。各縣所得獎金，準提給縣長一成四，縣助理員一成三，各區、鄉長一成六，縣府經征員司一成六，軍糧分局職員一成二。”大小嘍囉都分沾了好處，人民卻不堪其重負。每年征收季節，層層逼勒，縣、區府門前，刑具累累，哭聲不絕。每一倉庫每年均多征“盈餘糧”一百至四五百石。而征糧所定價格，多為市價之半，甚至僅及市價十之二三。以致有時農民所交糧數，比額定的要超過一倍以至數倍；交一車草、一馱炭，往往換不到一餐飯。因而民間流傳這樣的苦訴：“聽征糧，似虎狼。一年兩季盡搶光。皮鞭繩索保甲長，勾魂催命賽閻王。”

以上是明征，還有許多地方克扣百姓。如由於糧食儲藏保管有問題，馬鴻逵便每年以陳糧倒換新糧。每年春季給老百姓散“借”子種，秋後收回新糧。但倉庫以秤支出，以斛收入，一出一入，又使農民吃虧不少。1942年，馬鴻逵公布了一個“糧食管理暫行辦法”，規定每人每日食糧為一升五合，每頭家畜平均每日飼料為3升。各戶按此標準留糧，多餘的糧食一律標封，不準動用。對平時買賣糧食加以限製，隻準5鬥以下的糧食自由買賣，5鬥以上3石以下者，必須持有零購糧食證始得買賣。還規定了十五項處罰辦法，違犯者，輕則糧食充公，重則處以死刑。對此，馬鴻逵仍不放心，在全省算了大賬，按畝產量估計，全省年產糧食總量為133萬多石，消耗總量為109．9萬多石，尚餘20餘萬石。他為防“資敵”，在各地遍設稽查處、所，多如牛毛的便衣特務四出稽查，粒米顆麥，不準出境。當時蒙旗東西兩套，糧食全部仰賴寧夏，如此嚴密封鎖，蒙民大為恐慌。馬鴻逵乘機要挾，從而鄂托克的冰堿、阿拉善旗的白鹽，都成為他掠奪的對象。農民為了生活，隻好成群結隊越過馬的封鎖線，將糧食運往邊區、蒙旗等地。馬鴻逵的騎兵、特務、密探則藏伏於沙窩溝渠、狙擊搶奪，農民有的不僅丟了糧食，而且喪了性命。

稅收榨取。馬鴻逵來寧夏初期，沿馬鴻賓舊製，一切稅收招商包辦，實際是他的師、旅長和廳、處長承包。全省局卡林立，百物皆稅。稅收機關有縣征收所、牲畜稅辦公所、駝捐辦公所、船捐辦公所、卷煙特稅辦公所等。稅收科目有：擔頭捐、商店鋪捐、鴿堂捐、牙行秤行傭捐、糴糶捐、牲畜學捐、屠宰學捐、車駝捐、食鹽駝運捐、煙燈捐、油房捐、地畝捐、丁糧附加、糧石百五經費、地丁百五經費。以上15種於1935年底廢除，但新立以下19種：臨時維持費、屠宰稅、駝捐、船捐、卷煙特稅、羊隻捐、學產房捐、教育基金利息、煤炭井捐、磁窯捐、葦湖捐、棗園捐、警捐、鋪捐、房捐、路燈租捐、妓女捐、戲捐、雜捐等。因而群眾譏之雲：“百物皆上稅，惟有屁無捐。”

1934年以後，馬鴻逵設稅局自收，不再招人承包，這就使稅款驟增，而且連年上升，僅以印花稅、煙酒牌照稅和卷煙稅三項統計，1934年為66．6萬多元，比上年的34．8萬餘元增加幾近1倍。1936年增至128萬元，1937年又增至152萬多元。到1940年更進一步頒布各地方稅局組織條例，提出獎罰辦法，比定額多收一成至六成者，提與獎金10％～40％；比定額少收一至三成者，罰薪一至四個月，少收四至七成者，議處或撤職議處。同時派遣財政視察員輪流考察，加強監督。本來稅收人員就如狼似虎。這樣一來，就更加凶惡，加重了對老百姓的掠奪，馬鴻逵的稅收大大增加了。

馬鴻逵對老百姓是如此竭澤而漁，對上也不肯放過。他以彌補軍費虧空為借口，把國民黨南京政府的所謂“國稅”一律扣留。後來經過多次討價還價，從1934年11月份起，陸續從南京政府爭來每月各種協款計有：印花稅協款1．5萬元、卷煙特稅協款1萬元、鹽稅協款6萬元。抗日戰爭爆發後，南京政府國庫支絀，依全國通例，均按七成協濟。但馬另走門徑，又每月領到協濟軍費10萬元、協濟建設專款5萬元、補助公務員薪餉3萬元。

1940年以後，日寇侵入綏包，寧夏地方商業蕭條，“國稅”收入，每年從原來的100餘萬元減至幾十萬元。馬見“國稅”已無多大油水，即不再截留“國稅”，一再要求協款，最後商定國民黨中央政府每年協款234萬餘元。

緝私走私。馬鴻逵的緝私隊伍龐大，緝私隊、便衣隊、偵察隊遍於寧夏各地，組成一個緝私網，由他親自掌握。緝私網的外線沿綏、蒙、三邊、海固，配合以數萬步、騎正規部隊，構成“天羅地網”；內線配合各縣地方保甲組織、督察處、所，關卡密布。一般寧夏所產之羊毛、枸杞、甘草等的出境，平、津、包頭百貨的入境，都十分困難。往往加以走私的罪名，貨被充公，人被押辦。馬鴻逵令財政廳長趙文府在城內西塔院內設有“緝私”倉庫，其中所收布匹、京貨、雜貨、皮毛等，堆積如山。

寧夏省北路磴口為水運、駝運的咽喉，因而磴口稅局組織龐大，馬任秦福成為局長，緝私隊500餘人。緝私隊經常在十字路、巴音冒堵等處日夜伏伺，貨物進出，無不遭劫。秦福成每年提獎分成，獲利頗厚。秦還勾結走私商販，不花資本，僅以稅款捎帶百貨，在甘肅涼州地方偷設商店，利市百倍。但秦攫取的這點錢財，與馬鴻逵相比，不過是小巫見大巫。馬鴻逵規定，對偷運的百貨，每擔收洋布兩匹，保護放行。而抗戰期間由於隴海路斷絕，從包頭通過寧夏運往河西走廊、新疆的百貨和回程的皮毛特別多，所以馬所獲甚大。其中許多大奸商如曹雨亭等，就是勾結馬鴻逵，打通這條走私線，大發其財的。寧夏河東金積、靈武等地的巨商，也經常販運百貨和羊毛等。馬認為吳忠堡稅局局長王沛“緝私”不力，實即因交來的稅款較少，即大加訓斥說：“你也向秦福成學一學。”

但馬鴻逵“緝私”的最大妙用，還在於運銷鴉片煙土。1943年煙土滯銷，馬即令各稅局代銷煙土，獲利甚多。如磴口稅局一次領到代銷煙土19箱，約3萬兩，領來不到10天，煙價大漲。秦福成不費吹灰之力，就賺了煙土兩萬兩，頓成巨富，其妻飾金戴翠，結交馬的四妾劉慕俠，劉見財起意，向馬告密。馬即將秦逮捕，揚言要殺要剮，秦托人求情，以獻出千兩黃金了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