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毛澤東劉少奇分歧的由來和發展(5)

12月26日是生日。新中國成立後，從不公開為自己過生日，但這次他卻提出要請大家吃飯，在人民大會堂小宴會廳舉行，並親自審定了請客名單。汪東興和操辦了壽宴，出席宴會的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各大區主要負責人，參加三屆人大的一些勞動模範和科學家以及身邊的工作人員共４0多人。據參加宴會的曾誌回憶，在入席前，對李富春說：“你們什麽事情都不向我講，你們搞獨立王國！”曾誌覺得不像是在開玩笑，室內空氣頓時緊張起來，並相信這話絕不是批評李富春的。

宴席共分三桌，坐在按品字形擺的三張桌子上方那張的首席。以前一些宴會，、、周恩來等通常坐在一起，這次特意把錢學森、陳永貴、董家耕、邢燕子安排和自己一桌，左邊陳永貴，右邊董家耕，陳、董旁邊是錢學森、邢燕子，不是勞動模範就是科學家。這桌還坐了陶鑄、羅瑞卿、謝富治、汪東興和曾誌。而和其他中央領導人，包括，被分別安排在別的桌子上。宴會一開始，就說：“今天不是請客，更不是祝壽，我拿自己的稿費請大家吃頓飯，也算是實行‘四同’吧！”“今天我沒有叫我的子女們來，因為他們對革命沒有做什麽工作。”接著他又說：“不能光吃飯，還要講講話呀！有些人一摸到一點東西就翹尾巴，這不好。摸到一點不要翹，摸到兩點三點，也不要翹。”“帝國主義、修正主義說我是教條主義，就算教條主義吧。教條主義什麽時候變？一萬年也變不了。我們寫文章打仗，不會死人的。”

接著說：今天是我的生日，過了年就71歲，我老了，也許不久就要去見馬克思，所以今天請大家來吃頓飯。他點著煙後繼續說：現在用幾盒香煙就可以把一個黨支部書記給賄賂了。如果把女兒嫁給一個幹部，那就要什麽有什麽。他們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5月、6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認為，全國基層有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裏，我還擔心黨中央出修正主義！修正主義的出現標誌著資產階級在政治舞台上的興起。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絕不能依靠他們。

和同桌吃飯的曾誌回憶說：那晚絲毫沒有壽宴的氣氛，個個都緊張而困惑，主席這是怎麽了？室內一點聲音都沒有，安靜得怕人，隻聽主席一個人在那裏斥責，根本不敢去做任何的猜想。陶鑄後來也說：我們那時哪敢往少奇同誌身上想啊！薄一波也回憶道：“席間鴉雀無聲。”

散席後，向錢學森和陳永貴介紹曾誌說：“曾誌同誌，井岡山的，現在井岡山沒有幾個人了。”

第二天，即12月27日下午，中央工作會議繼續開會，主持。根據的意見負責起草會議紀要的陳伯達，詳細解釋了為什麽在紀要中要把“四清”運動的性質定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陳伯達解釋完，說：“我們黨內至少有兩派，一個是社會主義派，一個是資本主義派。”“從秦始皇開始，帝王就世襲了！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我不說，你們去研究！”

28日，陳伯達起草的那個主旨為“四清”運動的性質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會議紀要，以“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為題，作為中央文件印發。由於它的內容共十七條，因此被稱為《十七條》。

同日，中央工作會議繼續開會，主持，並帶著《中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兩本書到會。會上，羅瑞卿、陳毅、謝富治等人發言後，接著再次提出了運動的性質問題，在說明四清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之後，還說我們就是要搞階級鬥爭，要搞社會主義，不要搞那個資本主義。

在會議快結束時，拿出了那兩本書，發表了一番措辭十分嚴厲的講話：“請你們回去找黨章看一下，憲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講民主自由的。有一本書，《中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第100頁到104頁，你們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過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書，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章的第一條，中間講道，‘在法律麵前一律平等’。然後第八十七條講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譬如我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如果算的話，那麽有沒有言論自由？準不準我們和你們講幾句話？有沒有出版自由？還有結社。現在我們要結社，就是要把那些四不清太嚴重的人弄出去，要結一個，要把支部整頓好，把各級黨委整頓好。這叫結社。”

講這些話的時候，表情十分嚴肅。在座的許多人都摸不著頭腦，不知道是對誰講的。原來，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前，負責會議組織工作的鄧小平考慮到這次會議是一般性質的工作會議，曾向提出，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參加會議。在一次會議上，在講話時插話，由於沒有意識到準備講的話比較長，隻講了個開頭就被打斷了。這兩件事使非常不滿，所以特意拿了兩本書到會，並且在講話中發了脾氣。

1965年1月3日，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繼續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同一天，中央舉行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參加完全國人大三屆一次會議，立即參加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上，再次指責前一階段“四清”運動在領導上的問題，不點名地批評了。

整個會議期間，同的分歧，引起了大多數中央領導人的注意，並為此憂心忡忡。會議期間，朱德、賀龍等人曾經找，希望他顧全大局，要謹慎，要尊重。接受了這些意見，會後主動找談話，作了自我批評。其後，又在自己家裏連續舉行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參加的黨內生活會，聽取對自己的批評和幫助，作了記錄，並委托陳伯達把每天生活會的情況向作了匯報。對似乎有所原諒，在不久後舉行的一次小型會議上，當著許多中央領導人的麵說：我批評少奇同誌了，但你們今後還是要聽他的話喲。

會後，根據的意見，對於此次中央工作會議紀要，在《十七條》的基礎上，增加到二十三條。

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了這個紀要。同一天，這個紀要以“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為題，下發全黨。因為這個紀要共二十三條，所以運動中即把這個文件簡稱《二十三條》。

《二十三條》肯定幹部的多數是好的或比較好的，要求盡快解脫他們，這是積極的一麵。但《二十三條》強調“我國城市和農村都存在著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反對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企圖用‘和平演變’的方式，恢複資本主義。”規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進一步地鞏固和發展城鄉社會主義的陣地”，提出“走資派”有的在幕前，也有幕後的；支持“當權派”的人，有的在下麵，也有上麵的，甚至有的在省和中央部門工作。

如果把《二十三條》同個人的命運聯係起來，此時對已經不信任了。後來，多次談到在《二十三條》問題上同的分歧，說那是“打倒”的起點。1966年8月5日，發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就聯係了“1964年的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把它作為的一大罪狀。同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常委分一線、二線，是我建議的；再嘛，又過於信任別人，引起我警惕，還是《二十三條》的那時候。1970年12月18日，會見斯諾。斯諾說：我有一個問題想提出來，即你什麽時候明顯地感覺到必須把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那就早了，1965年1月，《二十三條》發表。《二十三條》中間第一條就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就反對。

所以，實際上，《二十三條》是“**”的第一個信號。一年以後，“**”爆發了。

七、曆史的悲劇與個人的悲劇

與分歧的發展和演變，對新中國曆史影響之大，是眾所周知的。然而，與之間為什麽會產生那麽大的分歧？這種分歧的性質是什麽？

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革命的目的，從其主觀願望來說，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是為了勞苦大眾擺脫各種剝削和壓迫，是為了勞苦大眾的徹底解放。為了這一崇高的使命，的故鄉，彈丸之地的韶山，在革命戰爭年代，先後有1598人獻出生命，其中正式認定為烈士的就有142位。而一家，為革命獻出了6位親人的寶貴生命。其中的長子毛岸英，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後，已經實現國內和平穩定的情況下，為了保家衛國，犧牲在抗美援朝的朝鮮戰場上的。

新中國成立了，人民當家做主了，下一步就是如何使人民過上平等、富裕的幸福生活。在看來，要使人民過上平等富裕的幸福生活，就必須建立人人平等的社會主義製度，實現夢寐以求的社會。這不僅是個人的願望，更是中國人民的美好理想。也正因為如此，輕率地改變了七屆二中全會關於中國新民主主義問題的認識，新中國成立之後僅僅第四年，就開始進行三大改造，不到三四年的時間，就轟轟烈烈地把中國給過渡到社會主義那裏去了。

但是，也清楚地知道：盡管中國的社會主義製度建立了，但中國是個一窮二白的國家，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非常薄弱，如果中國不以最快的建設速度，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趕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國家的安全就不能保證，如果不能很快地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社會主義製度就不能鞏固。這種盡快改變我國“一窮二白”落後麵貌的願望，人民的領袖比黨和國家其他領導人顯得尤為迫切。經過社會主義改造以及整風和反右派鬥爭，認為，在經濟戰線和政治戰線、思想戰線上，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接下來的任務，是如何來一個“生產上的大躍進”，取得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大勝利。“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正是在上述良好主觀願望支配下，主持製定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並在製定過程中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