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毛澤東劉少奇分歧的由來和發展(4)

雖然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自我批評，但在看來，主持一線工作，不完全是頂不住的問題，而是對社會主義失去了信心，要走資本主義的道路。1965年8月11日，在一次中央小範圍會議上說：1962年刮歪風，在國際上、外交上主張“三和一少”，在國內主張“三自一包”，如果當時我們幾個常委不頂住，不用好久，隻要薰上半年，就會變顏色。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一變，就都變了。

主張“三和一少”的是王稼祥，主張“三自一包”的是。認為這兩個主張是使中國社會主義改變顏色的“歪風”，那就不是工作上的不同認識問題，而是思想路線上的問題了。

非常擔心“領導人變”，這個“領導人變”的“領導人”，指的應該就是、王稼祥。王稼祥不過是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中央委員，即使變，影響麵也不會很大。就不同了，國家主席、黨的副主席，這樣高的位置，負這樣大的責任的人一變，整個中國就要變顏色了。

所以，從七千人大會及其之後主要是包產到戶問題中毛劉分歧的種種現象來看，兩個人的分歧，有一定程度的個人上的恩怨情結，主要的還是思想路線上的分歧。

六、“四清”運動，走向分裂

到1962年，在看來，蘇聯已經變修，中國也出現了“黑暗風”、“單幹風”、“翻案風”，麵臨變修的危險，而農村中小資產階級思想泛濫，農民主張單幹，都是修正主義的危險因素。所以，在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在9月26日做的《關於階級、形勢和矛盾問題》講話中，對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的形勢作了錯誤的理論概括，提出在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始終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一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這種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在的主持下，八屆十中全會錯誤地批判了所謂的“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把黨內不同意見的分歧，看成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其中“黑暗風”、“單幹風”，矛頭直指、鄧子恢、陳雲、鄧小平等主持一線工作的黨內領導人。在會上做了自我批評。同時，在提議下，以“反修防修”為目的，全會作出了在全國城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決定。

但是，由於國內經濟形勢日益嚴峻，處於一線的、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部分黨內領導人仍將主要精力放在國民經濟調整上。1962年冬到1963年初，外出視察工作，跑了11個省，隻有湖南和河北兩省的省委書記向匯報了社會主義教育的情況，其他各省都不講。對這種情況很不滿意，認為社會主義教育並未引起黨內同誌的重視。

為此，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重點討論在城市開展“五反”運動和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問題。在推動下，與會者就“四清”、“五反”、“反修防修”等問題展開討論，普遍認為提出我們現在究竟“懷的什麽孕”的問題，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根本問題，抓階級鬥爭，抓黨的建設，抓階級隊伍，搞社會主義教育，都是“反修防修”的偉大的基本建設工作。主持了12日、13日的會議，並指出：“八屆十中全會講階級、階級鬥爭，現在就要正式部署一個行動，搞一個階級鬥爭。對象是投機倒把、貪汙盜竊，還有一些嚴重的鋪張浪費，嚴重的蛻化變質、違法亂紀，嚴重的分散主義。總是口裏講階級鬥爭，不辦事情，不好。”講話時，插話說：“我國出不出修正主義，兩種可能。一種可能，一種不可能。現在有的人三斤豬肉，幾包紙煙，就被收買。隻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義。”會議的最後一天，強調：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好好抓一下，社會主義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一抓就靈。同時，他認為一定要把貧下中農組織好，在農村要有一套製度防止修正主義。會議決定在全國範圍內抓緊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內容包括在城市開展的“反對貪汙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的增產節約運動和在農村開展的“清賬目、清倉庫、清工分、清財物”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會後，城市的“五反”運動和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陸續展開。

1963年5月2日至12日。在杭州召開由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各中央局書記參加的小型會議，主持製定了《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這個文件對國內政治形勢作了十分誇大的估計，認為資本主義和封建勢力正在向我們猖狂進攻。他們向我們進攻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千方百計地腐蝕幹部，篡奪領導權。有些社隊的領導權，實際上已經落在地主富農手中，其他機關的有關環節，也有他們的代理人。如果不抓階級鬥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複辟，中國就要改變顏色。因此，必須重新組織革命階級隊伍，粉碎資本主義和封建勢力的猖狂進攻。根據《前十條》精神，各地調整部署，訓練幹部，進行試點，為全麵開展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作準備。

以國家主席身份，在陳毅副總理的陪同下，攜夫人王光美，於4月12日至5月16日訪問印度尼西亞、緬甸、柬埔寨和越南４國，沒有參加杭州小型會議。

1963年9月6日至27日，中央在北京舉行工作會議，針對前一段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出現的急躁情緒、過火鬥爭、亂打人、亂抓人等現象，通過了由鄧小平、譚震林主持起草的《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簡稱“《後十條》”。《後十條》雖然明確了一些政策界線，對限製階級鬥爭擴大化、維持正常生產工作起了一些作用，但繼續強調階級鬥爭和防止修正主義，並明確提出運動要“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其指導思想仍然是“左”的。

為了能夠了解“四清”運動的實際，要求王光美下鄉搞“四清”。於是，1963年11月，王光美化名董樸，以河北省公安廳秘書的名義參加了河北省委工作隊，下到唐山專區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擔任大隊工作組副組長。王光美下鄉參加農村“四清”運動，也受到的讚同和支持。她每一次回來，都向她詢問情況，並多次說過，“根子在上麵”。王光美並不理解“根子在上麵”的含義，也不知道如何挖上邊的根子。她在桃園搞四清，雖然對桃園黨支部批評很嚴厲，但不打人不抓人，最後隻是撤了黨支部書記的職，其他犯錯誤的幹部退賠後都恢複了職務，顯然是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

這一時期，也多次提出“挖根子”。認為：犯嚴重“四不清”錯誤的幹部，根子是封建勢力和資本主義勢力的腐蝕和影響。群眾還提出有上麵的根子。很多事實說明，犯嚴重“四不清”錯誤的幹部，如果沒有上麵幹部的保護，就不敢犯那麽嚴重的錯誤，不敢犯大錯誤。科員不拉科長下水，就不敢亂搞、大搞；科長不拉處長下水，就不敢亂搞、大搞；處長不拉部長下水，也不敢亂搞、大搞。生產隊幹部沒有大隊幹部撐腰，不敢胡搞；大隊幹部沒有公社幹部撐腰，不敢胡搞；公社幹部沒有上麵幹部撐腰，也不敢胡搞。上麵的根子要追，是公社的追到公社，是縣委的追到縣委，是地委的追到地委，是省委的追到省委，是中央的追到中央。這裏，雖然說是可以追到中央，主要的還是認為基層幹部問題。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會上，在談防止修正主義問題時說：在農村和城市，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裏，而是掌握在敵人手裏。他還提出“中國出了赫魯曉夫怎麽辦”的問題。同意的判斷。會議強調放手發動群眾，徹底革命，對爛掉的單位要奪權，追查“四不清”幹部在上麵的根子，把運動搞深搞透，並認為這是鏟除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根本大計。根據這次會議精神，在的主持下，中央對《後十條》作了重大修改，強調階級敵人“對幹部拉攏腐蝕，實行和平演變，建立反革命兩麵政權”，是當前階級鬥爭的主要特點，要把放手發動群眾放在第一位，首先取得對敵鬥爭的勝利，然後進行政權建設。修改後的《後十條》，加劇了運動的左的錯誤。此後，亂打人、亂捕人、罰站、罰跪、經濟退賠麵過大過重等過火鬥爭，愈演愈烈。

此次中央工作會議還決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揮部，由掛帥。此後，便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用於領導“四清”運動上來，實際上處於“四清運動”領導工作的第一線。8月16日，就如何進行“四清”運動，向及中央寫出了《關於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的建議信》，建議把各縣工作隊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隊也分到各地委，在省委、地委領導下集中搞一個縣，即進行大兵團作戰。最初得到的讚同，後因一些地方反對，尤其是山西方麵提出按的做法有十大缺點，開始批評這個大兵團作戰辦法。

提倡蹲點，率先行動，但響應者寥寥。對那些借故推托不肯下去的同誌十分不滿。1964年夏，他指名道姓批評了許多省部級高級幹部，並要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下文：“不下去不能當中央委員，不能當省、地委書記，不能當部長、司局長。”很快，180多位正副部長、1000多位司局長都下去蹲點了。知道後，在幾個省講：“我多次叫你們下去蹲點，你們不聽。少奇一句話，你們都下去了，還是少奇厲害。”

6月至8月，南下視察。在視察座談時，指出：現在調查研究，按的辦法不行了，現在的辦法，隻有放手發動群眾，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認識客觀世界。目前，我們這種工作方法，層層聽匯報，或者看報表，不行了。這種靠會議、報表的領導方法，一定要亡國。

開調查會是一直偏愛並在黨內大力推廣的調查研究方法，而突然宣布的調查研究辦法不行了，這使十分不滿。1964年9月12日，當計委領導小組匯報計劃工作，並要求對財經工作掛帥時，說：“我看還是少奇同誌掛帥。我年紀大了，有時我妥協，他厲害……比如這一次他下命令，一定要下去，一定要蹲點，說過去蹲點是假的，都得下去。我有時妥協，我有我的弱點。他有他強的地方。”在12月26日過生日時還說：“我沒有蹲點，沒有發言權也要說，錯了，大家批評。”

在對過去一年工作的估計上，認為是做得不夠的，甚至認為打了敗仗。8月1日下午，在中央召集的黨內報告會上講：“過去一年多的‘四清’、‘五反’是起了一些好作用的，是有它的成績的，我看主要是起了刹住歪風的作用，也起了推動生產的好的影響。但是，不論農村也好，城市也好，據我的估計，‘四清’、‘五反’，多數單位是搞得不深不透，甚至沒有搞開，沒有入門。這就是說，過去一年多，我們在這個革命鬥爭中間打了敗仗，不是打了勝仗。”

過去一年的“四清”運動，主要是抓的。掛帥不久，就作這種否定性的結論，是很難接受的。1965年1月14日下午，在政治局會議上指出：“我這個工作可能還達不到三七開。講整個曆史，經常犯錯誤的，比如打仗，有些打敗仗。”

1964年12月15日，中央召開工作會議，作主要發言，傳達了會議的預定開法，提出了前一階段運動中出現的一些問題。當天，周恩來作了“反修”報告。講話之後，會議從16日至19日接連召開全體會議和分組會議，對前段運動中的問題進行討論。19日下午，宣布從次日起，工作會議停開幾天，開時再通知。

據陶鑄夫人曾誌回憶，工作會議期間，讓陶鑄跟李雪峰講一下，由李雪峰出麵召開一個會議，聽王光美介紹“四清”運動中的“桃園經驗”。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絕大多數同誌都去聽了，則在屏風後走來走去地聽著，看樣子對此很不滿意。這次會議，沒有出麵就結束了。會後，請曾誌和陶鑄在人大小禮堂看現代京劇《紅燈記》。開演前，陶鑄夫婦在休息室見到了。問陶鑄：“你們的會開完了嗎？我還沒參加呢，就散會啦？有人就是往我的頭上拉屎尿！我雖退到二線，還是可以講些話的嘛！”曾誌和陶鑄當時已隱約感覺到，說的“有人”，恐怕就是指，但是他們不敢相信，也不願相信。又問陶鑄：“你們開會的人是不是都已經走了？”陶鑄說：“有的走了。”斬釘截鐵地命令道：“告訴他們，走了的趕快回來！”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各省書記們，又都被召回來了。第二天，即12月20日下午，中央便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就是在這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在“四清”運動性質問題上，和發生了嚴重分歧。

會上，在發言中講道：農村當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農民階層跟廣大群眾、貧下中農的矛盾，農村裏麵已經形成富裕階層了，已經形成特權階層了。農村當前的矛盾，就是原來的地、富、反、壞跟蛻化變質的有嚴重錯誤的壞幹部結合起來跟群眾的矛盾。

說道：地、富、反、壞是後台老板，“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你隻搞地、富，貧下中農還是通不過的。農村的中心問題是這一批幹部，主要是大隊和生產隊的幹部，騎在他們頭上，他們不好混，窮得要死。就是要發動群眾去整我們這個黨，整那個支部，那個公社黨委。中心問題是整黨，不整黨沒希望。先搞豺狼，後搞狐狸，這就抓到了問題。

問：“主要矛盾就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陶鑄說：“讚成。”彭真說：“主要矛盾是不是這樣，總的提法，整個社會主義階段，還是我們七屆二中全會提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間，是‘四不清’、貪汙盜竊、投機倒把，主要整幹部。”

回答：“杜甫有一首詩，其中有這麽四句：‘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這幾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個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眾知道嘛。群眾就怕搞不了大的。”

仍堅持說：“‘四清’與‘四不清’，這是主要的，當然還有其他的。”李葆華問：“矛盾的性質是什麽？”回答：“就是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

不耐煩了，說：“什麽性質？反社會主義就行了，還有什麽性質？”

如此，當然不能再堅持自己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