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毛澤東劉少奇分歧的由來和發展(3)

對於“三麵紅旗”，在口頭講話中是這樣說：“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隻是在執行中有偏差，注意了多快，忽略了好省；對“大躍進”的解釋也有一些片麵性，比如說，產量每年翻一番，要從一個曆史時期來看，“大躍進”還應該繼續作為我們全國人民努力奮鬥的目標，我們應該堅持下去；“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還是應該辦的，隻是搞得太急，未經過典型試驗就全麵推開了。隨即，話鋒一轉，又總結說：“三麵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麵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麽清楚，但是再經過5年、10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從這個口頭講話看，對“三麵紅旗”的肯定很勉強。尤其是最後的總結，說“我們現在都不取消”，“經過5年、10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這話讓人疑惑，難道5年10年後，就要把“三麵紅旗”取消？所說的“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鬥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會要變成法西斯專政”，是不是指此？不得而知。

與講話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兩天後（1月29日）的講話。首先肯定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隨後說：“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更應該加強黨的團結。我想，事情千千萬萬，項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黨的團結。同那些個別問題上的得失比較起來，同那些臨時性的問題上的得失比較起來，我們寧可保持黨的團結，保持我們黨的隊伍的一致。”“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應該更加依靠、更加相信黨的領導，中央的領導，的領導。這樣，我們才更容易克服困難。而且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麵，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的指示、的警告、的思想去做。如果聽的話，體會的精神，那麽，彎路會少走很多，今天的困難會要小得多。”“的思想總是正確的。”“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別人實際一些，總是不離十的。他總是在實際的周圍，圍繞著實際，不脫離實際。”“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的思想不受幹擾的時候。如果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幹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曆史，就是這麽一個曆史。因此，在困難的時候，我們黨更需要團結，更需要跟著走。”的這個講話說得很藝術，也可以說很精彩，一方麵通過反複講“團結”，點出了等人同的分歧，警告人們不要“破壞團結”，一方麵大耍詭辯論，把國家困難的屎盆子反扣到“不尊重意見”和“意見受到幹擾”的方麵去了。當場充分肯定的講話，說：“同誌講了一篇很好的講話，關於黨的路線，關於軍事方針。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給你一個星期、半個月，整理一下。”這是這次會議上，唯一一個稱作“很好”的講話。

七千人大會閉幕後，曾情緒很激動地說：“‘大躍進’錯誤嚴重，這次總結經驗是第一次。以後每年要回過頭來總結一次。總結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後做到這個總結符合實際，真正接受經驗教訓，不再犯‘大躍進’的錯誤為止。”“三麵紅旗可以讓人懷疑幾年。”話裏話外，似乎認為七千人大會的總結“不符合實際”，沒有“真正接受經驗教訓”。還說：“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是要下‘罪己詔’的。我當主席時，出了這種事情！”這些話，說得很重，也頗有些無奈又不滿的意思。

不久，在“西樓會議”上又自喻是“非常時期大總統”，說：“國民經濟到了這種狀況，在國外總統就要宣布廢除憲法所賦予的權力。”這裏，雖然追究的是自己的責任，但人人都知道，最大的責任者是。

、在七千人大會上，以及會議前後的分歧，表麵上看是各講各的，沒有正麵的辯難，但因為涉及到重大責任問題，明裏暗裏的衝突時隱時現，兩人產生了微妙的難以言傳的隔閡。但就當時而言，主要的仍然屬於對國內政治經濟形勢、對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對嚴重經濟形勢產生的原因等等的工作認識上的分歧。

五、“包產到戶”問題，思想路線上的分歧

在七千人大會前後一年左右的時間裏，農業中的“包產到戶”問題，是毛劉分歧中的又一個重要政治問題。

“包產到戶”是一種統稱，實際包括60年代初在農村中形成的以家庭為主要生產單位的生產責任製。包產到戶最初出現在糧食和饑餓問題非常嚴重的安徽，並得到安徽省委的支持。安徽實行“包產到戶”時間是在1960年，其形式是：在計劃、分配、大農活、用水管水、抗災等方麵統一管理（“五統一”）前提下，實行“包產到隊，定產到田，大農活包工到組，小農活（田間管理）包工到戶，責任到人，超產歸己”政策。這個政策是農民自己搞起來的，甫一實施，就得到農民的廣泛擁護。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安徽推行這種包產到戶是要承擔很大政治風險的。所以，從1961年1月到3月，安徽省委就此問題向中央做了謹慎的報告，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還以個人名義給寫了一封信。報告和信的內容都是反複聲明這不是“包產到戶”，更不是分田、單幹，而是“定產到田、責任到人的責任製度”。同時說明：通過試行，實行這種製度的好處是“責任明確，人人爭取高產，避免了單純掙工分，不講質量，不關心產量的現象，社員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大大提高”。還說明：經過分析，這種製度隻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一種管理方法，並沒有改變生產資料的所有製，也沒有改變產品的分配方式，不會出現兩極分化，不會加重社員的私心，等等。

1961年3月，在廣州會議期間，曾希聖再次向匯報了安徽省實行的新的農業政策，並在大會上作了發言，介紹具體做法。當時，表態可以試驗。於是，河南、廣西、湖南、浙江、陝西、甘肅、貴州等省部分地區也很快出現了形式略有差異的“包產到戶”。據統計，當年，安徽有百分之八十，全國有百分之二十的農村，先後實行了包產到戶。且這一政策當年即見效，對盡快恢複農業生產、扭轉國民經濟困難局麵產生了明顯的積極作用。

中央農業工作部部長鄧子恢非常重視這個問題，兩次派人到安徽農村進行調查，調研結果當然是廣大農民擁護包產到戶政策。包產到戶後，農民為了多打糧食，交完公糧，有所剩餘，不餓肚子，全家人起早摸黑地下地勞動，成為普遍現象。有的群眾說：包產到戶後，越幹越有奔頭，最好一輩子都不要再變。一些基層幹部甚至上書中央領導人，上書，申明“責任田”的優越性，呼籲推廣“責任田”。其中安徽省太湖縣委宣傳部幹部錢讓能上書，保薦“責任田”辦法時，他根據自己在基層工作的切身體驗和實地調查，指出太湖縣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農民群眾擁護責任田，並理直氣壯地說：“站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眾這一邊同呼吸，該不能算是尾巴主義吧！——堅定地站在人民群眾這一邊，這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根本立場問題。”

當時的其他黨和政府高級幹部許多都是主張實行包產到戶的。時任中南局書記的陶鑄，1962年4月到河南檢查工作時，提出借土地給農民自耕，有的同誌認為這樣做可能導致資本主義。陶鑄生氣地回答說：“如果這也叫資本主義，我寧可要資本主義，也不要餓飯、死人！”

在這種情況下，1962年5月9日，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鄧子恢提出：既然農民有包產到戶的積極性，那就讓他們搞，自留地、飼料地、借冬閑田、自由市場等，也可以適當放開或擴大，在一定範圍內擴大小自由沒有危險，總之不要超過總耕地的百分之二十。主要的生產關係還是集體所有製，幹部是我們的，國家主要的經濟是我們的，加上百分之二十的小自由，就變資本主義呀？那就把資本主義看得太厲害了。

當然是讚成包產到戶的。他一貫主張在農業生產中一定要實行勞動生產責任製，農業勞動“要有一定的自由，太集體化了不行”。但由於不在北京，所以主持會議的非常謹慎地沒有對鄧子恢提出的上述問題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議進行討論，也沒有表示自己的明確態度。6月下旬至7月初，陳雲就“用重新分田的辦法刺激農民生產積極性、恢複農業產量問題”，在北京分別與、周恩來、、鄧小平交換看法，取得了基本一致意見，那就是可以包產到戶。楊尚昆曾經從北京打電話給在外地的田家英說：“總理，要我問你一下，可不可以把農村的私有部分放寬一些？”劉伯承還說：黃貓、黑貓，隻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說的打仗，一切看情況，打贏算數。現在是恢複農業生產，也要看情況。

7月初，受委托，帶領調查小組到湖南調查農村情況的的秘書兼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的田家英回到北京。田家英本來是不讚成包產到戶的，但他率領調查組，經過幾個月的調查，在認真聽取並思考了農民群眾的意見和呼聲後，得出包產到戶在當前具有優越性的結論。然而，當他興衝衝地到上海向匯報時，卻沒有得到的讚同。原來，七千人大會後，到上海、山東、杭州、武漢等地視察，聽到一些地方負責人講的都是形勢去年比前年好，今年又比去年好，比較樂觀。所以，對田家英說：包產到戶是一種後退，反映了落後群眾的要求。我們是要走群眾路線的，但有的時候，也不能完全聽群眾的，比如要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回到北京，田家英又向匯報自己的意見。匯報剛開了頭，就打斷說：現在情況已經明了了。接著就提出關於實行包產到戶的主張，說應當使包產到戶合法起來。田家英問：“少奇同誌這些意見可不可以報告主席？”說可以。這次談話說明，經過較長一段時間的考慮，再加上當時許多黨和政府高級幹部持讚同意見，認為實行包產到戶的條件已經成熟了，並且希望得到的支持。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幾天以後，回到北京，不但不同意包產到戶的主張，而且嚴厲批評了田家英，並問田家英：是你個人意見，還是其他人意見？田家英為了不在和之間造成裂痕，違心地回答是個人意見。陳雲麵見，建議采取責任田辦法。當麵未表態，第二天即傳出，很生氣，嚴厲批評說，分田是單幹，是瓦解集體經濟，是修正主義。

對於，當然更不滿意。對形成如此眾多的支持包產到戶的局麵，認為有直接的責任。同樣是在剛剛回到北京的7月上旬，麵見在中南海遊泳的，在遊泳池邊，兩人談話時，首先指責對中央這麽多人主張單幹“壓不住陣腳”，質問“為什麽不頂住？”到遊泳池麵見，本意是為受批評的田家英、陳雲做解釋工作的，所以首先說：“陳雲、田家英是在黨內談意見，不違反組織原則，他們有想法跟你講，沒有錯。”說：“不在組織原則，而是談的內容！他們都找了你，鄧子恢吵了那麽久，西樓說得一片黑暗，你急什麽？”情緒激動地說：“餓死這麽多人，曆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也激動地說：“三麵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頂不住？我死了以後怎麽辦！”隨後，首先冷靜下來，提出“三麵紅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標不搞，公共食堂不辦”等建議。也平靜下來，同意繼續調整經濟。

盡管田家英違心地表明主張包產到戶是自己的個人意見，但通過上述對話，支持包產到戶的態度明白無誤地表現出來了。

由此，判斷已經產生了一股單幹風，越往上層風力越大。從7月中旬開始，多次批評包產到戶，不直接批，但嚴厲地批評鄧子恢、田家英，還組織對“單幹傾向”進行批判。在7月下旬到8月中旬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隨之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和正式會議上，更把批判“單幹風”作為主要議題之一，集中批判“單幹風”。講道：“1960年以來，不講一片光明了，隻講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亂，於是提出單幹，全部或者大部分單幹，單幹、集體兩下競賽。據說隻有這樣才能增產，否則農業就沒有辦法。單幹勢必引起兩極分化，兩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魯曉夫還不敢公開解散集體農莊呢！”“有些同誌一有風吹草動，就發生動搖，那是對社會主義革命沒有精神準備，或者沒有馬克思主義”。還用階級分析觀點分析“單幹問題”，認為農村中還有地主、富農、反革命殘餘，小資產階級（農民）又分為富裕階層、比較貧的階層和中間階層，既然存在這些不同的階層，就必然存在不同階層的矛盾。還說：“國內主要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富裕農民講加入合作社是祖業被共產了，他想他的過去。”“分田到戶，首先擁護的是富裕中農。”“一搞包產到戶，一搞單幹，半年的時間就看出農村階級分化很厲害。有的人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有放高利貸的，有娶小老婆的。”“國內的階級鬥爭，也就是究竟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鬥爭的時間相當長，100年以後還有這個問題。”

“單幹風”從何而來？認為根源在黨內：“單幹從何而來？在我們黨內，有相當大部分小資產階級成分，包括農民，其中大部分是貧下中農，但有一部分是富裕中農出身，或者本人是富裕農民，也有一些知識分子，家庭是城市小資產階級，或者是資產階級子弟，還有封建、官僚、反動階級家庭出身的。有的人對社會主義革命缺乏準備。”

用階級分析方法分析各種問題，是的法寶。但在我們黨內高級領導幹部中，特別是像、周恩來這樣家庭出身的，不在少數，一查階級，許多人就不合格。在眼裏，單幹風有這麽大的市場，與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高級黨政幹部是分不開的，中國已經麵臨了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了。所以，指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從現在起，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的講話形成批判“單幹風”的一邊倒形勢，中央還轉發了江蘇省委《關於立即糾正把全部農活包到戶和包產到戶的通知》和河南省委《關於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幾個典型材料的報告》，認為包產到戶歸根到底“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是企圖使資本主義在農村複辟，實質上是反黨反人民的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鄧子恢擔任部長的中央農村工作部被撤銷，調鄧子恢任國家計委副主任。“**”中鄧子恢因此遭迫害致死，1981年方獲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