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毛澤東劉少奇分歧的由來和發展(2)

八大閉幕不久，便對決議關於國內主要矛盾的表述提出了不同意見。據王光美回憶，在八大結束後的第三天，在城樓上，對說：黨的八大關於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確，主要矛盾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十分震驚，答道：“呦，決議已通過公布了，怎麽辦？”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特別是反右派運動開始後，完全動搖了對八大關於主要矛盾的判斷的支持。1957年10月9日，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講話時以十分肯定的語氣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這種改變八大關於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論斷，從根本上動搖了八大路線的根基。出席了這次會議，但沒有講話。顯然，是不同意這個看法的。

重提階級鬥爭，並把它視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這是在指導思想上向左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它為此後近20年的失誤種下了禍根。同時，我們看到，日後毛、劉之間出現更大分歧，基本上都是在階級鬥爭這個問題上展開的。

關於上述三大改造中的過快過急過於粗糙問題，關於國內主要矛盾問題和重提階級鬥爭問題，在黨的高級幹部中，多數是不理解或持不同意見的。當時，在黨內，隻有居於第二位的，能夠提出、也最合適提出異議，但始終不願意站在的對立麵，有時候即使違心，也支持的意見，甚至以檢討的形式，支持的工作。所以，這一時期，毛、劉之間僅僅局限在某些問題上有不同認識和某些工作上有不同意見，還沒有出現難以調和的隔閡和矛盾。

三、退居二線，接任國家主席

新中國成立時，擔任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三個職務一肩挑。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選舉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朱德為副主席，則為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這樣，依然是權力高度集中的“黨政軍一肩挑”的中央主席、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1956年夏天，提出辭去國家主席職務，同時也提出辭去中央主席職務。當年召開的八大，當選為中央主席，、周恩來、朱德、陳雲當選為副主席，鄧小平當選為總書記。此時，名列四位副主席之首，繼續在黨內居於二號地位。另外，八大黨章規定：“中央委員會認為必要時可設名譽主席一人。”這個“名譽主席”，顯然是為當中央主席，退居二線而給預設的。

還在不同場合的小範圍說過：我的接班人，第一個是，第二個是鄧小平。

對於提出不做國家主席的建議，黨內和各民主黨派都進行了真誠的熱情的挽留。但態度堅決，而且反複強調。1958年1月，又提出：自己要“去掉共和國主席這個職務，專做黨中央主席”。這樣，就“可以節省許多時間做一些黨所要求我做的事情”，“對我的身體狀況也較為適宜”。

經過一年多的黨內外醞釀和說明，1958年12月10日，八屆六中全會討論通過了《同意同誌提出的關於他不作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的決定》。決定還強調說：“同誌是全國各族人民衷心愛戴的久經考驗的領袖，在他不再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以後，他仍然是全國各族人民的領袖。在將來，如果出現某種特殊情況需要他再擔任這種工作的時候，仍然可以根據人民的意見和黨的決定，再提請他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

不再做國家主席，由誰來接替呢？中央在醞釀新的國家主席候選人過程中，曾經考慮過當時比年長7歲，正在擔任國家副主席的朱德。但是，1958年12月29日，朱德致信中央說：“我提議以同誌為國家主席候選人更為適當。他的威望、能力、忠誠於人民革命事業，為黨內外、國內外的革命人民所敬仰，是一致讚同的。”在黨的會議上和其他一些場合，比小5歲的也反複推辭。但在一係列公開和私下場合，朱德多次說明自己比年長7歲，由他接替任國家主席不符合情理，更不利於黨和國家的事業發展，並再三堅持舉薦。

1959年4月2日，八屆七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這次全會其中一項重要的議程就是向第二屆全國人大推舉國家領導人的人選名單，尤其是推舉新的國家主席人選。但是，雖然中央接受了朱德的提議，人人心知肚明，國家主席候選人非莫屬，但由於始終未推薦提名，在全會討論提名國家主席候選人時，會場出現了少有的冷場尷尬。這時，鄧小平站起來說：“都不提，我提，！”話音未落，全場立即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於是，全會一致同意為中央向第二屆全國人大提出的國家主席候選人，而朱德為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候選人。

4月5日，鄧小平在八屆七中全會上代表政治局作了關於國家機構人事配備方案的報告。對於決定提名為國家主席候選人問題作了如下說明：“國家主席有好幾位同誌可做，如朱德同誌，如黨內幾位老同誌，都可以做。但是大家考慮的結果，以同誌擔任這個職務，比較更為適當些。國家主席不單是一個很高的榮譽職務，而是有一些相當具體麻煩的事要做。例如出國、會談、接待等等。所以，以同誌的能力和資望，以他現在在黨內所負的責任，出而兼任國家主席職務，是比較好的。”

1959年4月18日至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大會選舉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宋慶齡、董必武為副主席。

4月30日，、宋慶齡、董必武等新當選的國家領導人會見各國駐華使節，在國際上亮相。9月17日，以國家主席身份發布特赦令，對於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實行特赦。在隨後的新中國成立10周年慶典中，以國家主席身份主持慶祝活動，並會見各國來華代表團，接受各國的祝賀。

四、七千人大會，國內形勢和工作認識上的分歧

1958年，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並很快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危害。鄧小平後來評價這段曆史說：“‘大躍進’，同誌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同誌、周恩來同誌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誌沒有說話。”可見，在發動“大躍進”的問題上，與並無意見分歧。分歧是在出現嚴重危害後對這段時間工作做如何評價。

1962年1月11日至2月17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因參加會議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及地委、縣委、重要廠礦企業和部隊的負責幹部7000多人，因此又稱“七千人大會”。這次會議由主持，代表中央作了書麵報告並講了話。、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在大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

的書麵報告，總結了新中國成立12年以來，特別是1958年以來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分析了幾年來工作中的主要缺點和錯誤。的講話，係統闡述了黨的民主集中製原則，並作了自我批評。他說：“我們這幾年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第一筆賬，首先是中央負責，中央又是我首先負責。”其他中央領導同誌也作了自我批評。

會議討論了當時的經濟形勢，肯定了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必要性，部署了1962年的經濟工作。會議雖然沒有能夠從根本上糾正左的指導思想的錯誤，對於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仍然加以肯定，對於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的仍然認為是“完全必要”的，但對於統一全黨思想，糾正“大躍進”以來的“左”傾錯誤起了積極作用。

但是，就是在這次會議上，、之間產生了影響深遠的隔閡。

1967年2月，在同來訪的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團長巴盧庫談話時說：1962年1月，我們召開了7000人的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大會，那個時候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鬥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會要變成法西斯專政的。講這些話的時候，已經被打倒，所說的“修正主義”自然指的是。另外，1967年4月12日，講了這樣的話：在七千人大會上憋了一口氣，直到“**”才出了這口氣。

那麽，到底說了什麽、做了什麽，使認為是修正主義的，並憋了一口氣呢？

我們知道，七千人大會是一個總結“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以來工作上的經驗教訓的會議。“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不但沒有實現原來的良好願望，相反的使國民經濟遭受嚴重挫折，餓死了很多人。而“大躍進”是在反周恩來、陳雲“反冒進”的基礎上發動起來的，也承認自己是“大躍進”的始作俑者。當全黨都認識到“大躍進”的錯誤，需要揭示犯錯誤並導致經濟嚴重困難的深層原因時，需要對過去幾年工作的估量作整體的判斷以調整今後工作的方向時，和的分歧產生了。

早在1961年5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在分析產生錯誤的原因時，說：“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我也問了幾個省委幹部，大多數說“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造成目前困難的主要原因”。“我們在執行總路線、組織人民公社、組織躍進的工作中間，有很多的缺點錯誤，甚至有嚴重的缺點錯誤。最近不僅農業減產，工業生產也落下來了。如果不是嚴重問題，為什麽會這樣減產？為什麽要後退？難道都是天老爺的關係？”“我們現在是來總結經驗，好在我們現在能夠回頭，能夠總結經驗，能夠改過來，還不是路線錯誤。但是，如果現在我們還不回頭，還要堅持，那就不是路線錯誤也要走到路線錯誤上去。”的意思很明顯，產生錯誤的原因主要是“”，即人的責任，還給上升到路線錯誤的高度上去了。講到“人”的責任，人們當然不可避免地要聯想起。

同樣是在這次會議上，在談犯錯誤的原因時說：你違反了它（經濟規律），就一定要受懲罰，我們就是受了懲罰，最近三年受了大懲罰。社會主義誰也沒幹過……蘇聯的經驗是蘇聯的經驗，他們碰了釘子是他們碰了釘子，我們自己還要碰。可以看出，和的講話相比，更願意強調是因為缺乏經驗，更願意強調社會主義建設規律還有待繼續認識。

在主持起草報告稿問題上，毛、劉之間也存在著程度不同的分歧。

首先，在當時形勢的估計問題上。1961年9月，曾經說經濟形勢已經退到穀底，現在是一天天上升了。但有著自己的不同看法，所以他主持起草的報告初稿，沒有把這句“定調”的話寫進報告。看後不滿意，後來經過討論修改後的報告稿，加進了“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的判斷。

其次，在講成績和錯誤方麵，報告初稿將新中國成立以來12年的成績一起混著講，對“大躍進”以來的成績沒有突出出來單獨講。相反的，講的缺點錯誤幾乎都是“大躍進”以來的。雖然這是符合實際情況的，但顯然認為缺點錯誤講得嚴重了一些，“大躍進”的成績講得不夠，使人鼓不起勁來。經過修改的稿子，對“大躍進”以來的成績講了12條，缺點錯誤講了4條，把成績都講夠了。

第三，關於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麵紅旗問題。在二十一人報告起草委員會上說，“比較難說的是三麵紅旗問題”。“三麵紅旗”作為過去幾年中國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造成三年嚴重經濟困難的後果是客觀存在的。但一直認為“三麵紅旗”並沒有錯，一直認為出現經濟困難的原因是在“一個相當時間內，我們還沒有來得及、也沒有可能規定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說“比較難說”，“難說”什麽呢？在報告初稿，對“三麵紅旗”的評價是“站得住的”、“正確的”、“基本正確的”。很顯然，對“三麵紅旗”不是持完全肯定態度的。這就是“比較難說”的症結所在。大會在討論時，有些人認為評價低了，應統統改為“完全正確的”。修改後的報告將“站得住的”改為“正確的”，其他沒有改動。應該說，這個改動是很勉強的，對此當然有看法。後來批評七千人大會把“大躍進”說成“漆黑一團”，即指此事。在1962年2月21日至23日的西樓會議上，說：“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麵目，怕什麽？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說的也是此事。

但事情還不止於此。本來對主持起草的報告初稿就有意見，豈料在1月27日作大會口頭報告時，更講了一些讓心中不快的話。在向大會解說出現經濟困難的原因時，繼續提出天災、哪一個是主要原因的問題，並作出了兩個“三七開”的判斷。他說：“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隻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在黨的七千人大會上，在“大躍進”造成的國民經濟困難明明白白地擺在那裏的情況下，作為國家主席和黨的副主席的，再次強調“”問題，對於自稱是“大躍進”始作俑者的來說，實際就是一種不點名的批評。另外，用指頭比喻成績和錯誤的關係，是慣用的辦法。套用這個辦法，否定對“大躍進”“缺點隻是一個指頭，最多是三個指頭，算總賬不能說得不償失”的說法，聽起來當然不會愉快的。所說的在七千人大會上“憋了一口氣”，或許是指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