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毛澤東劉少奇分歧的由來和發展(1)

一、民主革命時期的親密戰友

生於1893年，生於1898年，長5歲。是湖南長沙湘潭人，是湖南寧鄉（縣）人，兩人是很近的同鄉。青年在長沙湖南第一師範讀書，在長沙育才中學上學，求學的城市也是一樣的。

和第一次會麵是在1922年。這一年，留蘇歸來的奉陳獨秀之命，去長沙處領受任務。時任湘區執行委員會書記、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支部主任，與楊開慧和子女住在長沙清水塘22號，這裏同時也是湘區執行委員會機關。在這裏，見到了和楊開慧，並認識了因鬧學潮被開除，正住在和楊開慧家裏，充滿朝氣、端莊秀麗的何葆貞。隨後，派到安源和李立三一起領導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半年之後，1923年4月，在歡慶安源罷工勝利的日子裏，由和楊開慧牽線撮合，何葆貞和結婚。這是的第二次婚姻。1925年，離開湖南赴廣州，參加第二次全國勞動代表大會。此一去，直到1933年在中央蘇區才又和共事。

1932年，因顧順章、向忠發先後叛變，中央在上海無法立足，向中央蘇區秘密大轉移。同年12月，時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全國總工會委員長的，化名唐開元，告別妻子何葆貞和兩歲的二子劉允若，經過化裝，離開上海，輾轉前往中央蘇區瑞金。到蘇區後，於1933年1月任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央執行局委員長。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員。那時的與，都受到王明、博古“左”傾冒險主義的排斥和打擊。

1935年1月，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時任政治局委員的在發言中支持的正確意見。同年12月瓦窯堡會議後，奉黨中央、之命，赴天津任中央北方局書記，負責領導黨的白區工作。

1938年，建議留在中央指導華北工作。1939年7月8日至12日，在延安馬列學院發表影響深遠的《論員的修養》長篇演講，並因此被譽為“黨內理論家”。

1941年9月，陳雲等同誌提出：少奇同誌與同誌都是蘇維埃運動後期正確路線的代表，應該給以重要的領導責任。這個提議和的想法一致，得到讚同。1942年延安整風開始，黨中央電召回延安工作。同年6月30日，在由華中回延安的路上，在山東分局召開的紀念七一幹部大會上作黨的奮鬥史報告時指出：黨已有了經過長期鍛煉的堅強幹部，也有正確的政治路線，更有了精通馬列主義和中國實際情況為每一個黨員所擁護的黨的領袖同誌。這是第一次突出地宣傳。1943年1月1日《解放日報》大字標題“慶祝元旦，歡迎少奇同誌回延安”，由此也可見對的重視程度。

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改組書記處，由、、任弼時三人組成。提議書記處應設一個主席、其他兩個書記是主席的助手，會議一致推選為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主席。這樣，在黨中央形成了以為第一把手、為第二把手的新格局。

從這時開始，在很多場合更加大力宣傳在黨的曆史上的功績和理論貢獻。

1943年7月，黨誕生22周年。在寫的《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紀念文章中不僅提出了“同誌的思想體係”概念，而且仿效斯大林捍衛列寧、批判俄國孟什維克反對派的思路，分析了中國黨內存在的兩條路線鬥爭，頌揚黨的領袖“是二十二年來在各種艱苦複雜的革命鬥爭中久經考驗的、精通馬列主義戰略戰術的、對中國工人階級與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抱無限忠心的堅強偉大的革命家”。

同年10月，在中央政治局的整風會議上，說：六大選出的中央委員還有五個人，隻有少奇同誌和我是受他們反對的，其他是擁護王明、博古路線的。要改造中央，就非經過各種步驟，使大家覺悟成熟不可。

通過延安整風，的領袖地位確定下來，全黨高級幹部對“思想”形成共識。1945年4月20日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舉行最後一次會議通過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到了今天，全黨已經空前一致地認識了同誌的路線的正確性，空前自覺地團結在的旗幟下了。以同誌為代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幹部、黨員和人民群眾的結果，必將給黨和中國革命帶來偉大的進步和不可戰勝的力量。”

在隨後召開的黨的七大上，負責起草和作《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代表全黨確認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在大會上作《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指出：新黨章的一個前所未有的曆史特點，是以思想來貫穿。他的報告設專節論述思想，對思想“是我們黨的唯一正確的指導思想”作了高度評價，第一次對思想的理論意義和曆史作用進行了全麵、係統、科學的闡釋。七大還選出了、朱德、、周恩來、任弼時五位中央書記，時稱“五大書記”。

1945年8月，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8月27日，為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各區黨委通知：“在毛離延期間，同誌代理主席職務。”1947年3月，蔣軍進攻陝甘寧邊區，人民解放軍兵分兩路主動撤離延安。一路由、周恩來、任弼時率領繼續留守陝北，指揮全國各戰場的作戰；一路由、朱德、董必武率領，成立以為書記的中央工作委員會，到華北進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主席，任副主席。1953年12月，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由主持“一線”工作。這時，高崗利用全國財經會議發難，借批安子文、薄一波，企圖拱倒。明確表態支持，維護了的威信，增強了黨的團結和統一。

由上可知，在民主革命時期，為確立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起了決定性作用，對也極為信任和支持，兩人是互相支持和信任的親密戰友。

二、分歧緣起：農業合作化問題和國內主要矛盾問題

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落後的中國建成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中國自創立時起就確定的奮鬥目標。但是，基於舊中國經濟文化十分落後的基本國情，在新中國成立前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包括在內的中國人普遍認為，必須經過一個少則十年十五年，多則二三十年，甚至幾十年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建設時期，使中國由農業國轉為工業國，待條件成熟後，再根據實際情況，采取嚴重的社會主義步驟，一舉進入社會主義。基於這樣的普遍認識和建國初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特別是新中國工業化程度極為低下這樣一個現狀，時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在1951年上半年，提出了以“完成新民主主義的建設事業，使中國由農業國進到工業國”為核心內容的“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主張。

但是，當土地改革後的農村出現不可避免的貧富分化現象時，如何看待和處理這個問題，與發生了意見分歧。

事情起源於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給中央、華北局寫了一份題為“把老區的互助組織提高一步”的報告。該報告提出把老區農民互助組織提高一步，鼓勵農民組成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增加公共積累，以限製部分農民向著富農方向發展。

接到山西省委的報告後，華北局負責人薄一波、劉瀾濤立即找請示。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觀點，並在山西省委的報告上作出批示，指出在目前階段否定私有基礎是和黨的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政策及其共同綱領的精神不相符合的，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同年7月5日，在中南海春耦齋為馬列學院第一班學員講課時再次嚴厲批評了山西省委的觀點。之所以如此重視並反複批評山西省委的觀點，是因為在他看來，中國走向社會主義，應該分兩步走，先實現工業國有化，爾後再實現農業集體化，主張先讓農村個體經濟發展一個時期，富農也允許其存在、發展，不應急於動搖農村的私有製基礎。

得知此事後，立即找、薄一波、劉瀾濤談話，表示不能支持他們的意見，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認為：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是可行的。等接受了的批評。這次談話後，命人向馬列學院第一班學員收回了7月5日在春耦齋發給他們的材料。圍繞山西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爭論就此結束。

就此事而言，辦幾個合作社就叫做空想社會主義，批評話語是嚴重了一些，但堅持既定的新民主主義政策和路線，是正確的。土地改革後，土地個體化，經過農民辛勤勞動，農村普遍中農化，個別農民富農化，出現這種貧富分化是必然的。在土地改革尚未完全結束，農民剛剛獲得土地的情況下，把農村中的貧富分化看得過於嚴重，開始改變自己的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初衷，主張發展農業合作社，動搖私有製，直至消滅資本主義使其絕種，顯然是超越了曆史發展階段的。

緊接而來的分歧是關於社會主義改造進度上的分歧。在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確定以後，在三大改造問題上，不管是誰，都趕不上的高速度。

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最初，中央農村工作部對初級社發展的數量作了規劃，要求到1957年發展到80萬個左右，入社農戶占農戶總數的20%左右。然而，由於各地黨政基層組織采取強迫命令、威脅恐嚇的方式強迫農民入社，到1954年春，全國初級社就已經發展到10萬個。中央農村工作部於1954年4月和10月，兩次修訂發展規劃，決議在1955年春耕前全國初級社發展到60萬個，到1957年全國要有一半以上的農戶入社，基本上完成初級合作化。這已經是個過快過急的計劃了。

但是，在發展初級社的過程中，再次出現強迫命令、威脅恐嚇的急躁冒進傾向。進入1955年春，全國初級社已經猛增到67萬個，由此引起的大量宰殺牲畜、砍伐林木、生產遭到破壞的“生產力暴動”，在各地此起彼伏地嚴重發生。

1955年1月，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向中央和國務院報告了農村上述情況，建議將合作化運動轉入“控製發展，著重鞏固”階段。同意鄧子恢意見，並在6月14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道：“明年發展到100萬個，關一下門，辦好了，讓中農自願前來敲門，關鍵是保證中農自願。”這裏強調“關門”和“自願”，顯然是想把急躁冒進的步伐收一下。可是，仍然認為發展的數字太少，提出明年要在65萬個基礎上翻一番，即達到130萬個。鄧子恢認為農業合作化運動應該與工業化的速度相適應，發展不宜過快過急，始終堅持政治局會議批準的發展100萬個，即翻半番的主張。於是，1955年下半年，進行了反對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指責鄧子恢及所領導的農村工作部的方針是“從資產階級、富農或者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的立場出發”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指導方針，把鄧子恢及所領導的中央農村工作部的“錯誤”性質確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下，在各省市各級黨委和政府的行政指揮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進程，以各地“大呼隆”入社形式，形成席卷整個中國大地的超高速發展的猛烈浪潮。

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如此完成，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也均如此。

接下來的分歧是關於國內主要矛盾問題上的分歧。

關於新中國成立後的主要任務，還在新中國成立前，就強調新中國成立後主要是發展經濟，實現工業化。1949年6月，曾指出：戰爭快要結束了，今後的中心問題，是如何恢複與發展中國的經濟。同年8月28日，在中央東北局幹部會上講話時又說：在國內，隻要第三次世界大戰不爆發，我們的任務就一直是經濟建設，使中國工業化。1951年7月5日，在為馬列學院學員作報告時又說：在建設時期，除開必要的國防外，一切工作和其他建設均須配合經濟建設，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時期，也是主張發展經濟，實現中國工業化的。

但是，到了1956年召開八大的時候，他們的看法出現了分歧。在八大所作的政治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現在，革命的暴風雨時期已經過去了，新的生產關係已經建立起來，鬥爭的任務已經變為保護社會生產力的順利發展。”隨後，通過這個報告的決議指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製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製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

這個政治報告是由主持起草，經審閱定稿的。報告中關於國內主要矛盾的表述，反映了對這個問題的清醒的認識。通過這個報告的決議，是由陳伯達、胡喬木起草的，因為時間緊急，決議的定稿沒有請最後把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