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中蘇兩黨關係破裂始末(9)

1964年11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在分析中蘇分歧、公開論戰問題時指出：“公開論戰當然包括許多意識形態的問題、理論問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問題。其實，最根本的問題，就是赫魯曉夫、蘇聯領導集團的大國沙文主義、大俄羅斯主義。這個問題由來已久，沙皇時代不說了，帝俄占了我們那些地方不說了。十月革命以後，列寧時期中蘇關係還比較好，到了斯大林的時候，基本上也是好的。我們什麽時候跟斯大林吵起來的呢？那是在1949年底到1950年初，我到莫斯科去祝賀斯大林70壽辰的時候。為什麽吵起來呢？我當時為什麽大發脾氣呢？就是因為斯大林看不起中國，不把中國看成是一個兄弟的國家，而是以老子自居。”“那時以後，發生一係列事件，什麽父子黨呀，什麽指揮棒呀，什麽搞超國家組織呀，經互會呀，等等等等。赫魯曉夫在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對我們搞突然襲擊，就是因為我們不聽從他的指揮棒。在1960年的莫斯科會議，我們跟他吵什麽呢？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他要我們服從他的外交政策總路線。還有就是他還想搞父子黨，反對兄弟黨之間獨立、平等、互不幹涉內部事務的原則和協商一致的原則。這都是搞大國沙文主義，都被我們頂住了。這種大黨主義、大國主義，搞指揮棒、父子黨，是一脈相承的。”還說：“蘇聯領導搞大國沙文主義，這是中蘇關係中的核心問題，是要害所在。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們跟蘇聯之間的糾紛是一天也不會停止的。”“中國是一個大國，中華民族包括五十六個民族。我們中華民族從來就沒有向人屈服過，有挫折但還是繼續奮鬥，還是頑強地崛起。100多年來，帝國主義列強要征服我們這個民族，結果它們都失敗了。我們現在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當然更不能向任何外國屈服，即使對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美國，我們也沒有低過頭。對蘇聯也是一樣，我們決不屈膝稱臣。我們爭的也不是居人之上，而是平等的地位。這一點我是站得住的，是可以得到世界人民同情的，也包括蘇聯人民同情的。”

1989年，中蘇兩國關係正常化。5月16日，鄧小平在會見蘇共中央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時指出：“從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會談，到60年代前半期，中蘇兩黨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我算是那場爭論的當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應該說，從60年代中期起，我們的關係惡化了，基本上隔斷了。這不是指意識形態爭論的那些問題，這方麵現在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都是對的。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

1995年，黨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楊尚昆先後指示：在中蘇關係惡化過程中，我們黨、有什麽責任，要認真研究，好好總結。為此，1997年12月和1998年4月，召開了兩次由中蘇雙方有關人員組成的“中蘇關係破裂原因”座談會。會議參加者多是當年中蘇大論戰過程的直接參與者和見證人，其中有從事外交工作、黨的聯絡工作的原負責同誌，有當年給等中央領導同誌長期做俄文翻譯的老同誌，此外還有來自研究院所、高等院校等研究黨史和中蘇關係的學者。在此前後，曆史研究工作者也加強了對中蘇關係的研究。

總結中蘇雙方聯合座談會和有關研究成果，關於中蘇兩黨關係破裂問題，在以下幾個方麵取得了大體一致的認識：

（一）在黨的關係和國家關係方麵，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和大黨主義是導致中蘇分裂的主要原因。從總體上來看，蘇聯的責任是主要的。

從國家關係來看，從沙皇到斯大林，擴張主義和沙文主義是一脈相承的。沙皇俄國侵占中國150多萬平方公裏領土。列寧曾譴責沙皇俄國對中國的侵略。十月革命後不久，蘇俄政府發表廢除沙俄同中國簽署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的對華宣言，但後來變卦了，因為涉及到國家利益，列寧後退了。與此同時，蘇俄派軍隊到蒙古，搞了個“蒙古人民共和國”。斯大林不僅要把外蒙古從中國分裂出去，還支持新立。蘇聯參加對日作戰，條件之一就是恢複沙皇俄國在中國東北的權益。新中國成立以後，斯大林仍企圖把新疆和東北置於蘇聯的勢力範圍內。總之，在國家關係方麵，中國總是吃虧的，中國人有屈辱感。從本質上說，中國同蘇聯的鬥爭是控製與反控製的鬥爭。

在黨與黨的關係上，蘇共把自己視為“老子黨”，把包括在內的其他黨視為“兒子黨”。斯大林時代如此，赫魯曉夫時代也如此。中蘇兩黨的衝突，實際上也是控製與反控製的鬥爭。這種鬥爭從思想形成就開始了，思想就是在不斷抵製和擺脫蘇聯控製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二）就意識形態方麵而言，中蘇爭當“馬克思主義正統”，互不妥協，中國在這方麵責任更大一些。

20世紀50年代後期，中蘇兩黨在意識形態領域出現分歧以後，雙方都認為自己是“馬克思主義正統”，強調要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在“原則問題上不能讓步”。建立在這樣基礎上的國與國、黨與黨的關係，是不符合客觀規律的，不管誰當政，都是注定要破裂的。

在意識形態爭論中，中國錯誤更多些，責任更大些。中國方麵的錯誤既表現在爭論的內容上，也表現在爭論的方式上。在爭論內容上主要有兩個錯誤：第一，對國際問題的看法，即對時代、戰爭與和平的看法。從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從整體上來看，已不存在革命和戰爭的形勢，世界開始進入一個和平發展的時期。而中國還強調“時代沒有變”，還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這是照搬幾十年前列寧和斯大林的觀點，確實是“教條主義”。相反，赫魯曉夫主張緩和、裁軍，集中力量搞建設，同美國搞和平競賽，想在經濟上顯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新時代的要求。第二，我們拿自己國內那一套不成熟的政策和經驗去套蘇聯國內情況，並由此得出結論認為蘇聯不是搞社會主義，而是搞“修正主義”、複辟資本主義，當然是錯誤的。

（三）20世紀50年代末中國內外政策的“左”傾是中蘇走向破裂的推動因素。

20世紀50年代末，波匈事件後，中國重點從過去主要反對“教條主義”轉為既反對“教條主義”也反對“修正主義”，以後又進一步強調“修正主義”是主要危險。在國內，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在內部講話時，重點是反左，到發表時修改為重點反右。在1958年5月八大二次會議上，提出：國內的主要矛盾不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而是階級矛盾；國際的主要危險是“修正主義”。這種左的認識，對中蘇兩黨分裂起了推動作用。

對於國際力量的對比，強調“東風壓倒西風”，1958年又重提“紙老虎”，顯然是作了過於樂觀的判斷。與此同時，整個外交方針也發生了變化，由原來的謀求緩和以打開同西方的關係為重點，轉向以加強反美鬥爭為重點。這使中蘇兩黨原來對外戰略上的一致格局被打破，結果雙方的共同語言和相互理解越來越少，信任的基礎越來越脆弱。在這種情況下，就發生了赫魯曉夫提出的社會主義國家要“對對表”的問題。1963年，中蘇開始公開論戰，這一方麵是中蘇關係惡化的結果，另一方麵也是中國國內政治“左”傾化的需要。以後“反修防修”口號提了出來，國內國際相輔相成，一直到發動“**”。

（四）關於和赫魯曉夫的個人作用。

中蘇同盟關係破裂是必然的，但是兩黨兩國關係搞得那麽緊張並不是必然的。中蘇關係的破裂除了國家利益的衝突是主要原因外，還有主觀方麵的因素在起作用，其中包括領袖人物的個人作用。中蘇關係破裂的過程正是個人迷信發展和盛行的時期。同蘇聯打交道的委屈感由來已久，所代表的是受壓迫的中華民族反抗外國列強的性格，赫魯曉夫所代表的是俄國傳統的大國沙文主義的性格。二者不能相容，破裂也就不可避免。

中蘇兩黨關係破裂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教訓：

（一）在國家與國家關係中，不能搞意識形態鬥爭。在國家與國家關係中，意識形態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能搞意識形態鬥爭。建立在意識形態和內外政策一致基礎上的國家關係是非常脆弱的，靠不住的。現在的世界是一個多元化的世界。國與國的關係隻能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黨與黨的關係隻能建立在四項原則基礎上。要正確對待和善於處理國與國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

（二）要正確認識世界，正確認識自己。現在的世界發展變化很快，必須追蹤研究世界發展變化。認識世界，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絕不能從本本出發，從意識形態概念出發。在認識自己的時候，要防止過高估計自己的力量。鄧小平關於不扛旗、韜光養晦、不當頭等指示，是對曆史經驗的科學總結，應該牢記，堅決貫徹。

（三）堅持獨立自主和不結盟。當年選擇“一邊倒”的政策沒有錯，同蘇聯結盟有曆史必然性，但帶來的後果也很嚴重。曆史證明，社會主義國家結盟，其結果或者是受製於人，或者給自己背上沉重的負擔。中國目前堅持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最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也符合時代的潮流。

（四）任何時候都不能搞大國主義和大黨主義。中國在這方麵吃了蘇聯不少苦頭。但是，在同蘇聯的大國主義和大黨主義作鬥爭時，中國也犯了不少同樣的錯誤。隨著中國國力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高，更要警惕大國主義和大黨主義的思想和行為。

討論還在繼續，研究還在拓展。或許，俄羅斯哲學家索羅維耶夫的那句國家間“隻有永恒的利益，而沒有永遠的友誼”的名言，對我們探討中蘇關係破裂原因，是一個重要的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