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中蘇兩黨關係破裂始末(6)

這次中蘇兩黨領導人北京爭吵，從根本上惡化了兩國領導人之間的關係。無論是赫魯曉夫對，還是對赫魯曉夫，都不可能有什麽好印象了，中蘇兩黨兩國之間的全麵破裂隻是個時間問題了。

八、1960年：赫魯曉夫譏諷是“老套鞋”，說赫魯曉夫是“半修正主義”

進入1960年，中蘇兩黨分歧繼續擴大。

1959年12月30日，赫魯曉夫在答阿根廷《號角報》社長諾布勒問時，提出蘇聯建議所有國家在四年內實現徹底裁軍，包括解散全部武裝力量，銷毀包括原子武器、氫武器和火箭武器在內的各種軍備，取消軍事部和總參謀部，通過立法程序禁止對青年實施軍訓，禁止采取旨在恢複任何形式的軍事或軍事化機關及組織的措施，把由於實現全麵徹底裁軍而騰出來的資金用於減低或完全免除居民的稅收，用於經濟發展的需要和給不發達國家以廣泛的經濟援助，各國隻留下人數有嚴格限製的配備輕型射擊武器的警察（民警），其任務隻是維持內部秩序和保護公民的個人安全。他說，希望各國政府對全麵徹底裁軍都表現出現實主義態度。

為了表示裁軍誠意，赫魯曉夫決定蘇聯先行，並要求社會主義陣營聯合行動。為此，1960年1月13日，蘇聯大使把赫魯曉夫的一封信轉交給。赫魯曉夫在信中表示：蘇聯打算單方麵宣布在一年半至兩年內裁減120萬軍隊。當即表示：中央支持蘇聯采取這一有利於爭取世界和平、反對帝國主義擴軍備戰的這一步驟。

過了20天，2月4日，在赫魯曉夫主持下，《華沙條約》締約國在莫斯科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赫魯曉夫召開這次會議的目的是要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支持他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的“全麵徹底裁軍”的建議。中央派康生等人作為中國觀察員參加。會上，根據中央關於要防止蘇聯在裁軍等問題上代我承擔義務的精神，在表示讚成普遍裁軍的同時，康生宣讀了中國政府的聲明：“中國一貫主張普遍裁軍，但是，由於美帝國主義一貫在國際關係中排斥中國，任何沒有中國參加和正式簽字的裁軍協議，都不能對中國有約束力。”

中國政府的這一聲明，在赫魯曉夫看來，簡直就是出爾反爾，是和蘇聯“全麵裁軍”建議唱對台戲。所以，在當天晚上舉行的招待社會主義國家兄弟黨代表團宴會上，赫魯曉夫含沙射影地批評說：兄弟黨之間是平等的，應該相互尊重，提意見可以，但不可玩弄尖銳的詞句，不應該把自己的意見強加給我們，不能認為隻要是自己的話就是真理，就應該這樣做。隨即話鋒一轉，直接不點名地批評：“我不同意說什麽一旦發生戰爭，多少人會死亡，多少人會活下來。……我們要為人民著想，人民是怕戰爭的，他們不要戰爭。”“當然，我們對老年人是尊重的，但我們尊重的不是年紀的大小，而是英明與否。年老而不英明，就像一雙舊的套鞋一樣，隻能把它們放在屋角去供老年人欣賞。”這就是國際共運史上著名的把比喻為“老套鞋”的講話。

2月22日，在頤年堂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赫魯曉夫在《華沙條約》締約國莫斯科會議期間對的攻擊問題。會議決定，對赫魯曉夫的進行必要的反擊，並決定在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時發表紀念列寧的三篇文章，在闡明列寧的觀點的同時闡明我們的觀點，批判赫魯曉夫對列寧觀點的歪曲和篡改。

4月22日前後，以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為契機，中央組織發表了三篇文章，即《紅旗》雜誌編輯部文章《列寧主義萬歲》、《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沿著偉大的列寧的道路前進》和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在中央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大會上的報告《在列寧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這三篇文章全麵闡述了中國對當前國際形勢、和平過渡、和平共處、社會主義革命、帝國主義本質等問題的看法。文中指出：“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所采取的一係列的方針，正是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列寧主義關於帝國主義是現代戰爭根源的原理，決沒有也決不會‘過時’”，“現代修正主義者被帝國主義核戰爭訛詐政策嚇破了膽，他們由害怕戰爭進而害怕革命，由自己不想革命進而反對人家革命”，“現代修正主義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誣蔑為‘教條主義’，乃是工人階級的叛徒腐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靈魂的卑鄙手法”，“同誌充分地發揚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精神，在我們的條件下，保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文章假借批判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義”的“新時代”理論，實際上是批判赫魯曉夫的“三和”理論。

5月22日，在杭州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指出：從這兩年的情況看，赫魯曉夫在重大問題上，他的傾向是修正主義的，但也不能說他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總的來說，他是半修正主義。

為什麽說赫魯曉夫是“半修正主義”？因為到這時，認為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和平過渡”都是錯的。

在5月21日同朝鮮勞動黨主席金日成談話和5月28日同丹麥主席耶爾森談話中，把這個分歧公開了。講道：和平共處是沒有的。和帝國主義沒有和平共處，隻有冷戰共處。所謂的社會主義不用暴力就可以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就是所謂的和平過渡，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理論基礎哪裏去了？與蘇共的這些分歧，現在我們可以公開談了，如果他們不改變，我們就把所有可證明的文件拿出來。

然而，這時，對不利的因素正在增長。在社會主義陣營中，以及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工人黨裏，在裁軍問題、戰爭與和平問題上，大多數和工人黨領導人都傾向赫魯曉夫的主張，中國黨開始明顯地處於少數的不利的地位。麵對這種情況，中央決定做廣泛的宣傳工作，打破各國的輿論一律，讓各國黨的普通黨員幹部了解我們的觀點。為此，在的讚同下，中央開始通過外交、宣傳及群眾團體等各種渠道，向外廣泛散發《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係統說明中國理論觀點的文章，同時抓住一切有力的場合，其中包括對來華工作的大批蘇聯專家和東歐國家的專家，主動進行解釋說明工作。

6月5日至9日，世界工聯理事會第十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會初，中國方麵注意到工聯理事會的工作報告在爭取世界和平和裁軍問題上過分強調了和平共處的作用，在論述中國“大躍進”、“人民公社”時給這兩個名詞加了引號，遂向參加會議的世界工聯副主席、蘇聯工會理事會主席格裏申提出交涉，指出與資產階級坐在一起，美化他們，是騙自己也騙別人，隻要資本主義存在，戰爭就不能防止，同時指出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加引號，是對中國人民不友好的態度。同時，鑒於與會的不少代表指責中國犯了“左派幼稚病”，為了有助於闡明中央的上述觀點，中國方麵（、周恩來、鄧小平出席）以邀請與會的外國工會領導人吃飯的名義，試圖向他們係統地介紹中方的觀點，但這一嚐試隻進行了一個小時，就由於受到以格裏申為首的多數人的反對而未能進行下去。

中國黨借紀念列寧為名影射批評蘇共，赫魯曉夫豈會不知？6月10日、12日，蘇共中央以紀念列寧的《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發表40周年為名，連續發表文章，影射批評中國犯了列寧所批評的“左派幼稚病”，並指出“中國同誌想做國際運動的導師和輔導員，企圖證明他們中國的觀點是唯一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

與此同時，蘇共中央緊鑼密鼓地在東歐國家兄弟黨進行遊說，極力貶低中國黨在“全麵裁軍”和“和平共處”等方麵與蘇共的政策分歧，以致原本對中國很友好的普通黨員和學生青年，經常向中國駐該國大使人員提出“你們為什麽總是主張解決世界問題要用戰爭？”“你們為什麽反對和平共處？”之類的問題。

九、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較量，中蘇兩黨衝突公開

1960年6月下旬，羅馬尼亞工人黨將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應羅馬尼亞工人黨邀請，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真率領的中國代表團將赴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與會。6月17日，彭真率代表團先行抵達莫斯科，目的是勸說蘇共修正錯誤，向中國的主張靠攏。在莫斯科，彭真與蘇共政治局委員科茲洛夫等進行了長達8個小時的討論。會談中，科茲洛夫根據赫魯曉夫的旨意，要求承認在世界工聯理事會第十一次會議上犯了錯誤，以及在時代、戰爭和帝國主義、和平共處等當代國際問題認識上犯了錯誤。如此，會談變成交鋒，當然不會有積極成果。

19日，中國代表團抵達布加勒斯特。剛到布加勒斯特，彭真就聽說赫魯曉夫從1月起就開始做這些國家兄弟黨的工作了。彭真很快感到氣氛不對頭，不得不向中央報告說，他們已經陷入了蘇方“事先布置好的一個圈套”，整個事情可以說“是國際運動中一個罕見的大陰謀”。

開會前，彭真與赫魯曉夫進行了長談，仍然沒有積極結果。會議期間，蘇方以及同蘇方站在一起的東歐各國領導人，輪流對中央在世界工聯理事會期間向不了解情況的各國工會領導人公開兩黨分歧的做法進行了尖銳的批評，並聲稱:“你們這樣做，是否是在尋找反對蘇共的同盟軍呢？”他們同時對中國方麵利用外交、宣傳以及群眾團體等各種渠道，越過有關各國黨和政府領導機關散發三篇文章的做法，表示了強烈的不滿。蘇方甚至散發了一份早就準備好的譯成各國文字的長達84頁的通知書，除了嚴厲批評中方不負責任地散發自己的宣傳材料以外，還針對中國發表的《列寧主義萬歲》等文章所提出的有關時代性質、戰爭與和平、和平共處、和平過渡等問題，係統地提出了批評。赫魯曉夫在會上公開解釋他這樣做的原因，稱:“同誌說服不了我，我也說服不了同誌。因此，問題隻好拿到這樣的會上來解決。”

麵對如此複雜局麵，盡管彭真唇槍舌劍，但改變不了代表團被圍攻的境地。除了阿爾巴尼亞代表明確支持的主張以外，幾乎其他所有和工人黨代表都明確支持赫魯曉夫的觀點。赫魯曉夫在講話中批評不懂現代戰爭，動輒就算中國有多少人，有多少民兵，絲毫不了解在現代戰爭條件下那些人不過是一堆肉。他指責總是宣揚不怕戰爭，說什麽死個幾億人，還有幾億人照樣建設社會主義，“應該被認為是瘋子”，稱現代戰爭打起來，能活下來的人怕也會因殘廢而死亡。赫魯曉夫甚至聲稱:“你們把斯大林與我們對立起來，彭真同誌，你們的賭注下的不對頭了。如果你們要斯大林，我們可以把他的屍體搬到你們北京去，供你們欣賞。”

代表團將上述情況緊急上報中央。敏感地意識到問題已經相當嚴重。但這個時候，中國國內正忙於應付“大躍進”所造成的空前困難，格外需要蘇聯的援助。故此，中央為代表團起草的聲明，一麵嚴厲地批評了赫魯曉夫，一麵仍然表示：“我們和赫魯曉夫同誌之間的分歧意見，從我們兩黨的整個關係來說，仍屬部分的性質。我們認為，我們兩黨為著共同事業的奮鬥和團結，仍占主要的部分，因為我們兩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兩黨都是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建立起來的黨，都是為發展整個社會主義陣營事業、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爭取世界和平而鬥爭的黨。”

但是，讓中央深感意外的是，中國代表團剛剛回到北京，蘇共就於7月6日以中國在蘇發行的《友好報》宣傳我紀念列寧的文章為由，宣布停止《友好報》和蘇聯的《蘇中友好》雜誌分別在蘇聯和中國的互惠發行。同月16日，蘇聯政府照會中國政府，借口中國不信任蘇聯專家，不尊重蘇聯專家的建議以及向蘇聯專家散發紀念列寧的文章，單方麵決定全部召回在中國工作的蘇聯專家。21日，蘇聯外交部破天荒地向中國駐蘇代辦提交了一份外交照會，要求中方停止向蘇聯機關團體散發中國報刊上登載的宣傳錯誤觀點的發言和文章，並要求中方召回散發這些材料的人員。25日，蘇聯政府通知中國政府，蘇聯專家將從7月28日開始撤離，9月1日撤完。7月31日，中國政府複照蘇聯政府，批駁了蘇方的決定，指出蘇方要召回的專家絕大多數在華工作合同尚未期滿，現在突然撤走，顯然破壞了兩國政府間的有關協議和合同，這種行為在一般國際關係中是罕見的。複照表示希望蘇聯政府重新考慮召回專家的決定。

問題已經如此嚴重，對蘇聯的做法當然極端反感，但仍然保持克製態度，在為討論這一事態而召開的7月30日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以及8月4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中，也沒有試圖作出激烈的反應，而是明確地把中蘇關係的惡化限定在兩黨關係的範圍內，強調它仍屬部分分歧的性質，屬於人民內部矛盾。

但是，蘇共沒有絲毫妥協的意思。8月26日，蘇聯政府複照中國政府，拒絕重新考慮召回專家的決定。蘇方按原定計劃，從7月25日至9月1日召回了全部在華工作的1390名專家，並中止900名已經應聘的蘇聯專家來華工作。同時，蘇方撕毀了1960年中蘇兩國政府簽訂的12個協定和兩國科學院簽訂的1個協定書以及443個專家合同和合同補充書，廢除了257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蘇共的這種做法，實際上把中蘇兩黨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擴大到了國家關係之中。

十、1960年11月：莫斯科會議，破裂邊緣握手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