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中蘇兩黨關係破裂始末(5)
最讓不能容忍的是：於1959年6月13日訪問蘇聯和東歐八國歸來的彭德懷，在7月初召開的廬山會議上批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一是時間上幾乎與赫魯曉夫同步，二是觀點上與赫魯曉夫也有異曲同工之處。因此，雖然沒有同意給彭德懷定下“裏通外國”的重罪，但諷刺彭德懷“在國外取了些經回來了”，認為彭德懷在國內反對搞人民公社，赫魯曉夫在國外反對中國搞人民公社，兩人“內外呼應”，赫魯曉夫就是黨內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的總後台。於是，我們看到了廬山會議由糾左到反右的戲劇性轉變，以及彭德懷的悲劇人生。
這一方麵決定中蘇兩黨關係破裂的不可挽回，也決定了以後產生“赫魯曉夫就睡在我們身邊”的思想。
七、1959年：蘇美戴維營會談，中蘇北京吵架
正在中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同時，赫魯曉夫一如既往地繼續進行和美國緩和關係的努力。
1959年1月，蘇共二十一大召開。會前，赫魯曉夫提出在蘇共二十一大上取消“社會主義陣營以蘇聯為首、國際運動以蘇共為中心”的提法，代表團團長周恩來聯合朝鮮的金日成等國的領袖，表示反對。但在會上，赫魯曉夫既沒有宣布取消“以蘇聯為首”和“以蘇共為中心”的提法，也沒有明確表示繼續堅持這一提法，而是反複說明在國際運動中，各國黨是平等的，在此基礎上它們才建立起一種互相信任和自願合作的關係。不僅如此，赫魯曉夫還進一步闡述了蘇共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為核心的外交總路線，並提出將邀請艾森豪威爾總統訪蘇。與此同時，赫魯曉夫和尤金還不點名地批評中國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
雖然對赫魯曉夫和尤金批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很惱火，但當時中央也已經發現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種種弊病，正準備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進行糾正，所以隻在會上正麵闡述“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以及爭取15至20年建成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目標，作為對赫魯曉夫和尤金批評的回答。
赫魯曉夫卸掉“社會主義陣營以蘇聯為首、國際運動以蘇共為中心”包袱的目的，是為蘇美會談鋪平道路。為了表示緩和蘇美關係的誠意，同月，赫魯曉夫派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米高揚赴美訪問。同年6月，又派自己的親信部長會議副主席科茲洛夫訪美，名義上主持蘇聯在紐約舉辦的展覽會，實際上是與美國秘密接洽，商討赫魯曉夫訪美事宜。代表團返歸蘇聯時，科茲洛夫把艾森豪威爾的親筆邀請信帶給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同意接受邀請後，8月3日，艾森豪威爾正式宣布邀請赫魯曉夫訪美。隨後，赫魯曉夫宣布9月15日前往美國訪問。
為了進一步鋪平訪美道路，赫魯曉夫做了兩件損害中蘇兩黨兩國關係的事情。一是於6月20日致函中央，借口現在蘇聯正和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日內瓦進行關於禁止核試驗的談判，給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製作原子彈的技術資料可能會受到西方的指責，決定停止供應中國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二是在中印邊境衝突問題上，在印度汙蔑中國侵略，國際上掀起浪潮情況下，蘇聯塔斯社於9月9日發表關於中印邊境衝突的聲明，對中印邊境發生的事件表示“遺憾”，說中印邊境的衝突是“那些企圖阻礙國際緊張局勢緩和的人搞的”，而且還進一步說這件事情“使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同誌和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互相訪問前夕的局勢複雜起來”。
這兩件事，一件是撕毀中蘇協議的開始，一件是把中蘇分歧公開化的開始。赫魯曉夫如此行為，表明他已經把中蘇同盟遠遠拋在了腦後，不再因為中蘇同盟而得罪美國，妨礙他的“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的外交政策了。
這兩件事所引起的和中國黨對赫魯曉夫的反感，是可想而知的。
中央接到蘇共中央6月20日來信，決定不理赫魯曉夫那一套，自己動手，從頭做起，準備用8年時間，搞出原子彈。中國領導人由此得出一個刻骨銘心的重要教訓：在關係戰略全局的尖端技術和核心技術上，是不能指望別人的，中國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艱苦奮鬥。
9月15日，赫魯曉夫訪美，興衝衝地在美國到處訪問。25日至27日，赫魯曉夫和艾森豪威爾舉行了舉世矚目的戴維營會談。兩人就德國、柏林、裁軍、兩國關係等問題進行了談判。艾森豪威爾表示如果赫魯曉夫不收回解決柏林問題的最後期限，美國就不參加蘇聯建議召開的四大國最高級會議。赫魯曉夫作了讓步，取消了自己宣布的在德國問題上所提出的6個月的期限，並表示不單方麵解決柏林問題。在裁軍問題上，赫魯曉夫建議，由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與華沙條約組織國家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並撤出外國駐軍和海外基地。艾森豪威爾認為，駐軍和基地屬於防務性質，應該先清除侵略威脅。會談結束後發表的公報宣布：赫魯曉夫撤銷限定其他占領國在6個月內就德國問題達成協議的聲明，美國同意就柏林問題和德國統一問題召開四大國首腦會議，艾森豪威爾總統應邀將於1960年春回訪蘇聯。
對於戴維營會談，赫魯曉夫認為：“這次會晤使得有可能保證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以及整個國際局勢中，出現會使各國人民免於新戰爭的恐懼的曆史轉折點。”蘇聯輿論也大事宣揚“戴維營精神”標誌著“人類曆史新的轉折點”，是國際關係的“新紀元”。隨後，赫魯曉夫又積極為召開蘇美英法四國首腦巴黎會議作準備。
對於赫魯曉夫訪美，中央決定：按照他公開的表現來報道他的活動，給予適當的評價；實際情況究竟怎麽樣，觀察一些時候再說。根據中央的精神，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全文發表赫魯曉夫在美國的多次正式講話，9月29日訪問結束的時候，《人民日報》還發表了一篇評論，對他這次訪美表示支持，認為赫魯曉夫訪美對和緩國際緊張局勢是有益的。同時，社論也闡明：我國政府也主張緩和國際緊張局勢，讚成他這種活動，讚成他為全麵徹底裁軍這個目標而做的努力。當然，全麵徹底裁軍能否實現，是不是應當采取赫魯曉夫采取的那樣的辦法去實現，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赫魯曉夫訪美之後回到莫斯科，第二天就飛到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0周年大慶。當時，許多國家都派來了代表團，社會主義國家代表團團長基本都是黨的第一把手。蘇聯是由蘇斯洛夫率領一個代表團先來，赫魯曉夫來了以後擔任代表團團長。赫魯曉夫到北京以後，當天（9月30日）晚上，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周年的招待會上，發表了長篇講話。周總理在招待會上的祝酒詞才講了1000字左右，而赫魯曉夫講了6000字左右。赫魯曉夫滔滔不絕，在談到社會主義力量空前強大之後說：“這當然絕不是說，既然我們這麽強大，就應該用武力去試試資本主義製度的穩固性，這是不正確的。因為人民絕不會理解，也絕不會支持那些想這樣幹的人。”這段話很明顯是繼續批評中國炮擊金門事件和1959年8月中印邊境衝突事件。
第二天上午，即10月1日上午，赫魯曉夫登上城樓觀摩中國慶祝國慶10周年的閱兵活動。作為正式禮節，在城樓上正式會見了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在同會見時，講他在美國的所見所聞，說美國人生活怎樣富裕，艾森豪威爾怎樣希望和平等等。
10月2日，中蘇兩黨在中南海頤年堂舉行正式會談。
會談一開始，赫魯曉夫首先談其訪美情況。他認為這次訪美雖然沒有達成什麽協議，但還是比較滿意的，艾森豪威爾的確需要緩和。他還說所到之處受到很熱烈的歡迎，一位農場主送他三頭良種牛，有位資本家還送給他一盤古銀幣。他說：美國差不多每個家庭都有汽車，一家都有幾間房子，住得很好，吃得也很好，生活水平很高。他的結論是：我們跟美國隻能在經濟上搞競賽，搞和平競賽，不能用武力來“試試它的穩定性”。這時回答他說：我們讚成你訪美，讚成你跟艾森豪威爾會晤。我們讚成同美國搞和平共處。美國究竟怎麽樣，不能看表麵，應該要看美國帝國主義的本質。艾森豪威爾有階級局限性，很難說他真正愛好和平。
接下來，赫魯曉夫說：中國和美國的關係還是要搞好，希望中國主動采取一些步驟來改善同美國的關係。你們去年對金門打炮不是辦法。台灣現在也不能解放，索性像蘇聯過去內戰時期（1920年到1922年）對“遠東共和國”那樣處理。列寧當時曾同意成立“遠東共和國”，為的是緩和日本人支持白匪對蘇聯的進攻。當時列寧在蘇聯歐洲部分遭到外國幹涉很嚴重的情況下，為了避免在東方同日本作戰，采取了這個辦法。中國也可以用這樣的辦法來處理台灣問題。
周恩來首先回答赫魯曉夫說：要解決我們跟美國的關係，唯一辦法是美國撤出台灣，從台灣撤兵。至於台灣和大陸的關係，那是我們的內政，我們用什麽辦法解放台灣，用和平的辦法還是用武力的辦法來解放台灣，別人不能幹涉。這是我們跟台灣國民黨之間的事情，是中國國內的事情，同美國無關。美國不能幹涉，任何外國都不能幹涉。
這時也直率地說：赫魯曉夫同誌，你把問題搞錯了，你把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搞混了。一個問題是我們跟美國的關係問題，這是國際問題；另一個問題是我們跟台灣的關係問題，這是中國國內的問題。我們跟美國的關係問題是美國侵略我國台灣的問題，是我們要求美國撤出台灣而美國應該撤兵的問題。至於我們跟台灣的關係，則是台灣怎樣解放的問題。這個問題隻能由中國人自己來解決，別人無權過問。你赫魯曉夫同誌，對前一個問題有發言權，可以勸艾森豪威爾從台灣撤出一切武裝力量。對後一個問題，你是無能為力的，不宜說三道四。赫魯曉夫聽了很尷尬，聳聳肩，攤攤手。
隨後，赫魯曉夫又提出：為著緩和跟美國的關係，中國是不是可以把監獄裏的幾個美國人釋放？當時中國監獄裏關押著的幾個美國人，有兩個是駕駛美國間諜飛機被打下來以後被俘的，另外一些是以神甫的身份在中國進行間諜活動被逮捕的。
告訴赫魯曉夫：放是要放的，但不是現在，而是在他們服刑期滿的時候，或者是在服刑期間有好的表現因而提前釋放的時候。這都要按照中國的法律辦事。赫魯曉夫又碰了釘子。
接著，會談轉到中國和印度的關係問題。赫魯曉夫說：你們應該和印度搞好關係，印度是一個中立國，尼赫魯是比較開明的，應該團結他。發生中印邊境軍事衝突是不對的。
陳毅首先站起來說：你怎麽能這樣說呢？分明是印度挑起這場衝突。印度軍隊越過邊界，也越過麥克馬洪線，在我們邊境內設立哨所，向我們開槍。隨即，氣呼呼的陳毅指著赫魯曉夫接著說：你們和我們都是社會主義國家，你是社會主義陣營的頭頭，為什麽對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發生衝突，分明是資本主義國家首先挑釁的，你不但不支持社會主義國家，反而支持資本主義國家，指責社會主義國家？你們9月9日發表的那個塔斯社聲明，是偏袒印度，指責中國的。
赫魯曉夫說：我們根本不知道情況，印度說你們打死他們的人。
陳毅繼續對赫魯曉夫說道：我們9月6日給你們打了招呼，你們應該知道這個情況。9月8日，你們跟我們說準備發表塔斯社聲明，我們勸你們慢一點，並且告訴你們，我們也要發表一個文件，請你們看了我們的文件以後再表態。退一萬步說，就算像你說的你們不了解情況，那麽你們應當慎重一些，等弄清情況再表態。但是你們根本不聽我們打招呼，急急忙忙搶先發了你們塔斯社的聲明，這是為什麽？
赫魯曉夫辯解道：我不知道你們的情況，但是印度有一個士兵被打死，一個士兵受傷，這就證明你們不對。
陳毅生氣地說：你我都是打過仗的人，誰死傷多不能說明誰就對，這個道理你不懂嗎？
赫魯曉夫也非常生氣地說：你是元帥，我是中將，但不管怎麽樣，是你們先打死了人家的人，又把放跑了。
這個時候彭真插進來同赫魯曉夫辯論說：赫魯曉夫同誌，你怎麽能說出這樣的話？是叛國外逃，他走的時候我們怎麽能攔得住他？我們人生地不熟，追也沒有追上。
赫魯曉夫又轉移話題說：反正你們把跟印度的關係搞壞就不對。你們何必去爭那麽一點地方呢？喜馬拉雅山下荒無人煙，爭那麽一小塊地方有什麽意思？
這時候周恩來回答他：不能這麽說。我們不去占人家一寸土地，也不能讓人家占我們一寸土地，我們絕不能幹那些喪權辱國的事情。
陳毅再次說道：你那個塔斯社聲明，就是遷就主義。
赫魯曉夫非常生氣地說：我怎麽是遷就主義？你們才是冒險主義，狹隘民族主義。這又引起陳毅、彭真的強烈駁斥。
在爭論過程中，沒有多說話。每當爭論激烈的時候，他還笑著對中國同誌說，“不要打架嗬。”到會議快結束的時候，說：這個問題還是要把事實搞清楚。別的事情我們管不了，對有關中國的事情，我們希望蘇聯同誌能夠聽聽中國的意見，把情況搞清楚，預先向中國打招呼，同中國商量，再對外公開表態，這樣比較好。對尼赫魯，我們還是要同他友好，還是要團結他。我們的原則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為天下先。但是，誰要欺負我們，那是不行的。誰都不行。
最後，赫魯曉夫說：既然這樣，我就沒什麽可以再談的了。我在美國跟艾森豪威爾說過，我訪美之後，接著要到中國去。艾森豪威爾對我說，你到中國去一定是白跑一趟。果然是白跑一趟了。
會談終於不歡而散。10月4日，赫魯曉夫離京回國，10月6日在海參崴發表演講，公開發表批評中國黨的言論，甚至不指名地影射攻擊像“好鬥的公雞”，熱衷於戰爭。
10月4日，送走赫魯曉夫後，回頤年堂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同赫魯曉夫會談的情況。會議認為赫魯曉夫對艾森豪威爾抱有幻想，隻看到美國當局表麵上表示的所謂“愛好和平”的一麵，沒有看到美帝國主義的本質，至少在這個問題上表現有修正主義的傾向，我們目前應采取團結為重、不搞爭論、冷靜觀察的方針，但要看到國際上出現修正主義思潮。會議還決定：近期內要就國際形勢，其中包括中蘇關係的情況，向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