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中蘇兩黨關係破裂始末(4)

中央決定炮擊金門的目的，最初是準備利用美國陷入中東危機之際奪取金門、馬祖。用炮擊金門當晚在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話來說：“我們的要求是美軍從台灣撤退，蔣軍從金門、馬祖撤退。你不撤，我就打。”但因對《美蔣共同防禦條約》是否包括金門、馬祖不能確定，所以是否登陸金門，要視情況發展而定。所以，又說：“我們不說一定要登陸金門，也不說不登陸。我們相機行事，慎之又慎，三思而行。因為登陸金門不是一件小事，而事關重大。問題不在於那裏有95000名蔣軍，這個好辦，而在於美國政府的態度。美國同國民黨訂了共同防禦條約，防禦範圍是否包括金門、馬祖在內，沒有明確規定。美國是否把這兩個包袱背上，還得觀察。打炮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偵察蔣軍的防禦，而是偵察美國人的決心，考驗美國人的決心。”“但在國內輿論上，我們一定要把解放台灣的口號喊得震天響。”

金門炮戰之後，美國政府十分恐慌，以為要收複台灣，立即從地中海、舊金山、日本、菲律賓等地調集艦隊、飛機，集結於台灣海峽，並公開宣布金門、馬祖也在美軍協防的範圍之內。台海局勢頓時緊張起來，中美之戰似乎一觸即發。

美軍協防金門、馬祖，並不出乎預料。但美國是否為了金門、馬祖不惜與中國一戰？通過炮擊護航的美蔣聯合艦隊時美艦丟下蔣軍軍艦不管這個情況，摸到了美國不會冒險同人民解放軍發生直接武裝衝突的底細。但當美國為防止被金門、馬祖絆住，勒逼蔣介石棄守金、馬時，為了防止台灣孤懸海外，便於美國策劃“劃海而治”，中央又果斷決定把金門、馬祖留給蔣介石，用“絞索”把美國套住。

應該說，炮擊金門摸清了美國的底細，為以後製定對台對美政策提供了戰略依據，取得了影響深遠的戰略性成果。

中國突然炮擊金門，赫魯曉夫深感不滿。這一方麵是因為他剛剛成功調處了中東的緊張局勢，證明了他所提倡的“和平共處”方針的正確性，想不到作為盟友的中國立刻就製造了緊張局勢。另一方麵，采取如此重大的針對美蔣的軍事行動，竟然事先沒有通知蘇聯方麵，而蘇聯作為與中國訂有互助同盟條約的盟國，是要承擔與美國發生武裝衝突的風險的。尤其是，炮擊金門前兩個多星期，即7月31日至8月3日，赫魯曉夫秘密訪華，以致西方有人估計，炮擊金門是中蘇雙方在赫魯曉夫訪問北京期間共同商定的。赫魯曉夫解釋也不是，不解釋也不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所以，赫魯曉夫得到中國炮擊金門消息後，立即要求蘇聯大使轉告中國方麵：中國全麵建設社會主義才剛剛開始，經濟上和軍事上都還比較落後，目前不具備打現代化戰爭，也不具備對台灣實施登陸作戰的條件。包括蘇聯在內的整個社會主義陣營，也沒有必要在現在卷入到這場戰爭當中來。

同時，9月5日，赫魯曉夫通過蘇聯駐中國大使館參讚蘇達利柯夫向中國政府表示，蘇聯政府要派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到中國來了解情況。當天晚上，周恩來接見蘇達利柯夫，在表示歡迎葛羅米柯來華訪問的同時說明：第一，我們不是要解放台灣，而是懲罰國民黨在我們沿海騷擾；第二，我們這樣做的目的是阻止美國搞兩個中國，因為美國企圖獨霸台灣，使國民黨統治集團在台灣單獨成為一個政治實體；第三，如果美國發動戰爭，中國全部承擔起來，決不連累蘇聯，不會拖蘇聯下水。周恩來要求蘇達利柯夫把這三點馬上報告莫斯科。

9月6日中午，葛羅米柯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會見葛羅米柯，重申昨晚對蘇達利柯夫的談話內容。晚6時半至10時，接見葛羅米柯。對葛羅米柯說：我們炮打金門，不是要打台灣，也不是要登陸金門、馬祖，而是要調動美國人。希望你們放心，我們的目的是要調動美國人，這是一。

第二，美國人同國民黨訂有共同防禦條約，但是不久前艾森豪威爾發表談話的時候，並沒有說現在就承擔共同防禦金門、馬祖的義務，而是說，美國是不是要像共同防禦台灣本土那樣來共同防禦金門、馬祖，還要看情況。艾森豪威爾這個講話表明，他還是怕跟中國打仗。

第三，我們宣布12海裏領海權的目的有兩個。一個是警告美國海軍和空軍不得入內。它如果進入我們12海裏的領海界線，就是侵犯中國領土主權。另一個目的也是告訴美國人，它隻要不越過這個界線，我們就不打它。當然我們也沒有說，如果它越過了，我們就一定馬上打它，我們可以警告。

第四，從現在各方麵的情況來看，美國人可能要逼迫國民黨從金門、馬祖撤退。他要國民黨撤退，主要不是對我們有什麽好感，而是金門、馬祖離中國海岸太近，美國怕我們打金門、馬祖。因為在國民黨不撤退的情況下，金門、馬祖前線不斷炮戰，這個地區處於一種不穩定的狀態，這就使美國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美國害怕被拖下水，因為美國還沒有決心要打世界大戰。

第五，盡管這樣，我們對美國要打仗還得有準備。我們的方針要放在它可能要打，不是放在它不會打，要在精神上、物質上準備美國打仗。但是，我們的方針不是跟它硬碰硬。如果它要登陸，我們就采取誘敵深入的辦法，放它進來。我們準備把沿海地區讓出來，放它進來後就關起門來打狗，讓他們陷在我們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然後再一步步消滅它。

葛羅米柯說：對你們這種戰略我不能評論，但是要考慮到現在是原子彈時代。

說：原子彈有什麽可怕？我們現在沒有，將來會有；我們沒有，你們還有嘛。

對葛羅米柯說：我們的方針是我們自己來承擔這個戰爭的全部責任。我們對美國周旋，我們不要你們參加這個戰爭。我們不同於國民黨，我們不會拖蘇聯下水。

9月7日，葛羅米柯返回莫斯科。當天，葛羅米柯就將中國黨的對台對美政策向赫魯曉夫作了報告。

了解了中國政策底細後，10日，赫魯曉夫發出致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信，譴責美國政府目前在中國的台灣和台灣海峽地區所采取的行動，在遠東造成的危險局勢，公開說明“對我們偉大的盟友鄰邦和鄰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侵犯，也就是對蘇聯的侵犯”，呼籲“美國政府采取明智態度，不要采取可能招致帶來不可挽回的後果的步驟”。

1959年9月30日赫魯曉夫訪華時，對炮擊金門前為什麽沒有同蘇聯打招呼作了解釋。說：美國人沒有多大本領。他們以為我們在炮打金門的問題上達成了協議。其實，那時我們雙方並沒有談這個問題。當時所以沒有跟你們談，是因為我們有這種想法，但是還沒有最後決定。我們沒有想到打炮後會引起這麽大的風波，隻是想打一下，沒曾想他們調動這麽多的軍艦……美國人在黎巴嫩總是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對，生怕別人打他。美國人沒有立刻弄清楚我們的目的，以為我們要打台灣，就把他們的軍隊從地中海、太平洋、西太平洋、日本、菲律賓調來。等到地中海艦隊開到新加坡的時候，一看沒有什麽事情了，就在新加坡停了下來，引起了印尼的恐慌。我們一罵，他們就退回到菲律賓去了，駐了兩個禮拜。可以看得出來，美國人這次部署很慌很亂。

中蘇兩黨對炮擊金門的不同反應是中蘇兩黨兩國外交戰略的本質分歧。這個分歧就是：在赫魯曉夫和蘇共看來，在蘇聯千方百計貫徹和平共處外交政策，急於緩和蘇美關係，希望中國配合蘇聯營造與美國緩和氣氛的時候，炮擊金門實際上是在破壞蘇聯的緩和戰略，是和“和平共處”路線唱反調。而在看來，中國與蘇聯不同，中國有個台灣問題，中國要解決台灣問題，繞不過美國這道坎，如果美國不改變在台灣問題上幹涉中國內政的政策，中美兩國之間怎麽可能有真正的緩和？美國可以搞“戰爭邊緣政策”，中國也可以搞“戰爭邊緣政策”，“我們就是要欺負一下美國人”，因為“國際緊張”實際上對美國不利。所以，外交戰略的不同，實際反映的是國家利益的不同。

對於和不事先知會蘇聯盟友而擅自與美國發生軍事衝突，赫魯曉夫的直接反應是和反對蘇聯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對外政策，無視中蘇同盟的存在，有意顯示中國有獨立行事的權力和能力。

如果說，1958年上半年的長波電台和共同艦隊事件，使得開始產生對赫魯曉夫和蘇共的不信任和反感的話。那麽，同年秋季的中國炮擊金門事件，使得赫魯曉夫產生對中國黨和極為不滿的情緒，認為所聲稱的“以蘇為首”毫無誠意，為避免被拖入蘇美衝突，蘇聯有必要同的“冒險行徑”拉開距離。

所以，學者們大多認為，1958年是中蘇兩黨兩國關係發生逆轉的一年，而中國炮擊金門是中蘇破裂的導火索。

六、1959年：赫魯曉夫批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很惱火

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其實與蘇聯“趕超美國”口號有直接關係的。

1957年11月6日，赫魯曉夫在慶祝十月革命40周年的報告中正式提出15年內趕超美國的口號，並宣布“已經不是遙遠的將來的事情了”。

與會的各國和工人黨領袖當然很興奮。同樣作為大國領袖的，當然不甘落後，先後兩次會見英國領導人波立特，向他們調查英國的鋼產量和發展前景，並於11月18日提出中國在15年內趕上英國的宏偉目標。說：“赫魯曉夫同誌告訴我們，15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15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隨即，從莫斯科給國內打電話，指出1956年反冒進是不對的，以後再也不要提反冒進了，搞社會主義就要“冒”一點。

眾所周知，回國後，開始批評“反冒進”，號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1958年5月，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於是，一場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運動在中國開展起來。

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有著非常良好的願望。那就是：一方麵要證明社會主義陣營優越於資本主義陣營，在蘇聯強大的基礎上，加進中國強大的因素，實現“東風壓倒西風”；另一方麵也要證明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優越於蘇聯的建設道路，中國將先於蘇聯進入，“學生超過先生”。

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之初，中央向蘇聯方麵明確表示，希望蘇聯方麵給予配合，“在報刊上積極評價”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

但是，從一開始，赫魯曉夫等蘇共領導人對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就不讚成。為了蘇中關係正常化，蘇共采取了保持沉默的既不稱讚也不批評的態度。

然而，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很快在社會主義陣營產生了強大影響。蘇聯不少地方幹部和一些東歐國家領導人對人民公社表現出極大興趣，有的甚至認為中國搞人民公社是真正找到了一條通向道路，而蘇聯沒有找到這條道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許多領導人受到鼓舞，也試圖采取中國的辦法，加快本國的經濟發展速度。特別是保加利亞，1958年9月保加利亞議會代表團訪問中國回去後，即大力宣傳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並仿效中國的人民公社，擴大或合並集體農莊，大煉鋼鐵。

這樣一來，赫魯曉夫認為社會主義陣營的蘇聯模式受到中國模式的挑戰，決定不能沉默了。赫魯曉夫首先指令保加利亞立即停止“躍進”運動，否則不再向他們提供貸款和經濟援助。接著，從1958年12月以後，在一係列場合，赫魯曉夫開始公開批評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

1958年12月4日，赫魯曉夫在同美國參議員漢弗萊談話時說：公社製度今天對蘇聯是不適宜的。中國的製度是倒退的。蘇聯很久以前就嚐試過公社製度，但是行不通。蘇聯現在采取的是物質刺激的方法。

1959年1月27日，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一大報告中提出：是否會有某個社會主義國家走到，而其餘國家還遠遠落在後麵呢？這種前景是很少有可能的。由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向高級階段的過渡，是不能任意破壞或越過合乎規律的曆史過程。當還沒有為此創造好經濟條件，沒有達到物質財富的豐裕以及人們還沒有養成按精神生活和工作的習慣的時候，過早地過渡到按需分配，就會損害建設事業。在這裏，赫魯曉夫雖然沒有公開點出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但明眼人一聽就知道是針對的。按照赫魯曉夫回憶錄的說法，赫魯曉夫講這些的目的，是給蘇聯廣大幹部打“預防針”，防止他們繼續主張模仿中國。會上，了解中國情況的尤金，也對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進行了不點名的批評。

1959年7月18日，赫魯曉夫在波蘭訪問時，對中國人民公社化運動進行了公開批評，指出搞人民公社的人“不明白什麽是和如何建設”。7月21日，蘇聯《真理報》對此作了公開報道。7月22日，《紐約時報》挑明：赫魯曉夫批評公社製度的講話，“可以認為是暗指中國人去年秋天的一些說法而言的。中國人曾說，建立公社是真正的通向的道路。”

1959年12月，赫魯曉夫在匈牙利黨的七大講話中又提出：“我們應該始終如一地創造性地運用列寧關於建設社會主義和的學說，成為列寧主義的能手，不落後也不搶先，形象地說，就是互相地對對表。如果這個或那個國家領導人開始驕傲自大起來，這就會有利於敵人。”赫魯曉夫同時還針對中國宣布通過人民公社將在不太遙遠的將來實現，說：“社會不能夠不經過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就從資本主義跳到。”

對於赫魯曉夫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點名的或影射的批評，從新華社編的《內部參考》上都讀到了，是非常惱火的。曾在給張聞天的一個文件上批語說：赫魯曉夫反對人民公社，反對大躍進，我們要向全世界宣戰，包括黨內的反對派和懷疑派。還曾考慮馬上在《人民日報》公布赫魯曉夫那些被認為是“反公社”的言論，予以反駁和批判，並部署最快在1959年秋季，最遲在1960年春季，反擊赫魯曉夫對中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汙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