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中蘇兩黨關係破裂始末(2)

民主革命時期，斯大林通過他所控製的共產國際，以中國的“太上皇”身份，不顧中國的國情實際，直接對中國發號施令，瞎指揮，給中國革命造成很大損失。這個問題，在黨中央領導人當中，是人所共知的。在3月19日的政治局會議上，王稼祥說：斯大林不僅在南斯拉夫問題上犯了錯誤，在中國黨問題上也犯了錯誤。如立三路線，就與斯大林有關。尤其是王明路線，達三四年之久，直接與斯大林有關。

對於王稼祥的說法，完全讚成，並把斯大林對中國革命所犯的錯誤歸納為四點：一、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斯大林支持王明，把當時我們根據地的力量搞垮百分之九十，把白區搞垮了百分之百。二、抗日戰爭時期，斯大林把王明從莫斯科派回來，王明從“左”傾轉向搞右傾。三、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斯大林決定把中國全都交給美國，交給蔣介石。四、斯大林對我不信任，說我是半個鐵托或準鐵托。在3月24日的政治局會議上，還說過曆史上斯大林整了我們四次這樣的話，並說1949年底訪問莫斯科那兩個月很不好受。

所以，說：蘇聯不批評斯大林，我們就不好批評。但現在可以講了，關於斯大林的錯誤，以前和蘇聯朋友講過，和尤金講過，將來見到了赫魯曉夫，也要對他講。

3月31日，會見蘇聯駐華大使尤金，進行了3個小時的談話。尤金指出：“斯大林錯誤的根本原因在於近似神化的個人崇拜。”表示同意，並說“斯大林的錯誤是由小到大逐漸累積的”。

但是，盡管如此，還是主張對斯大林三七開。

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後的第40天，1956年4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經過中央政治局反複討論形成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社論，作為中國對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和斯大林問題的正麵回應。

社論首先肯定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是“蘇聯對於自己有過的錯誤所進行的一個勇敢的自我批評，表現了黨內生活的高度原則性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生命力”。

接著，社論主要以“國際運動還隻有一百年多一點的時間，從十月革命勝利以來，還隻有三十九年的時間，許多革命工作的經驗還是不足的”的“難免論”，論述斯大林難免會犯的錯誤和斯大林犯錯誤的原因。社論還分析了斯大林個人崇拜問題，指出斯大林個人崇拜錯誤的產生，是因為斯大林“陷入了主觀性和片麵性，脫離了客觀實際狀況，脫離了群眾”。而無產階級政黨避免重犯斯大林錯誤和防止產生個人崇拜的辦法，就是“建立一定的製度來保證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的貫徹實施，而避免脫離群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減少我們工作中的脫離客觀實際情況的主觀主義和片麵性”。

在指出斯大林所犯錯誤和分析斯大林犯錯誤原因的同時，社論敘述了斯大林對國際運動和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貢獻，指出“在列寧逝世後，作為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物的斯大林，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有些人認為斯大林完全錯了，這是嚴重的誤解。斯大林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但是也是一個犯了幾個嚴重錯誤而不自覺其為錯誤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社論還指出：“斯大林的著作仍然和過去一樣是必須認真研究的，凡是他的著作中有益的東西，特別是他關於保衛列寧主義和正確地總結蘇聯建設經驗的許多著作，我們都需要當做一項重要的曆史遺產接受過來。不這樣做，就是錯誤的。”

社論的發表，擺明了中國與蘇共對斯大林的不同立場。這是中蘇結盟之後，中國第一次不指名地公開表明同蘇共中央的不同意見。

4月6日，米高揚率蘇聯政府代表團訪華。明確告訴米高揚：中蘇之間對斯大林有不同的看法。“我們認為斯大林功大於過，對他要作具體分析，要有全麵的估計。”中央不反對蘇共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批判，而是認為在批判的同時就應該對斯大林作出實事求是的評價，不能隻講錯誤，不提功勞，這就等於“一棍子打死”。這是對赫魯曉夫和蘇共的公開批評了。

4月29日，會見拉丁美洲6個國家代表，重申中央對斯大林的評價。說：斯大林有正確的地方，也有不正確的地方。大體上，他是七分功勞，三分錯誤。如果說他八分好，二分壞，同誌們不會通過。如果說他六分好，四分壞，更不會通過。總之，“否認他的正確的東西是不對的”。

赫魯曉夫不隻是在秘密報告中批判了斯大林，一個多月後，蘇聯駐華大使通知中方，莫斯科已經決定不再掛斯大林的畫像，遊行時隻拿列寧和其他活著的蘇共領導人的像。其時，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撤掉了懸掛的斯大林像。

盡管這位大使沒有明確要求中國也照辦，但其中的用意很清楚，那就是你們中國也不要掛了。但很明確地表示：“不掛斯大林像不行”，因為“人民不滿意”。1956年五一國際勞動節馬上就要到了，按照曆年慣例，群眾遊行時都是高舉社會主義陣營的黨的領導人畫像的。為此，中央政治局經過討論決定：五一國際勞動節遊行時，社會主義陣營活著的領導人像，其中包括赫魯曉夫像，統統取消，一概不掛不舉，但斯大林的像不能摘，要掛要舉。同年9月24日，在同南斯拉夫訪華代表團的談話中，對這些曾經受過斯大林壓製的朋友們說：你們可能不了解，為什麽現在中國還掛斯大林的像。我們和你們的情況不同，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犯的錯誤，中國人民並不知道，就我們整個的黨來說也是不知道的，隻有中央知道。斯大林壓製過你們，這件事情你們人民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赫魯曉夫批評斯大林，你們從上到下都歡迎。而我們就不同。因此，中國不掛斯大林像不行。有五個死人—馬、

恩、列、斯、孫的像和一個活人——的像，還掛著。掛就掛吧。你們南斯拉夫人可能會說，蘇聯人都不掛斯大林的像了，你們中國人還掛。但是，莫斯科不掛斯大林的像，我們掛。

當時，實際上，在世界範圍內，幾乎已經全麵否定斯大林，唯有中國獨樹一幟，堅持對斯大林三七開。其實，赫魯曉夫和蘇共並不是全盤否定斯大林，他們所關心的是：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是怎樣逐步形成的？它怎樣在一定階段上變成一係列極其嚴重地歪曲黨的原則、歪曲黨的民主和革命法製的根源的？另外，赫魯曉夫和蘇共認為斯大林並沒有繼承列寧的新經濟政策，而是重新回到了被列寧所否定的社會主義建設之路上，給蘇聯各方麵建設帶來空前的災難。基於以上兩點，赫魯曉夫和蘇共絕不認為斯大林是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這是雙方的根本分歧，後來的中蘇兩黨十年大論戰，都是圍繞這個分歧展開的。

中蘇兩黨兩國，蜜月中的分歧，和諧中的裂痕，自此慢慢擴大開來。

三、1957年：二次訪蘇，戰爭與和平問題的分歧明顯了

在蘇共二十大的總結報告上，赫魯曉夫針對當時的國際形勢，提出了“三和”理論，即“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

關於“和平共處”，赫魯曉夫指出：如果爆發“一場熱核戰爭”，固然“會使資本主義體係滅亡”，而“對許多國家的人民來說，社會主義問題也就根本不存在了”，“將沒有勝利者”。所以，人類唯一可以選擇的道路是兩個社會製度之間的“和平共處”。

關於“和平競賽”，赫魯曉夫指出：蘇聯擁有比資本主義快得多的經濟發展速度，20年後，蘇聯就可把美國拋在後麵，建立起物質技術基礎，以保證全體居民得到豐裕的物質和文化財富。在報告中，赫魯曉夫向資本主義國家領導人建議：“讓我們用實踐來證明哪一種製度更好吧，讓我們進行不打仗的競賽吧。……我們建議的是為提高所有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而進行的和平競賽。”

關於“和平過渡”，赫魯曉夫指出：“十月革命”的方式在當時是唯一的出路，但是現在的國際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道路將越來越多樣化”，而且不一定在任何情況下都要與內戰聯係在一起，無產階級在其先鋒隊的帶領下，完全有可能取得議會中的穩定多數，使議會從資產階級民主的機構變成真正代表人民意誌的工具”，從而“實現社會根本改造的條件”，不用武裝起義就奪取政權。

在“三和”理論中，赫魯曉夫稱“和平共處”為“蘇聯對外政策的總路線”。

赫魯曉夫指出：由於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鞏固國際持久和平有了現實的前景，美蘇及英法蘇之間的和平共處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社會製度不同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應該成為蘇聯外交政策的總路線。“和平共處不僅意味著兩種製度之間不進行戰爭，而且還意味著兩種製度之間在經濟方麵進行和平競賽，在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麵進行具體的合作”，“和平共處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國際範圍內進行和平競賽的基礎”。

赫魯曉夫在二十大提出“三和”理論，表明蘇共完全放棄了斯大林和美國針鋒相對的對抗戰略，主動同美國緩和關係，以集中精力解決國內經濟建設問題。

但是，就在東歐許多社會主義國家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熱烈討論赫魯曉夫的“三和”理論的時候，並不如此認為。對於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一是認為帝國主義本性難移，是不會真正和社會主義陣營和平共處的，二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已經大於資本主義陣營的力量，即使帝國主義發動戰爭，社會主義陣營也能戰勝帝國主義。對於赫魯曉夫的和平過渡，認為那是背離列寧主義的國家理論的，無產階級要奪取政權，是絕不可能通過和平的方式，即通過所謂爭取議會中的多數來實現的。

1957年11月2日，率領由副團長宋慶齡和成員鄧小平、彭德懷、郭沫若、、烏蘭夫、陸定一、陳伯達、沈雁冰、王稼祥、楊尚昆、胡喬木、劉曉、賽福鼎等組成的代表團抵達莫斯科。參加這次十月革命40周年慶祝大會的，共有12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和52個其他國家的和工人黨代表團出席會議。作為大黨的蘇共和，自然最引人注目。

到達莫斯科的第二天，11月3日，蘇聯成功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使得更有信心認為社會主義陣營力量高於資本主義陣營，社會主義製度比資本主義具有更大的優越性。盡管如此，還是需要赫魯曉夫交個底。所以，鄭重地問赫魯曉夫：在力量對比上，究竟是蘇聯領先些，還是美國領先些？赫魯曉夫回答：在高科技的某些領域，蘇聯領先些，而就整個經濟方麵看，還是美國領先。因為美國的工業相對發達的多，最主要的鋼鐵一項，蘇聯的產量才隻有美國的二分之一。要趕上美國，蘇聯還要許多年時間，但蘇聯有信心在15年後趕上並超過美國。赫魯曉夫的估計是實事求是的，但在看來，赫魯曉夫是悲觀了。說：當年打希特勒的時候，美國和丘吉爾手裏有7000萬噸鋼，蘇聯隻有900萬噸鋼，美國還不是要來請求蘇聯來幫助他們，並把易北河以東和中國的東北及北朝鮮劃給蘇聯占領。這件事很有說服力，說明物質力量多少不完全決定問題，人是主要的，製度是主要的，曆史從來都是由人心向背來作決定的，從來都是弱者戰勝強者的。同時，向赫魯曉夫表示，中國在15年後會趕上或超過英國。

然而，盡管對世界局勢很樂觀，但明確表示中國黨不做“頭”。蘇共二十大後，許多國家的和工人黨表現出對蘇共的不信任態度，出現了“多元化”趨勢。會議中，亞洲的一些領導人也提出應該以為首的想法。赫魯曉夫尷尬之餘，提出蘇共兩黨輪流擔任各國會議召集人的意見，意思是中蘇兩黨輪流做“老大”。不同意。

11月14日，社會主義國家和工人黨代表會議開幕，12個社會主義國家黨的代表團出席會議並發表講話。在大會上第一個發言，首先談“為首的問題”。說：我們這裏這麽多人，這麽多黨，總要有一個首。我們麵前擺著強大的敵人。世界範圍內的誰勝誰負的問題沒有解決。還有嚴重的鬥爭，還有戰爭的危險。要防備瘋子，他用原子彈打來了你怎麽辦？所以，我們必須有那麽一個國家，有那麽一個黨，它隨時可以召集會議。為首如同召集會議，差不多是一件事。誰為首呢？蘇聯不為首哪一個為首？……我們中國是為不了首的，沒有這個資格。我們經驗少。我們有革命的經驗，沒有建設的經驗。我們在人口中是個大國，在經濟上是個小國。我們半個衛星都沒有拋上去。這樣為首就很困難，召集會議人家不聽。蘇聯是一個有40年經驗的黨，它的經驗最完全。還說：有些同誌因為蘇聯在斯大林時期犯了一些錯誤，對蘇聯同誌的印象就不大好。我看這恐怕不妥。各國過去相互關係中間有些不愉快的事，不僅別的國家有，中國也有，但是我建議我們要看大局。

繼續奉蘇共“為首”，把赫魯曉夫推到斯大林那樣的“班長”位置，從根本上說，還是以兩大陣營爆發對抗性戰爭為前提的。

主動維護赫魯曉夫的“老大”地位，赫魯曉夫當然感激不盡。但在“和平共處”和“和平過渡”問題上，就不那麽容易被說服了。

在莫斯科，作為和斯大林同一代人的革命者，受到了包括蘇共在內的各國的尊敬。也作為中國這一和蘇共比肩的大黨領袖，以及資格高於赫魯曉夫的革命者身份，先後同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第一書記哥穆爾卡、意大利總書記陶裏亞蒂、法國總書記多列士、英國主席波立特，以及意大利、瑞典、南斯拉夫的與會領袖，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成功化解了各國對會議宣言的意見分歧，解決了令赫魯曉夫十分棘手的波蘇關係，以及莫斯科宣言難以達成共識問題，也使中國和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以至國際運動中的威信和影響力顯著提高。

與上述各國領袖廣泛接觸的另外一個目的，是了解一下赫魯曉夫提出的“和平過渡”的可能性。談話的結果，多數的領袖，特別是社會主義陣營的領袖，並不認為“和平過渡”是一定可行的。令吃驚的是，那些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領袖，卻多數認為“和平過渡”是可行的。他們普遍反映：隨著經濟的發展，在資本主義國家裏，“人民生活比較富裕，他們不想革命了”。但認為：富裕國家畢竟是少數，對於大多數國家的來說，俄國和中國的暴力革命經驗，仍然是必須記取和學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