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梁漱溟頂撞毛澤東始末(3)
梁漱溟依然倔強地回答：“我有許多事實要講，十分鍾不夠，希望給我一個公平的待遇。”
會場又出現，僵局無法結束。
最後說：“你這個人嗬，就是隻聽自己的，不聽大家的。不讓你講長話，你說我沒有‘雅量’，可大家都不讓你講，難道說大家都沒有‘雅量’嗎？你又說不給你充分的時間講話是不公平的，可現在大家又都不讚成也不想聽你講話。那麽什麽是公平呢？在此時此地，公平就是不讓你在今天這個政協委員會上講話，而讓你在另外的會上講話。梁先生，你看怎麽辦？”
“聽主席決定。”梁漱溟回答得很幹脆。
會場再度一片喧鬧、憤慨。這時有人提出，請主席付諸表決，看讓梁漱溟講話的人多，還是不讓他講話的人多？少數服從多數。
主席台接受了這個建議。執行主席高崗宣布：關於讓不讓梁講話的問題現在進行表決。補充道：這個問題不是政府委員會所列的議程，列席的同誌也可參加。
當高崗宣布讚成梁漱溟繼續講下去的舉手時，帶頭舉手，政府委員中的委員也舉了手。邊舉著手，邊說：“梁先生，我們是少數啊。”高崗接著宣布不讚成梁講下去的舉手，到會者的大多數，特別是民主黨派人士立即舉起手來。梁還想再說一句話，會場上立刻有人大呼：“服從決定，梁漱溟滾下來！”
僵局就此結束。
從此，梁漱溟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消失了。按照的指示，梁漱溟的問題屬於思想問題，不是政治問題。1953年9月以後，梁漱溟的政協委員照當，工資照發，也沒有受到任何正式的處分。梁漱溟由於閉門思過，一言不發，也躲過了1957年的“右派”帽子。
五、長子一席話，驚醒夢中人
同發生如此激烈的衝突，並得到如此窘迫的結局，心情鬱悶那是自然的。但同時梁漱溟也百思不得其解：自己明明傾心擁護領導，隻不過提了那麽一點善意的建議，即使說是批評，但從自己內心也並非惡意，何以招致負責人的如此惱怒，以致聯係曆史對自己進行如此嚴厲的批評？自己究竟有什麽錯？錯在哪裏呢？
過了兩天，9月20日，星期天，梁漱溟的兩個兒子梁培寬、梁培恕先後返家。梁漱溟便將前幾天所發生的意外風波從頭至尾告訴他們，並反複強調完全是出於誤會。梁漱溟說完後，長子梁培寬即向梁漱溟談了自己的看法。梁培寬為乃父分析道：
這件事有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隻是你自己還沒有認識到而已。你還記得l950年你剛被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在一次會上的發言嗎？早在那次你就向領導黨毫無顧忌地提出種種意見和建議了。我還聽說你參加西南土改時，亦曾說過要來看看西南土改是否合乎中央土改法的話。除此之外，你三年來還在某些會上有過一些發言，或與談話，或給寫信，似曾聽說差不多亦與此相類似，都好像有一種監督政府的神氣。這在心理上是存有一種偏差的，今天的這件事正是從這種偏差發展而來。你總說自己是善意的，是愛護黨、愛護政府。但一言一行須看其所起的作用如何，所發生影響如何，不能單從動機上來看，而不顧及它的客觀作用和影響。何況即便是論動機，恐怕也有問題。幾年來，你自己好像總是站在政府的外麵，這動機還不使人懷疑嗎？你應該向隱微處搜尋自己的思想根源，從根本上端正自己對黨對政府的態度。你這樣一次又一次地刺激政府，積兩三年之久，這在政府的感受上自有其發展。認為你有惡意，便不足怪。不能容忍你這樣發展下去，這並不是他個人對你個人有什麽惡感或好感。一切為了當前國家的大業，而沒有其他。因此，你考慮自己的問題時，亦不要把它同國家當前建設事業分開，切不可抱靜待考問、應付過關的念頭，隻求了卻一身問題，而應當主動地檢討出錯誤的思想根源所在，擔負起所有給予國家事業一切不良影響的責任，爭取改造自己以利今後的國家建設。
梁培寬的上述分析，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相當精到的。那時，在過渡時期總路線頒布前後，在製訂第一個五年計劃過程中，對於是否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對於工業化建設中農輕重的比例關係問題，相當一部分民主人士，即使在中國內部，也有不少分歧意見。其中認為中國人民經曆了太長時期的戰爭苦難，“一五”計劃應多發展投資小見效快並有益於人民生活水準提高的輕工業，改善農民貧苦困境的主張，是一個重要的分歧意見。自命為新政府體製之外並提出“農民問題”的梁漱溟，正是上述分歧意見的黨外代表，而他的“九天九地”說又觸動了最不願意受到損害和最不能容忍受到損害的工農聯盟問題。所以，在爭執中，想緩和下來，說等到第二屆政協開會，我還準備提名你當政協委員，但同時強調“至於你的那些思想觀點，那肯定是不對頭的”。再聯係所說的“梁漱溟的問題不是他個人的問題，而是借他這個人，揭露其反動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這句話，我們就能看出，批評梁漱溟並不是針對梁漱溟個人，而是借此統一各界人士對過渡時期總路線認識和統一製訂“一五計劃”的指導思想。我們知道，是非常善於抓典型促全局的。梁培寬的“不容忍你這樣發展下去，並不是他個人對你個人有什麽惡感，的一切為了當前國家大業，而沒有其他”的分析，或許也有這個方麵的意思。
梁培寬不是就事論事評價梁漱溟與的是是非非，而是在另外一種意義上幫助梁漱溟認清問題的根本所在，引起梁漱溟深深的思考。用他自己的話說，這番話使他在“思路上心情上根本變化，對於自己錯誤之所由似乎頓時有所發覺，好像通了竅”。他在當天日記中情不自禁誇獎兩個兒子：“寬兒出其所見娓娓談數小時甚好，另記。恕兒亦有所說。”
六、30年之後的感悟
“頂撞”事件發生後，令梁漱溟百思不得其解的，或許還有下麵的東西:
從個人關係來說，梁漱溟當時自認為和相交已久，是的老朋友。既然是老朋友，當然是平起平坐，有喜同賀，有難同當，有爭辯則麵紅耳赤，拍桌子瞪眼珠都是可以的。但當時的梁漱溟在氣頭上大概忘記了一句人們常說的那句話：今時不同往日。今日的是新中國的締造者，是黨和國家的第一領導人，是人民心目中的偉人。所說的話，所做的事，不管是對還是錯，大多帶有政策性質。梁漱溟這種目空一切，置許多人熱愛中國、的心情而不顧，在大庭廣眾之下與爭是非，不給轉圜餘地，是必定要引起人們公憤的。
梁漱溟的好朋友李濟深、張瀾等，知道梁漱溟性情強，事發之後，在向給梁漱溟求情的同時，也通過不同方式勸說梁漱溟不要使領袖麵子太難堪，要適度檢討自己的問題。於是在各方麵勸說下，梁漱溟終於放棄自己先前幾十年特立獨行的所謂骨氣，除了檢討外，不斷以不同方式向等領袖示好。
兌現了他的承諾：梁漱溟自1953年9月以後，政協委員照當，工資照發，並沒有受到任何正式的處分，以至連一頂在4年後（1957年）有幾十萬人被戴上的“右派”政治帽子，他也因為閉門思過、一言不發而沒有攤上。然而遺憾的是，他在此後數十年間再也無緣像先前那樣與當麵侃侃而談，獻計獻策了。
應了那句“梁先生堅持食素，清心寡欲，定長壽也”的話，1976年逝世，梁漱溟仍然健在，且高壽到1988年。
1983年，90歲高齡的梁漱溟來到的故鄉湖南韶山，參觀故居。他站在的故居前，見故居地道的農舍房子，想起世代為農的家庭背景，這位老人的心情猶如打翻了五味瓶，突然感悟到自己首先沒有讓別人批評的“雅量”，沒有站在國家一窮二白的高度上全盤布局的“雅量”。而自己在大庭廣眾之下，再三用話語“逼迫”作自我批評，也太目中無人，意氣用事了。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也是一個吃五穀雜糧的有血有肉的人。自己是“士可殺不可辱”，但站在一個國家領導人的角度看，自己咄咄逼人的話語是不是也是一種挑釁呢？能夠在自己頂撞的情況下，一再同意自己發表不同意見，難道不是一種大的“雅量”嗎？梁漱溟主動地對陪同人員談起當年和爭論的事時說：“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說話不講場合，使他很為難，我更不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與事實不大符合，我的言語也是與事實有很大的不符合之處的，這些在爭吵時都是難免的，可以理解的，沒有什麽的。”—說到這裏，梁漱溟傷心不已，眼圈兒都紅了，掏出手絹擦了擦眼角的淚水，又說：“由於我的狂妄自大，目中無人，全不顧作為領袖人物的麵子，當眾與他頂撞，促使他在氣頭上說了若幹過頭的話。如果說他當時是意氣用事、言語失控，那麽也是我的頂撞在先，才有對我的嚴厲批評在後。這件事要是發生在蔣介石身上，他底下的特務早就叫梁漱溟拿人頭來了。”
如果泉下有知，或許也會感慨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