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新中國成立後國共的幾次秘密接觸(1)

一、首次接觸：1950年解放軍攻台在即，蔣派李次白赴大陸謀和

1949年底和1950年初，美國向全世界發出“棄蔣棄台”的政策信號。在此有利形勢下，中國人民解放台灣的準備工作緊鑼密鼓地加快了。1950年春，中央軍委決定以陳毅領導的第三野戰軍為主擔負解放台灣任務，由粟裕和蕭勁光負責指揮攻台戰役。3月，中央決定將蘇聯提供給中國的3億美元貸款中的1．5億美元用於購買攻台用的海軍裝備。同月11日，粟裕和蕭勁光專門商談了攻台的準備工作。4月23日，擔負解放台灣任務的擁有133艘艦艇的解放軍華東海軍正式建立。同時，中國政府同英國商人談妥，購買兩艘7000噸級的巡洋艦和5艘護航艦、4艘掃雷艇。解放軍空軍也一麵從蘇聯購進飛機，一麵突擊訓練飛行員。5月初，解放軍空軍第四混成旅成立，並計劃到年末培養飛行員900名，裝備作戰飛機400架，以形成對國民黨空軍的製空優勢。5月17日，第三野戰軍發出《保證攻台作戰勝利的幾個意見》，決定以3個兵團12個軍共50萬人的兵力，投入對台作戰準備，並成立了以粟裕為總指揮的前線指揮所。同時，將解放軍中的所有台籍官兵和“二二八”起義後退回大陸的幹部集中組成“台灣訓練團”，作為解放台灣後對台灣進行管理的各級幹部。

當時台灣人口隻有600萬，從大陸突然湧入的國民黨軍隊使這個封閉的島嶼驟然緊張起來，物價飛漲，物資奇缺。而解放軍馬上就要進攻的消息和美國“棄台”的政策使這個本已混亂的島嶼更加惶惶不安。台灣當局認為9月台風到來前的三個月是最危險時期，軍隊大規模進攻台灣尤其可能發生在1950年7月上旬。當時，美國中央情報局預計中國將於1950年底攻占台灣地區。從大陸掠奪了不少金條的國民黨顯貴們開始設法再次出逃，台灣政權在“保密防諜”口號偽裝下，下令禁止台灣人員出島，大有“要完蛋大家一起完蛋”的架勢，但卻更加劇了全島人心崩潰的進程。國民黨撤退到台灣的號稱60萬人的軍隊，一半是已毫無鬥誌的散兵，大多盤算著當解放軍到來的時候如何逃命，況且絕大部分出逃士兵的家屬、親人還在大陸，對父母妻兒的思念在風雨飄搖的時刻更是到了無以複加的程度。於1950年3月複任“中華民國總統”的蔣介石雖反複強調“台灣一定能守得住”這句話，但他心裏非常清楚軍事上的一個簡單事實：150海裏的台灣海峽在300年前尚且阻擋不了鄭成功的木船船隊和手持武器的兵勇，現在又如何能抵擋得住排山倒海的人民解放軍？為此，蔣介石已作了最壞的準備：“如果台灣淪陷，就以身殉國。”

時任國民黨國防部政治部主任的蔣經國，麵對台灣風雨飄搖岌岌可危的局勢憂心如焚，在走投無路、萬般無奈中，他決意拋棄個人的榮辱向父親蔣介石進言。

一天，夜深人靜時，蔣經國大膽地對蔣介石說：“父親，我們是否和談談？”

蔣介石聞言沉默不語。蔣經國按蔣氏家規隻好悄然退出。第二天，蔣介石卻對蔣經國說：“我決定派遣秘密使者前往大陸，試探國共和談的可能性，以爭取好的結局。這事，就由你負責。”

蔣經國很清楚，此時已今非昔比，是勝利之師，國民黨為敗軍之將，要與談判，必須選擇一個能在方麵說得上話的人。他反複考慮，總覺得沒有合適人選，時任“總統府”戰略顧問的湯恩伯聞知此事推薦李次白。

李次白，原國民黨將領，黃埔軍校第六期畢業生，與湯恩伯同期，湯、李關係很好。李次白的兄嫂均為黨員，他的妹妹又嫁給了大名鼎鼎的陳毅的哥哥陳孟熙。由於這些牽連，李次白在國民黨內得不到升遷，極不得誌，後來，國民黨軍統竟懷疑他是員。李次白一氣之下於1946年脫離了國民黨軍隊，在台灣高雄市開了飯店，當起了老板，發誓不再介入政治。

蔣經國認為李次白很合適大陸之行，隨即派其親信、與李次白有過交往的胡偉克去請李次白出山。

胡偉克受命後很快找到了李次白。雙方寒暄後，胡偉克直截了當切入正題。他告訴李次白：黨國目前處境非常困難，猶如在火山之巔，為擺脫困境，蔣總統想和重開談判。令妹是陳毅的大嫂子，妹夫陳孟熙也深得的信任，這就是你和對話的資本。你如能出山，到大陸走一趟，就等於挽救了整個黨國的命運。

李次白畢竟是國民黨人，考慮到蔣經國對自己的信任，也想到這一使命的成功將有利於國家和民族，同時也想去看望分別多年的妹妹和妹夫，於是欣然接受了去大陸的使命。

5月3日，蔣經國在台北親自召見李次白，向李次白交代了去大陸的任務。他說：李先生，現在談國共合作，我看希望不大，席卷大陸，躊躇滿誌，幸金門一仗，顯示了潛在威力，尚不容小看。你和陳毅是至親，我看可以深談，最低限度，希望不進攻台灣。

1950年5月下旬，李次白離開台灣先到香港，再由香港轉赴上海，並在上海很順利地見到了妹妹和妹夫。妹夫陳孟熙得知李次白來意後，即打電話告訴時任上海市市長的陳毅，說李有要事相商。陳毅正準備赴北京參加七屆三中全會，得知台灣親戚李次白有要事相商，便從百忙中抽出時間會見李次白。

在陳毅家中，李次白受到了熱情接待。一番客套後，李次白便將蔣經國所托之事直言相告，說台灣方麵想與重開談判，並提出了國民黨的條件，通過談判解決兩黨之爭，將來共走美國兩黨製道路，最低限度要求不進攻台灣。李次白要求陳毅把以上意思轉達給北京方麵。

對李次白轉達的台灣方麵希望重開國共談判的信息，陳毅頗感意外。但作為中央委員和負責攻台戰役的第三野戰軍司令員的陳毅，對海峽兩岸的形勢是十分清楚的。他知道目前中央所考慮的是如何以武力進攻台灣、消滅國民黨殘餘勢力，還沒有考慮過與國民黨重開談判的問題。因此，陳毅十分幹脆地說：“國共合作的話題，現在先不提，現在提為時尚早，以後會有機會的。”但陳毅表示，願將這一信息轉告中央和主席。

接下來陳毅為李次白和陳孟熙講了台灣海峽局勢，向他們介紹了剛剛建立的新中國在一窮二白的爛攤子上經濟得到了很大恢複與發展的情況。最後，陳毅起身送客人的時候說：“孟熙兄和次白應當進革命大學學習，明天就去，你們的親友們也去。你們把名單開過來，我明天告訴市委統戰部。哦，我還要歡迎次白回來，請你吃飯。至於台灣嘛，讓它爛下去！”

李次白立即將陳毅的意見和在大陸的情況，按預先約定的聯絡地址寫信到香港，再轉告台灣的胡偉克。這個訊息很快被轉達到蔣經國那裏。同時，李次白繼續留在上海，表麵上探親訪友、遊山玩水，實際上是在等中央的消息，希望能討論國共兩黨重開談判的問題，並有所決定。

一個月之後的６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美國改變了以往不支持台灣的地緣政策，令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使台灣問題變得複雜化、國際化，也使中國人民收複台灣的進程遇到很大的障礙。從客觀上講，蔣介石撈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此時在香港的胡偉克接到來自台灣的指示：“國共合作之事不必說了。”胡偉克馬上將這個信息急函告知在上海的李次白。

由於戰火已經燒到了鴨綠江邊，為了保家衛國，大批中國人民誌願軍奔赴朝鮮，使人民解放軍本來準備解放台灣的部署不得不暫時擱置下來。留在大陸的李次白，由於他特殊的曆史背景和這段特殊的經曆，1955年被錯定為反革命特務，並被判刑４年，進行勞動改造。出獄後，他又成為曆次政治運動審查的對象。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李次白的錯案得到了糾正，名譽得到恢複。80年代初，有關部門批準了李次白去港定居的申請。李次白到港後曾向台灣方麵提出回台灣與妻子家人團聚的要求，卻遭到台灣當局的拒絕。

二、第一次密談：派章士釗入港送信給蔣，蔣介石派宋宜山進京刺探虛實

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在美國的支持下，台灣地區通過戰後重建，社會政治局勢逐步穩定，島內人民期望和平。與此同時，中國內地也開始進行有計劃的大規模經濟建設。國際上，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1954年日內瓦會議簽訂了越南停火協議，國際形勢逐漸緩和。在此情況下，的對台政策也發生了重大變化。

1955年5月，周恩來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明確提出：“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主席也表示，我們跟台灣要“和為貴”，愛國一家。這些變化對國共對峙的政治格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一些參加過國共談判的人士都認為，新一輪的國共兩黨談判一定會到來。

的和平統一台灣政策，蔣介石尚沒有反應，遠在美國的李宗仁回應了。1955年8月，客居美國的李宗仁發表了關於解決台灣問題的具體建議。李宗仁說：他與蔣介石絕無個人恩怨，他曾一度期望蔣先生繼承孫中山先生遺訓，把台灣建成“三民主義實驗區”。但是蔣先生自1949年到台以來，所作所為，無不與三民主義背道而馳。諸如憑借外方，孤芳自賞，鉗製輿論，剪除異己，獨裁，尤有甚於大陸時代。且他侈言“反攻複國”，此實為不切實際的濫調，而長期分裂苟安，反陷其自身於日益不利的境地。為此，李宗仁以為解決台灣問題，隻有以下兩條道路：（一）國共再度和談，中國問題由中國人自謀解決，美國人不應插手。經過國共談判，希望國共兩黨能為國家統一作出適當安排。（二）美國應正式聲明，承認台灣是中國神聖領土的一部分，然後撤走其第七艦隊，實行台灣地區非軍事化。

在此情形下，1949年參加過北平和談的南京20代表團代表章士釗激動不已，向周恩來主動請纓去香港，找他滯留在香港的國民黨舊故，向蔣介石做工作，溝通與台灣的關係，爭取實現國共談判。

為了盡早打通與台灣的關係，和周恩來同意了章士釗的請求。為此，中央專門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交章士釗帶到香港，通過關係轉交給蔣介石。在信中，主張國共談判，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並提出了兩岸統一的四條具體辦法：第一，除外交由中央統管外，台灣的人事安排、軍政大權，由蔣介石管理；第二，如台灣經濟建設資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撥款補助；第三，台灣社會改革從緩，有待條件成熟，亦尊重蔣介石意見和台灣各界人民代表進行協商；第四，國共雙方要保證不做破壞對方之事，以利兩黨重新合作。信中結尾說：“奉化之墓廬依然，溪口之花草無恙”，希望蔣介石能在祖國統一後回故鄉看看。

1956年春，在周恩來的具體安排下，章士釗帶著給蔣介石的信，身負重任來到香港，會見了國民黨駐香港負責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時報》的許孝炎先生。

許孝炎知道事關重大，即從香港飛往台北，直接到總統府，親手將的信交蔣介石，並將他與章士釗的會談情況向蔣作了詳盡報告。蔣介石聽後，展開的信件，反複看了幾遍，長時間沉默無語，沒有作任何表示。

隨後，1956年6月28日，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周恩來就台灣問題發言說：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中央人民政府願意同台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具體步驟和條件，並且希望台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適當的地點，開始這種談判。為了早日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周恩來再次宣布：愛國不分先後，不管過去有多大罪過，本著“愛國一家”的原則，一概既往不咎。同時表示歡迎國民黨軍政人員為和平解放台灣發揮重要作用，並希望他們回大陸省親、探友，中央人民政府將給以各種方便和協助。

周恩來關於爭取和平解放台灣的發言，引起了國內外的強烈反響。

1956年7月3日，民革第三屆中央委員會舉行第四次擴大會議，會議一致擁護周恩來的發言，希望在台灣的國民黨人能夠及早在“愛國一家”的原則下，為爭取和平解放台灣作出貢獻。

7月29日，中央又發出了《關於加強和平解放台灣的指示》，確定用“多方影響，積極並且耐心爭取的方針”促成和平統一。此後，、周恩來就國共和談與和平統一祖國問題，提出了一些具體的設想辦法。主要是：如果台灣回歸祖國，“一切可以照舊”，台灣“可以實行三民主義，可以同大陸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務來大陸破壞，我們也不派‘紅色特務’去破壞他們，談好了可以訂個協議公布”。“台灣可以派人來大陸看看，公開不好來就秘密來”。周恩來還就台灣回歸祖國後國民黨可派代表參加人大和政協問題具體說明道：蔣經國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協是理所當然的，蔣介石將來總要在中央安排。台灣還是他們管，如果陳誠願意做，蔣經國隻好讓一下做副的。陳誠願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義之下，蔣經國也可以到中央工作。周恩來還真誠地表示：如果台灣方麵有難處，我們可以等待，希望蔣氏父子和陳誠也拿出誠意來。這些設想和辦法，向國民黨當局明確表示了我黨的和解姿態，極具可操作性。特別是台灣回歸後“一切可以照舊”的設想，隱含了“一個中國”原則下“兩種社會製度並存”的思想內容。

為了加強對台工作的領導，1957年2月18日，民革三屆中央常委會第十次會議決定成立“和平解放台灣工作委員會”，張治中任主任，邵力子、黃紹竑、翁文灝、屈武等任副主任，積極開展和平統一工作。

在的一係列和平統一台灣的攻勢下，蔣介石於1957年初突然召許孝炎回台北，在總統府與他進行了長時間的密談。蔣介石說：“基於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原則，針對中國發動的和平統一攻勢，決定派人到北平一行，實際了解一下的真實意圖。至於人選，不擬自台灣派出，而在海外選擇。”讓許孝炎推薦人選。

許孝炎考慮再三，提出三個人選。蔣介石反複權衡後，選中了宋宜山。

宋宜山是蔣介石的學生，曾任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其胞弟宋希濂是國民黨高級將領，被俘虜後，關在戰犯管理所改造。宋宜山可以以探親的方式到北京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