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新中國成立前夕國共兩黨爭奪人才的較量(2)
渡江戰役結束，南京國民黨政府移遷廣州。解放大軍向東南進軍，1949年10月12日解放廣州，國民黨政府又移遷重慶，蔣介石也隨遷重慶。連日來，張伯苓從報紙上得知解放軍進軍大西南，行動神速，知道不日重慶即將解放，深悔一時糊塗，上了蔣介石的賊船。正當張伯苓苦悶彷徨之際，他收到南開校友來信，信上有一句令他感動的話：“老同學飛飛不讓老校長動。”張伯苓喜形於色，如釋重負。“飛飛”是周恩來在南開中學學習時的筆名。
原來，張伯苓的老朋友傅作義知道張伯苓避居重慶，深知張伯苓進退兩難，於是找到周恩來。周恩來當然不會讓自己的老校長流落海外，於是輾轉托香港的南開校友，向張伯苓傳達了上述信息。張伯苓知道這是他的學生周恩來對他的關照和愛護，頓覺豁然，下決心婉言拒絕蔣介石、蔣經國之邀，決心不離開大陸。
身在重慶的蔣介石極力拉攏他，三番兩次到張伯苓住地，催促他回任考試院院長，要求他盡快離開重慶，去台灣和美國均可。張伯苓以“衰老多病，不利遠道飛航”等，婉言拒絕。蔣介石又言：乘飛機如有顧慮，可在機艙設臥鋪，夫人和兒媳都可以隨行。張伯苓沒有表態。後來蔣介石又派張群和蔣經國來勸行，張伯苓也都婉言拒絕了。
眼看重慶又要失守，情急之下，蔣介石親自出馬，二上張伯苓家，態度十分急切，隻要張伯苓肯走，什麽條件都可以答應。張伯苓低頭不語，主賓對坐無言，一時出現僵局。還是張夫人打破沉默，對蔣介石說：“蔣先生，他老了，又有病，做不了什麽事啦。也該退休了，你讓他辭職吧！”
蔣介石說：“老先生要退休，到美國去休養，夫人、兒子和孫子，全家都去，不更好嗎？去台灣也可以。無論去哪兒，生活上的一切都由我給想辦法。”張夫人答道：“我們的三個兒子都在北方，我們哪兒也不去，他舍不得兒孫！”
蔣介石見事已至此，多說也恐難奏效，便起身告辭。張伯苓送到門外，二人站了很長時間，相對無語。蔣介石無可奈何離開張家，因心煩意亂，上汽車時，一頭撞在車門框上。
蔣介石飛離重慶後，又派蔣經國和張群來了一次，還是勸張伯苓離開重慶。事情仍無轉機，蔣經國最後隻得說：“給先生留下一架飛機，幾時想走就幾時走。”這架飛機一直沒有起飛。在飛機與故土之間，張伯苓選擇了後者。
1949年11月底重慶解放，張伯苓夫婦向有關方麵表示願意北歸。周恩來聽到傅作義報告“張伯苓沒有走、希望北歸”的消息後，立即電示時任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南軍區政治委員的鄧小平給予協助，並給重慶軍管會打了電報。
1950年5月3日，張伯苓夫婦乘飛機北歸。北京有關部門按照周恩來的指示熱情接待，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張伯苓夫婦暫住傅作義齋舍。當天，周恩來趕到傅作義家，問候校長和師母。張伯苓在北京生活了四個月，周恩來常去看望他。秋天，張伯苓回天津前，周恩來、鄧穎超在中南海西花廳為他餞行。飯後，周恩來關切地問張伯苓回天津還有什麽困難，並說要寫信給天津，說明是我們把校長接回來的。張伯苓回到天津後，天津市長黃敬曾給予關照。
1951年2月23日，張伯苓逝世，周恩來一聽到消息馬上趕來天津吊唁，並由他領銜組成治喪委員會。張伯苓去世後，周恩來還關心著張伯苓家屬的生活。
在周恩來的爭取下，張伯苓非常幸運地沒有成為第二個於右任。
四、茅以升將計就計，利用蔣介石的信任保護上海工業
中國橋梁專家、教育家茅以升，1949年時任國民黨政府交通部橋梁設計工程處處長。渡江戰役前夕，茅以升離開南京到上海，進駐同濟大學中美醫院治療胃病。
1949年5月15日，一輛黑色小臥車開進同濟大學中美醫院，一個身穿軍裝手持公文包的軍官，走下車來，直奔茅以升病房，進門就說：“茅博士，請你去一趟，有要事商量。”茅以升問他去什麽地方，軍官輕聲答：“金神父路118號。”茅以升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隨軍官乘車來到金神父路118號。這裏戒備森嚴，五步一崗、十步一哨。軍官引領茅以升走進一間大廳，隻見一個禿頂尖下巴的人坐在一張高靠背椅上，“噢，蔣介石！”茅以升不覺一怔。
不等茅以升開口，蔣介石搶先說：“茅博士，坐，坐。請你來是想和你商談就任上海市秘書長一職之事。上海戰火已起，人心思亂，政局不穩，迫切需要在教育界、工程界享有盛譽的一位科學家出任秘書長，以安定人心。你是最好的人選。”
茅以升麵露難色，婉辭說：“我患胃病已住進醫院，遵照醫囑需長期治療。我要回去服藥了，告辭。”
盯著茅以升匆忙離去的背影，蔣介石無可奈何地長歎了一聲：又一個人才留給了。
茅以升從蔣介石處回到醫院後，上海地下黨的負責人得知蔣介石要任命茅以升為上海市秘書長，趕忙派人通知他可以出任，並讓他利用這一職位為保衛上海做工作，盡力阻止湯恩伯在敗亡之前炸毀工廠。茅以升按照地下黨的指示，擔任了國民黨上海市政府秘書長一職。
時任國民黨京滬警備司令的湯恩伯，遵照蔣介石的手令，加緊搶運上海的黃金、白銀和布匹、棉紗到台灣，同時計劃如守不住上海，就炸毀機器設備，給留下一座空城廢墟。
茅以升上任後，立即以秘書長的身份說服外國領事團起草了一份照會，禁止湯恩伯破壞外國在滬開設的工廠。這個照會措辭相當強硬，湯恩伯看了大吃一驚，盤算偌大的上海，洋人工廠和國人工廠交錯在一起，要是士兵放火一燒，哪裏分得清是誰的工廠，隻得下令不得破壞上海工廠。
茅以升擔任國民黨上海市政府秘書長隻有十天，但就是這十天，他利用這一合法職務，盡其所能，為保護上海工礦企業，作出了巨大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茅以升曆任北方交通大學校長、鐵道科學研究院院長、中科院技術科學部委員、第六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五、蔣氏父子勸不動竺可楨，反被竺可楨勸
竺可楨是著名的地理學家和氣象學家，中國近代地理學的奠基人，1949年任浙江大學校長，當然是蔣介石“搶救大陸學人計劃”的主要搶救者之一。
1949年4月20日，竺可楨接到教育部長杭立武來電，請他速到上海，有要事相商。
竺可楨一到上海，杭立武就說：馬上收拾東西，趕快去台灣，由你去擔任台大校長。竺可楨大吃一驚，不知說什麽好，隻是微微地搖頭。
杭立武見狀，說道：“要麽，先去歐美考察一段時間也行。”
竺可楨見對方逼得很緊，隻好來個緩兵之計，說：“杭部長，這麽大的事，你總得讓我考慮一下吧？”
竺可楨不回學校，避居在上海嶽陽路一家小醫院裏。杭立武不見動靜，就耍了個手腕，對竺可楨施壓。他通過上海《新聞報》發了一則消息：“竺可楨在近日飛抵台灣。”一來以此迫使竺可楨就範，二來也算是向蔣介石交了賬。
在醫院裏，竺可楨看了看報紙，隻是付之一笑。
時隔不久的一個下午，竺可楨正獨行在南京路上。突然，一輛黑色轎車在他身邊戛然而停，車裏鑽出麵帶笑容的蔣經國：“竺校長，你不是去台灣麽？怎麽還沒有走呢？”“走是要走的，還沒有搞到飛機票。”竺可楨應付著。“這好辦，我有飛機票，你住在哪裏？我馬上派人給你送來。”竺可楨搪塞道：“我現在居無定所。”
盡管竺可楨東躲西藏，住處還是被蔣經國找到，而且蔣經國親自登門給他送上了飛機票，可見蔣氏對他的重視。兩人寒暄幾句之後，蔣經國話入正題，向竺可楨轉達了蔣介石希望他去台灣的邀請，並以老朋友的身份再次“開導”竺校長。
竺可楨說：“謝謝總裁的好意！經過反複考慮，我想，還是不必去了。”
“不去了？”蔣經國愕然，“為什麽？”
竺可楨說：“綜觀全局，大勢已去。你想想，區區孤島，彈丸之地，還能維持多久呢？”
“不要悲觀，時局絕非就是如此。”蔣經國還在不厭其煩地勸說，“越王勾踐尚能東山再起，何況我們還有實力，隻要大家精誠團結，同心同力，還是大有作為的……”
竺可楨仍不為所動。蔣經國見無效果，欲起身告辭。不料竺可楨站了起來，笑容可掬地把蔣經國按回沙發上坐下，侃侃而談：“想當初，先生14歲出國到蘇聯留學，28歲才回到祖國，在西伯利亞的冰天雪地裏苦度了14個春秋。記得你回到祖國時，抓起一把土貼在胸前久久不放。人非草木，孰能無情！故土故鄉故人，難離難分難舍啊！”
蔣經國完全理解竺可楨的一語雙關。竺可楨誠懇地說：“我們是老朋友，我不得不說肺腑之言。今日之事，我不能無動於衷，如果你有勇氣，我看你也不必去台灣。”
蔣經國身負使命，以雙重身份來勸老朋友去台灣，不僅沒能勸說成功，反而受到老朋友的回勸，弄得很不是滋味，悵然而去。
新中國成立後，竺可楨擔任了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以及中國科學技術學會副主席、中國氣象學會理事長、中國地理學會理事長等職，當選為曆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並於1962年光榮地參加中國。
六、中央大學校長吳有訓東躲西藏，終於留下來為新中國服務
1948年下半年，正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考察的中央研究院院長吳有訓接到蔣介石一連幾封加急電報，內容都是催其趕快回國，且口氣一封比一封強硬。無奈，吳有訓隻好匆忙打點行裝登船返國。吳有訓是當時中國最著名的理論物理學家，新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後的慶功會上，一半以上參與其中的科技精英都是他當年任教的西南聯大、中央大學物理係的學生。
回到上海，蔣介石就迫不及待地讓他出任中國官方的最高學府中央大學校長。一天，國民黨教育部長杭立武找到吳有訓家中。杭立武先取出一大迭銀圓和金圓券，說這些錢先解燃眉之急，如果不夠，還可再說。並說蔣委員長非常掛念你，找你找得好苦。讓他盡快飛抵台灣。
杭立武臨走甩下一句話，讓吳有訓什麽時候想走就掛個電話給他，他可以幫助辦一切手續。並將自己的電話號碼和住址告訴了吳有訓。
我地下黨得知這一情況後，忙和吳有訓取得聯係，囑咐他趕快更換住址，並盡量不要外出，住處也不告訴別人，盡量不接待來客，在家安心等待上海解放。杭立武再次登門催促吳有訓赴台時，吃了閉門羹，十分氣惱。
又在緊張的氣氛中度過了兩個月，1949年5月2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終於攻克上海，吳有訓再也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帶著子女，走出家門，匯入了歡迎解放軍的行列中。
當天晚上，在收聽國民黨中央電台廣播時，嬌聲嬌氣的女播音員所播的一段話使他怔住了：“吳有訓先生，你在哪裏？聽到廣播後請你馬上起程赴廈門，那裏有人接你……”找人啟事連續播了好幾遍。之後，每天都能聽到這一廣播，直到廈門解放為止。可見，蔣介石對沒有把吳有訓拉到自己陣營中來是心有不甘的。
新中國成立後，吳有訓曆任交通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教育部長、中科院副院長，致力於科學組織工作，為發展我國的科學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七、古都北平，群賢畢至
與蔣介石實行“搶救大陸學人”計劃破產截然相反，在的號召下，大批社會各界知名人士，源源不斷北上解放區，加入同合作的隊伍。
1948年9月下旬，在中國駐香港聯絡人錢之光的安排下，第一批民主人士沈鈞儒、譚平山、蔡廷鍇、章伯鈞四人，利用黃昏的掩護，打扮成短衫工人的模樣，在章漢夫的陪同下，避開國民黨特務的監視，乘小舢板登上了蘇聯貨輪，由香港起程，開始了北上的旅程。
1948年12月26日，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中國香港地下黨組織在錢之光的籌劃下，采用十分驚險的“金蟬脫殼”計，避開國民黨特務的嚴密監控，安排化了裝的李濟深、茅盾、朱蘊山、章乃器、王芸生、彭澤民、洪深等30多位著名的民主人士，乘船秘密離開香港北上，並於1949年1月7日上午平安抵達目的地大連。
1949年3月初，著名詩人柳亞子和葉聖陶乘坐一艘掛有葡萄牙國旗的貨輪從香港北上。想到此行非同尋常。兩人興之所至，賦詩唱和。63歲的柳亞子唱：六十三齡萬裏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風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55歲的葉聖陶和：南運經時又北遊，最欣同氣與同舟。翻身民眾開新史，立國規模俟共謀。
從1948年8月到1949年8月，由錢之光和香港分局安排秘密北上的民主人士共20批約350人，其中有119人參加了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
百川匯流歸大海。到1949年春夏之際，社會各界知名人士大多已齊集北平。其中，參加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的著名的民主黨派人士有沈鈞儒、黃炎培、柳亞子、李濟深、張瀾、何香凝、李德全、千家駒、雷潔瓊、胡厥文、沈茲九、章伯鈞、史良、章乃器、陳叔通、馬敘倫、馬寅初等，著名專家教授有錢端升、鄧初民、張誌讓、陶孟和、李四光、竺可楨、張奚若、梁希、鍾林、吳覺農、楊顯東、丁貴堂等，還有從國民黨營壘中分化出來投向人民的著名愛國人士傅作義、程潛、張治中、邵力子、陳明仁、鄧寶珊、董其武、劉斐、黃紹竑、章士釗、錢昌照等，另有愛國華僑和無黨派人士司徒美堂、陳嘉庚、郭沫若等。真可謂少長鹹集，群賢畢至。而退居台灣的國民黨蔣介石，卻門可羅雀，冷冷清清。
或許，國民黨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去留更能說明國共雙方人才力量的消長。1948年評議產生的國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總計81名，1949年底隨國民黨政府赴台者9人，占院士總數的11.9％，赴美定居者12人，占院士總數的15％；而留在大陸為新中國工作的多達60人，占院士總數的74％。讓我們記住這60位留在大陸為新中國服務的院士的名字吧。他們是：
數理組：薑立夫、許寶、華羅庚、蘇步青、吳有訓、李淑華、葉企孫、趙忠堯、嚴濟慈、饒敏泰、吳學周、莊長恭、曾昭掄、李四光、翁文灝、黃汲清、楊鍾健、謝家榮、竺可楨、周仁、茅以升、薩本棟；
生物組：王家揖、伍獻文、貝時璋、陳楨、童第周、胡先、殷鴻章、張景鉞、錢崇澍、戴芳瀾、李宗恩、張孝騫、湯佩鬆、馮德培、蔡翹、俞大紱、鄧叔群、羅宗洛、秉誌；
人文組：金嶽霖、湯用彤、馮友蘭、餘嘉錫、張元濟、楊樹達、柳詒徵、陳垣、陳寅恪、顧頡剛、梁思永、郭沫若、梁思成、周鯁生、錢端升、馬寅初、陶孟和、陳達、蕭公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