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新中國成立前夕國共兩黨爭奪人才的較量(1)

進入1948年底1949年初，遼沈戰役已經結束，淮海戰役國民黨軍敗局已定，平津戰役雖在進行中，但結局也隻是和平解放北平還是戰鬥解放北平的問題。時局已經很明顯，國民黨大勢已去，再無回天之力，中國接管全國政權隻是個時間問題。

對於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蔣介石早在意料之中。早在1948年2月，蔣介石就派自己的心腹陳誠以“養病”為名，赴台協助時任台灣省主席的魏道明經營台灣，為國民黨退踞台灣做準備。進入1949年，形勢更加緊迫，1月5日，蔣介石在即將隱退讓位給李宗仁之前，緊急任命陳誠接替魏道明就任台灣省主席兼台灣警備司令，另任命蔣經國為台灣省黨部主席，將台灣黨政軍大權全部囊入心腹，以實現對台灣的完全控製，鞏固國民黨的退路。

武將安邦，文臣治國。精通中國傳統文化的、蔣介石都深知這個道理。即將接管全國政權的中國急需大批各種類型的人才，準備退踞台灣的國民黨蔣介石一方麵需要各種人才，同時也不情願將人才留給。

於是，在國共兩黨大陸政權即將交替的前夕，一場人才爭奪戰在國共兩黨之間展開了。

一、發布“五一”口號，

蔣介石製定“搶救大陸學人計劃”

早在1948年“五一”國際勞動節前夕，當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已經開始向有利於中國人民方向轉化的時候，在全國人民已經認清國民黨反人民、統治真麵目的情況下，中國於4月30日發布了經親自修改的著名的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口號，號召“全國勞動人民團結起來，聯合全國知識分子、自由資產階級、各民主黨派、社會賢達和其他愛國分子，鞏固與擴大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為著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而共同奮鬥”，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五一”口號發布的次日，即5月1日，致函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和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沈鈞儒，以協商的口氣具體提出了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時間、地點、參會黨派和原則、實施步驟等，並建議由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國中央委員會於本月內發表三黨聯合聲明，誠心邀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各社會賢達前往解放區，召開沒有反動派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

中國發布的“五一”口號和致李濟深、沈鈞儒的信，得到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的熱烈響應。５月５日，李濟深、何香凝代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沈鈞儒、章伯鈞代表中國民主同盟，馬敘倫、王紹鏊代表中國民主促進會，陳其尤代表中國致公黨，彭則民代表中國農工民主黨，李章達代表中國人民救國會，蔡廷鍇代表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譚平山代表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郭沫若代表無黨派，聯合致電中央主席和解放區全體同胞，表示堅決擁護中國的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同時，各民主黨派還向全國發出通電，要求全國各界人士，集中意誌，研討辦法，以期根絕反動，實現民主。

隨後，為了將國民黨統治區和海外的各民主黨派及無黨派著名民主人士接入解放區，在周恩來的親自指揮下，地下黨組織建立了兩條接運民主人士進入解放區的路線。一條是走海路，由香港乘船到大連轉哈爾濱，由中央東北局負責接待；一條是走陸路，從上海到蘇北或山東，然後經石家莊，或繞道天津，轉抵河北平山縣李家莊，由中央城市工作部負責接待。

為了共商建國大計，為了建立真正的人民民主政權，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各社會團體代表，各社會賢達，通過各種渠道，輾轉北上。旅居海外的著名人士，也整理行裝，踏上歸國的航程。

蔣介石獲悉各民主黨派熱烈響應發布“五一”口號，通過各種途徑奔赴解放區後，惱羞成怒，指令國民黨特務想千方設百計，以威脅、跟蹤、逮捕、暗殺、劫持等各種卑劣手段，阻撓各界人士進入解放區。但是，各界人士不畏艱險，以化裝、轉道等多種形式，擺脫國民黨特務的監視，毅然決然地奔向解放區，奔向光明。

當時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集中代表，聚集了當時中國社會的各類頂尖人才。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以及海外著名人士，紛紛奔赴解放區，如百川匯海，政治上國民黨陷入危機，社會精英和各類人才急速向中國集聚。國共兩黨爭奪人才的較量，搶占了先機，控製了製高點。

蔣介石不甘心失敗，在繼續千方百計阻撓各界人士奔赴解放區的同時，於1948年11月，在平津形勢趨緊，國民黨大勢已去的情況下，指示蔣經國、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朱家驊、南京國民政府立法委員傅斯年等，製定了“搶救大陸學人計劃”。

由著名學者傅斯年草擬的詳細的學人“搶救”名單，囊括四種必須“搶救”的知識分子：各院、校、會負責首長；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須離開大陸者；在學術上有貢獻者。在所謂“搶救”的學人名單中，院校負責人有湯用彤、饒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搶救”的有毛子水等，在學術上有所貢獻的有楊振聲、羅常培等。身為北大校長亦曾擔任國民政府要職的胡適，位列“搶救計劃”第一人。所有需搶救的“大陸學人”，搶救出來後，先至南京，後轉台灣，或直接轉送台灣。

蔣介石一方麵指令不惜使用專機優先搶救被圍困的北平各界“學人”，另一方麵又密令特務頭子毛人鳳布置軍統特務拉攏、監視各民主黨派首腦及其他著名人物，動員他們去台灣，不願去台灣者給予製裁。

中國早已洞悉其奸，未雨綢繆。周恩來指令李克農、華克之、潘漢年等，通過地下黨，在上海、香港等各地，做好知名人士的工作，爭取知名人士擺脫國民黨特務的控製，奔赴人民的解放區。

二、北平學者爭奪戰

北平的北大、清華兩所大學的校長及其教授是蔣介石擬定的“搶救”名單中的第一批人。1948年11月13日，蔣介石專門派人飛抵北平，勸說北京大學校長胡適南下。胡適以正忙著籌備北大50周年校慶為由，不肯南下。翌日，蔣介石兩次親自打電報催促胡適飛往南京，說時間緊迫，不容再拖延。同時，當日再次派出兩架專機飛抵北平，聲稱“搶救”對象首先是北大校長胡適和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以及陳垣、陳寅恪、毛子水、錢思亮等著名學者。事已至此，胡適這才下了走的決心，並勸輔仁大學校長陳垣一起走。陳垣不走，胡適小兒子胡思杜也表示留在親戚家。胡適想小飛機也帶不走多少人就同意了。

就在胡適猶豫不決之時，方麵也在極力爭取胡適，希望他至少不要離開北平，不要離開北大。解放軍的西山廣播電台明確宣布：隻要胡適不離開北平，不跟蔣介石走，保證北平解放後仍讓胡適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主席也通過胡適的朋友傳達口信：“隻要胡適不走，可以讓他做北京的圖書館館長。”出於對蘇聯和中國的長期不信任，胡適對中國和的爭取無動於衷。

12月15日，胡適和陳寅恪、毛子水、錢思亮、英千裏等平津著名教授分乘兩架專機飛抵南京明故宮機場。國民黨要員蔣經國、王世傑、朱家驊、傅斯年、杭立武等在機場迎接。第二天中午，蔣介石在官邸設午宴為胡適一行接風。

1948年12月17日為北大50周年校慶，正值胡適57歲生日，蔣介石夫婦在黃埔路官邸再設壽筵，宴請胡適夫婦。蔣介石平日請客從不備酒，那天特地破例為胡適備酒賀壽，以表破格尊敬。

就在胡適與陳寅恪等人飛離北平後的第6天，即12月21日，第二批被國民黨“搶救”出來的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以及北平研究院副院長李書華、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清華大學教授楊武之等24名著名學者飛離北平，抵達南京。

梅貽琦到達南京後，國民黨政府立即任命他為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長。上任不到10天，梅貽琦便遞交了“辭職書”，自稱未能將大部分的北平教授接運出來，感到十分慚愧。

與胡適恰恰相反，深受胡適栽培的吳晗則對北平的未來充滿了期待。20世紀三四十年代吳晗曾潛心考據不問政治。1943年，吳晗加入民盟後，不斷追求進步，1945年便幫助民主青年同盟建立秘密印刷廠，翻印中國的文件和著作。這樣，吳晗與胡適師生之間漸行漸遠，最終分道揚鑣。1948年10月，吳晗為躲避國民黨的逮捕進入解放區，受到了的親切接見，贏得了“將來成就不可限量”的嘉許。從解放區回到北平後。吳晗寫信給主動要求加入中國，直接投身革命運動。北平圍城之後，吳晗多次全力挽留胡適均告失敗。對此，吳晗深感惋惜。北平解放後，吳晗以副軍代表身份參與接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從此步入仕途，開啟了“書生從政”的人生道路。

胡適南下後，北大教授們成立了校委會，湯用彤被推選為校委會主席，成為事實上的北大校長。1949年1月31日，北京宣布和平解放。5月，北京市軍管會主任葉劍英給湯用彤送來一份任命書，正式任命他為北京大學校委會的主席。

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乘機南下後，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馮友蘭被推舉為校務會議臨時主席，肩負起了“護校”的重任。不久，馮友蘭宣布，清華大學脫離國民政府。

實際上，相當一部分學人並不願意搭乘國民黨的飛機離開北平，這裏有學人們對文化氛圍的眷戀，但更多的是強烈的愛國之情。傅斯年原來盤算許多名教授會“忠於黨國”，大義凜然地飛回南京。為此，他反複調用專機往返於北平與南京之間。最初飛機在北平與南苑機場降落，接運北平學人。12月上旬，解放軍收縮包圍圈，用炮火控製了南苑機場。隨即，傅作義在北平市中心東單廣場搶修臨時機場，傅斯年改用東單機場接運北平學人。但北平學人大多對國民黨已經失去信心，不願乘機離開，甚至有一天傅斯年派了五架飛機到東單機場，卻應者寥寥。大失所望之下，傅斯年隻好停止了用飛機搶運北平學人的計劃。

據季羨林回憶，胡適到南京後也曾安排專機到北平，點名要接走幾位老朋友，而他自己親自到南京機場恭候。飛機返航，艙門拉開，他滿懷希望要同老朋友會麵。然而除了一兩位以外，他想接的人大多都沒有走出機艙。據說，胡適當時大哭一場。

留在北平的學人們成為新中國文化建設的重要力量，乘機離開北平的也並非都按照蔣介石的願望去了台灣。

著名的曆史學家、清華大學曆史係教授陳寅恪與胡適同機離開北平抵達南京後，在南京隻住了一晚，第二天便悄悄趕到上海。在上海，他寫信給時任嶺南大學校長的陳序經，表達了願去該校任教的心願。陳序經馬上答應為他安排。1949年1月，陳寅恪一家南下廣州，搬進了嶺南大學。嶺南大學學報以“為國家教育人才，文院添聘教授多位”為題報道了陳寅恪來到嶺南大學任教的消息，轟動一時。

傅斯年一直沒有忘記繼續拉攏大陸學人，如在北京的鄭天挺、羅常培、向達、湯用彤、馮友蘭、饒毓泰、葉企孫、曾昭掄、錢三強、周一良、沈從文等，但均未成功。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此前，南京國民黨政府狼狽遷往廣州。6月，國民黨在廣州組織了“戰時內閣”，負責搶運國寶、黃金到台灣的政務次長杭立武就任教育部長，繼續進行“搶救大陸學人計劃”。杭立武多次派人到嶺南大學，勸說陳序經和陳寅恪離開大陸，轉赴台灣。陳序經一直沒有答允。地下黨也開展思想工作，動員二陳不去台灣，留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多次碰釘子後，杭立武退而求其次，力勸二陳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再說，並說這樣可以進退有餘。二陳還是搖頭。

9月下旬的一天，杭立武以教育部長之尊，拉著財政部長徐堪一塊到校長陳序經的家，要陳序經勸說陳寅恪答應去香港，並表示馬上給陳寅恪10萬元港幣及新洋房。陳序經當時搶白道：“你給10萬，我給15萬，我蓋新房子給他住。”杭立武無可奈何地離開了陳家。新中國成立後，陳序經繼續擔任嶺南大學校長，陳寅恪任中央文史館副館長。

胡適雖然被蔣介石從北平“搶救”出來，但胡適並沒有如蔣介石之願去台灣為他撐門麵，而是於1949年1月14日去了上海，4月6日從上海去了美國。

梅貽琦辭去教育部長後，國民黨政府繼續動員他“入閣”。梅貽琦“婉謝”不止，他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說：“不出來對南方朋友過意不去，來了就做官，對北方朋友不能交代。”隨後一如胡適，去了美國。1955年，台灣當局在新竹籌建清華大學，帶有清華大學情結的梅貽琦奉召返台，主持籌建工作。1958年，台灣清華大學建成，梅貽琦再任清華大學校長，因此被稱“兩岸清華校長”。

國共爭奪北平人才的較量結果，北平學人大多留下來參加新中國建設。乘機離開北平的，如蔣介石之願轉赴台灣的很少，大多轉赴他地或幹脆轉赴歐美。中國的知識分子是有骨氣的，是不會為一個被人民唾棄的反動政府、為一個一貫獨裁的統治者，而喪失自己氣節的。

三、張伯苓拒絕蔣介石，接受周恩來

南開大學的創辦者、教育家張伯苓，1876年出生，1949年已經74歲，身體不是很好。張伯苓是享譽國內外的著名教育家，早年立誌“終身辦教育，不做官”。張伯苓一心教育救國，但不懂政治，在蔣介石山窮水盡之際，表示願意助蔣一臂之力，於1948年7月出任國民黨考試院院長。著名教育家和考試院院長這樣的雙重身份，自然成為蔣介石重點“搶救”對象之一。

但張伯苓到南京履任後，耳聞目睹國民黨政府倒行逆施，大小官員貪汙，大為失望，發出國民黨政府“無官不貪，無吏不汙”的憤慨，上任不到一個月，便以“體弱需靜養”為借口，避居重慶，終日深居簡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