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瞿秋白與《多餘的話》風波(3)

作為一個一心為民族為國家探索前途的知識分子，曆史的潮流把瞿秋白推上了成立後至關重要的領導崗位，但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瞿秋白和陳獨秀都成為共產國際的替罪羊，並受到王明“左”傾集團的打擊、排擠，甚至迫害。

或許是因為對自己的政治生涯的反思太過沉重，在《多餘的話》中，瞿秋白把曾經擁有過的浪漫、熱情、執著、苦悶、困惑、堅定等等，都以本來的麵目留在這兩萬多字的自白中，以致不少後人讀來所感受到的，不是作者昂揚向上的鬥誌，而是內心的痛苦、憂鬱、厭倦。

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讀完這個《多餘的話》，一個知識分子不屈而無奈的靈魂，活生生地呈現在我們麵前，敲擊著我們的心靈。通過《多餘的話》，瞿秋白對自己的一生，從出身、教養、思想及革命經曆，進行嚴格的自我解剖，尤其是對自己負麵的思想感情作了坦誠的曝光和深刻的檢討，對自己的內心的痛苦、憂鬱、厭倦，都一一作了自我批判。這種深刻的真實的內心獨白，是人性和理性的反思，從中讓我們真正了解了一個真實的革命者的坦蕩胸懷。

讀完《多餘的話》，或者還有下麵這個疑問：刑場上的瞿秋白如此地視死如歸，《多餘的話》中的瞿秋白如此地厭倦政治，兩者之間，差距為什麽那麽大呢？

這正是瞿秋白的偉大之處：雖然痛苦，雖然憂鬱，雖然厭倦，雖然自己知道不是一個稱職的領袖，雖然遭到政治迫害，雖然信仰有所懷疑，但是他有常人所沒有的骨氣的，寧可失去生命，絕不出賣自己的同誌，寧可失去生命，絕不出賣自己的組織。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像瞿秋白這樣的重要人物，如果有一點動搖乞降的表示，蔣介石是決不會放過利用他的機會而輕易地殺他的。相反，正是瞿秋白獄中的言行，特別是從《多餘的話》中明顯地看出他決不會屈膝投降的鋼鐵般意誌，遂將他處死，以絕後患。

七、風起於青之末

英勇就義的瞿秋白絕不會想到，他坦蕩解剖自己的內心世界，勇敢地承認自己能力不足並且存有政治缺陷的《多餘的話》，會給他身後的名譽帶來多麽大的損害，給他親愛的家人帶來多麽大的災難。

瞿秋白就義後，當年，《多餘的話》的部分內容，由國民黨“中統”主辦的《社會新聞》首先發表，1937年《逸經》半月刊全文刊載。抗戰初期，有人曾問有關人士買不買瞿秋白《多餘的話》原稿。或許是英勇就義的瞿秋白和《多餘的話》中的瞿秋白反差太大，方麵認為《多餘的話》是國民黨偽造的，沒有買。但瞿秋白的文風也為熟知他的人所熟悉，他們對《多餘的話》為偽造的結論心存疑問。

瞿秋白如此英勇就義，中國當然把他當做烈士對待。

1936年，瞿秋白殉難1周年時，莫斯科外國工人出版社編印了一本中文書，書名《殉國烈士瞿秋白》。編者在引言中說：瞿秋白同誌不僅是中國的最好領導者之一，而且是中國人民最優秀的領袖之一。他畢生為中華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而奮鬥到底。當他犧牲的周年紀念日，不僅中國，而且全中國人民都必然要紀念這位優秀的領袖。這本書集錄了陳雲、李立三、杜寧（即楊之華），以及王明、康生等人悼念瞿秋白的文章，輯錄了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論蘇維埃文化教育的一段文字，還有共產國際代表以及日本、英國、美國、德國、加拿大、印度支那（越南）追悼瞿秋白的文章。

1945年，中國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瞿秋白同誌是當時黨內有威信的領導者之一，他在被打擊以後仍繼續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麵），在1935年6月也英勇地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之下。

1950年，瞿秋白生前的戰友馮雪峰主持編輯《瞿秋白文集》。12月31日，在為《瞿秋白文集》寫的序言中說道：瞿秋白同誌死去15年了，在他生前，許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對他，但他為人民工作的勇氣並沒有挫下來。他在革命困難的年月裏堅持了英雄的立場，寧願向劊子手的屠刀走去，不願屈服。他的這種為人民工作的精神，這種臨難不屈的意誌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來的思想，將永遠活著，不會死去。瞿秋白同誌是肯用腦子想問題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遺集的出版，將有益於青年們，有益於人民的事業，特別是在文化事業方麵。

1955年6月18日是瞿秋白殉難20周年忌辰，中央在北京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為瞿秋白舉行了隆重的遺骨安葬儀式。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在儀式上的講話中指出：瞿秋白同誌是中國的卓越的政治活動家和宣傳家。瞿秋白同誌是中國無產階級的無限忠誠的戰士。他獻身革命直到最後一息。他的高貴品質和畢生功績將活在人民的心裏，永垂不朽！

然而，風起於青之末。

1962年，香港出版司馬璐寫的《瞿秋白傳》，書後附錄《多餘的話》全文。據時任中宣部部長的陸定一後來回憶：當時，李克農找到他，說瞿秋白《多餘的話》的真跡落在一位民主人士的後人手中，已流出國外，那個民主人士表示要賣，問買不買。陸定一仍認為《多餘的話》是國民黨偽造的，表示不買。可是不久，陸定一到人民大會堂開會時，“、周總理都在座，我向他們報告了這件事和我的看法。周總理說，‘我看過《多餘的話》的原稿，確是秋白的筆跡。’”丁玲後來也回憶道：她在延安的時候，人家都說《多餘的話》是假的，可是她一看，誰也編不出來，誰也寫不出來那種風格的文字。她說她對瞿秋白太熟悉，和瞿秋白感情很好，也最崇拜瞿秋白。她說沒有人能夠模仿得了瞿秋白這種文字的風格。後來調查瞿秋白冤案的時候，著名瞿秋白研究專家陳鐵健谘詢羈押過瞿秋白的宋希濂，問瞿秋白的《多餘的話》，國民黨方麵動過沒有。宋希濂回答：我們那裏就沒有這種人有這種水平，而且我們也不了解瞿秋白經曆的這些事情，無法改動。改動有什麽用？沒有用，對瞿秋白沒有任何影響，一看就是他不會投降的。宋希濂還說：“我有直接的感覺他是個文化人，一個氣質素質都具備且心胸坦然的文化人。”

但是，瞿秋白為什麽寫出這種情緒低沉的《多餘的話》呢？陸定一指出：“我又想了這個問題，我認為，這不是情緒低沉，而是秋白同誌有內疚。秋白同誌所以內疚，是因為他當了的領導人，但沒有把王明路線反掉，以致革命遭到災難，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有愧於被推為領袖。”

陸定一還回憶道：三年困難時期，有一股很大的為彭德懷翻案的力量。這時有人提出彭德懷有功，軍事上行，當時演出《李秀成之死》是為彭德懷翻案的。

1963年，《曆史研究》第4期發表了戚本禹的《評李秀成自述》，提出李秀成盡管被捕後被殺，但他寫下的自述仍是叛徒的供狀。據戚本禹回憶：1963年，我寫了《評李秀成自述》，寫的目的是說對人的評價應看到功勞，也要看到晚節，晚年反對也不行，影射彭德懷晚年反毛和李秀成一樣，也是“晚節不忠”。這篇文章雖然影射彭德懷，但更容易讓人想起瞿秋白。

1964年，香港又把《多餘的話》登出來了。陸定一回憶說：有一次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我向、周總理報告說瞿秋白的《多餘的話》在香港那裏又登出來了。就要看，我就拿給他了，請他看。……後來，看了以後，就對我講，以後少紀念瞿秋白，多紀念方誌敏。

時任中宣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的周揚，回憶當年批李秀成時說，先是見到他說：主席認為李秀成是“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忠王不忠，不足為訓”！接著他見到時，非常生氣地批評他說：範文瀾、郭老，還有你，你們都為李秀成辯護。你這個人沒辦法，你是大地主階級出身，本性難改……周揚當時聽了很難受。這時主席也提到了瞿秋白。周揚問看《多餘的話》沒有，說：看不下去，無非是向敵人告饒，自首叛變。為什麽不宣傳陳玉成而宣傳李秀成？為什麽不宣傳方誌敏而宣傳瞿秋白？

自此，因《多餘的話》，瞿秋白與李秀成一樣，“晚節不忠”了。

“文革”開始，公開批瞿。1967年1月19日，瞿秋白母親金衡玉在常州的墓被紅衛兵砸毀。1967年2月8日，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瞿秋白墓上的像被紅衛兵砸毀。1967年5月12日，瞿秋白墓被紅衛兵砸毀。瞿父瞿世瑋葬於濟南南郊，也被紅衛兵砸墓平墳。

1972年中發12號文件稱：“瞿秋白在獄中寫了《多餘的話》，自首叛變了”。

這樣，瞿秋白的“叛徒”身份以中央文件的形式確定下來。

八、重評《多餘的話》，還瞿秋白清白

粉碎“四人幫”後，1979年3月，《曆史研究》第3期發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者陳鐵健的《重評〈多餘的話〉》一文，公開為瞿秋白鳴不平。此文一出，引起轟動。因為此時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不久，雖然一些冤案開始平反、昭雪，但對案、瞿秋白案等一些“格外重大”的“路線鬥爭”案件尚未平反。所以，有人在報刊上對陳文進行“大批判”，東北一家省報用整版刊出批瞿長文。這些“文章”仍堅持“文革”時的“欽定”標準，口氣嚴厲。陳鐵健要求著文反駁，卻被拒絕。1979年6月，陳鐵健到福建某地參加學術討論會，主持者執意要他在全體會上講講瞿秋白，陳一講完，會上便對陳進行事先準備好的“圍攻”。

但就在被“圍攻”兩天之後，研討會仍在進行中，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轉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通知，要陳鐵健即日趕赴上海，與瞿秋白案複查組人員會合，參加瞿秋白案複查工作，這時會議的“論調”突然一變。7月1日，陳鐵健趕到上海，住東湖招待所，見到中紀委瞿秋白案複查組負責人、時任中紀委研究室副主任的孫克悠。孫克悠向陳鐵健詳細介紹了情況。

原來，粉碎“四人幫”後，瞿秋白的親人多次給中央寫信，要求為瞿秋白恢複名譽。特別是瞿的胞妹、此時已79歲的瞿軼群，直接寫信給任中紀委第一書記的陳雲，要求為瞿秋白恢複名譽，並要求修複“文革”中被砸的瞿母金太夫人之墓。在陳雲指示下，1979年春中紀委成立了“第八組”，組長孫克悠，複查瞿秋白案。

1979年6月18日，中紀委書記王鶴壽、秘書長魏文伯首次約見瞿秋白的女兒瞿獨伊，希望她相信黨中央會作出正確結論。

隨後，“中紀委第八組”在上海、杭州、南京、常州開始了緊張的調查工作，與瞿的多位親人見麵訪談，訪問知情者，舉行座談會……其中包括訪問陸定一、周揚，提審戚本禹等。

通過大量調查研究，“瞿秋白問題複查組”在1979年底起草了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準備提交給十一屆五中全會討論。1980年1月7日至25日，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中紀委第三書記胡耀邦主持會議。會議修改和充實了即將提交中央通過的包括《關於、瞿秋白同誌的複查平反報告》等一係列文件。2月23日至29日，十一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但遺憾的是這次全會隻通過了為平反昭雪的文件，而對瞿秋白的平反文件未予通過。雖然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未獲通過，但在2月29日的五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當有人提到如何評價瞿秋白時，鄧小平明確指出：“曆史遺留的問題要繼續解決。比如這次會議上提到的瞿秋白同誌，講他是叛徒就講不過去，非改正不可。”

盡管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未獲通過，但事實上已經“平反”。

1980年6月17日，中國文聯、中國作協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聯合舉行座談會，紀念瞿秋白就義45周年。會議由中國作協副主席賀敬之主持，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國文聯副主席周揚在會上講話，高度讚揚瞿秋白的一生。座談會上還有許多人發言。孫克悠回憶說：“在這個會上，我記得李維漢同誌曾經說過，在中國曆史上黨的主要領導人中，瞿秋白是最能貫徹執行民主集中製的，他不搞家長製。”第二天，中央組織部老幹部局負責人、社科院研究生院負責人、中紀委“八組”負責人及瞿秋白的親屬瞿獨伊等人，在八寶山瞿秋白被砸的墓碑殘基前，敬獻了中組部送的花圈和親友獻的鮮花。

1980年10月19日，中央辦公廳發出了轉發中紀委《關於瞿秋白同誌被捕就義情況的調查報告》的通知，結束了對此案的複查工作。該報告明確宣布：“《多餘的話》文中一沒有出賣黨和同誌；二沒有攻擊馬克思主義、；三沒有吹捧國民黨；四沒有向敵人乞求不死的意圖。”“客觀地全麵地分析《多餘的話》，它決不是叛變投降的自白書。”

這個報告的發出，標誌著對從1964年就開始羅織的“瞿秋白自首叛變案”的正式、徹底的平反。

1982年9月，在中國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中紀委在向十二大的工作報告中說：“對所謂瞿秋白同誌在1935年被國民黨逮捕後‘自首叛變’的問題，重新作了調查。瞿秋白同誌是我們黨早期的著名的領導人之一，黨內外都很關心他的問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經過對他的被捕前後的事實調查，證明瞿秋白同誌在被捕後堅持不屈不撓的鬥爭，因而遭受敵人殺害。”

至此，瞿秋白冤案得到徹底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