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瞿秋白與《多餘的話》風波(2)

原來，1935年2月21日，瞿秋白等人在湯屋遇到萬永誠，萬永誠的妻子徐氏知道其中有瞿秋白。4月10日，萬永誠指揮所屬部隊在山裏與敵周旋，堅持了兩天，最後在戰鬥中犧牲。徐氏被俘，熬不過酷刑，供出了瞿秋白的行蹤。敵人根據徐氏提供的情況，不費力地從被俘人員中找到了有書生氣質特征的瞿秋白。為進一步證實，敵人又讓被俘的、曾在蘇區教育人民委員會當過收發員的鄭大鵬指認，證實“林祺祥“確係中國前“魁首”瞿秋白。

至此，事件水落石出：出賣瞿秋白的首先是萬永誠妻子招供，其次是鄭大鵬指認，之後周月林、張亮也曾向敵人說明林琪祥即瞿秋白，周、張二女並非完全無責。

1979年11月15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宣布撤銷對周月林的原判，予以無罪釋放。1980年3月，山西省委組織部給周月林落實政策，按1925年參加革命給她辦理了離休手續。

五、拒絕勸降，從容就義

在曾在蘇區教育人民委員會工作的鄭大鵬的指認下，瞿秋白承認了自己的身份。他坦然一笑，說：“既經指認，我就不用‘冒混’了。我就是瞿秋白。我在上杭筆述的供錄，算是作了一篇小說吧。”

確認瞿秋白的身份後，上杭國民黨當局將瞿秋白押送到長汀，由蔣介石的嫡係部隊36師看管。36師師長宋希濂，湖南人，畢業於黃埔軍校第一期。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瞿秋白擔任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宋希濂曾經讀過瞿秋白的著作，仰慕瞿秋白的學問，聽過瞿秋白的演講，他希望能夠勸降瞿秋白，立下大功。

在宋希濂的“關照”下，瞿秋白的生活條件得到了改善。瞿秋白住的房間有地板，室內有一張木床、一張書桌、兩三條板凳、一個洗臉架，夥食和師部一樣標準，有時還加幾兩酒。宋希濂以下大小軍官對瞿秋白很是尊敬，都以“瞿先生”相稱。瞿秋白自少年時代起，就寫得一手好字，賦得一手好詩，刻得一手好印。那些軍官們附庸風雅，多有求字求印者，瞿秋白一概來者不拒。

麵對宋希濂的“優待”，瞿秋白以不卑不亢待之，同時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絕不向敵人投降。

瞿秋白被押解到長汀後，5月初，宋希濂為勸降瞿秋白，和瞿秋白進行了一次長談。他從理論一直談到將來的出路，勸瞿秋白回心轉意，跟著國民黨來做。瞿秋白跟他理論，說你們三民主義那套理論，我絕對是不看好的，那是個大雜燴。瞿秋白還批孫中山“大貧小貧”的理論，說這個你們是站不住腳的。講理論，宋希濂當然不是瞿秋白的對手。幾個小時下來，宋希濂知道瞿秋白是不會投降的，以後就再也沒有向瞿秋白勸降。

宋希濂勸降之前，軍統曾經對瞿秋白做過勸降工作，結果當然失敗，此次宋希濂勸降也告失敗，蔣介石惱羞成怒，於6月2日密令處決瞿秋白。陳立夫知道這個消息後，馬上派出曾任共青團陝西省委書記後被捕叛變的陳建中和中統勸降老手王傑夫，帶上福建省黨部書記錢永健、廈門市黨部書記朱培璜，前往長汀，向瞿秋白勸降。

臨行前，陳立夫特別召見王傑夫，對王說：“如能勸降瞿秋白，那在國內國際上的號召和影響都是很大的。”並向王傑夫布置：勸降瞿秋白後，通過瞿秋白查明共黨在上海、香港地下組織關係和在江西的潛伏計劃，然後一網打盡。

陳、王、錢、朱四大勸降能手來到長汀，宋希濂接見，對這四個人說：軍統的人沒有勸成，我也沒有勸成，就看你們怎麽樣了，我估計你們大概也勸不成。王傑夫誇下海口：軍統做不成的事情，我們中統絕對能夠做成，你宋希濂做不成的，我們也能做成。

與瞿秋白談話前，王傑夫等人商定了一個勸降的方案：一是用親屬和朋友的情感打動瞿秋白；二是以中央中的叛徒投降敵人以後所受到的所謂優待、重用的例子（如顧順章）來對他進行“攻心”。王傑夫自信地說：“我們有辦法，比他頑固的我們做成功的例子很多。他（指瞿秋白）很頑固，很堅決，動搖不了。李司令（默庵）和宋司令（希濂）都認為我們也沒有辦法……我們好好幹，做出成績給他們看！”

但是，這幫特務連續兩天勸降，都被瞿秋白頂了回來。最後，他們開始使用“識大體”和“愛惜”瞿秋白才學的方式進行勸降。

“你要識大體。最近殘部流竄西去，隻餘下幾個小股，很快就要肅清，中國已經空前統一，窮途末路，大勢已去。‘識時務者為俊傑’，你為什麽這樣頑固迷信？我看瞿先生還是從速考慮吧！”“你如果決心生存下去，不一定叫你做公開的工作。你可以擔任大學教授，也可化名做編譯工作，保證不讓你公開。瞿先生，你學識淵博，現在正是國家用人之際，所以，我們為國家愛惜你的生命。瞿先生，你不看顧順章轉變後，南京對他的優待？他殺人如麻，中央都不追究嘛！”

瞿秋白絲毫不給這幫特務留有餘地，堅定地說：“我不是顧順章，我是瞿秋白。你認為他這樣做是識時務，我情願做一個不識時務笨拙的人，不願做個出賣靈魂的識時務者！”這一席慷慨陳詞，說得滿室敵特失色動顏。

離開長汀的前一天，這幫特務還不死心，又去見瞿秋白，說：“瞿先生，我們決定明天就離開長汀回到南京。你是不是在我們走以前，最後表示你的真正態度。我們同你的親友一樣誠心誠意挽救你，愛惜你的才學。”意思很明顯，他們一走，瞿秋白的死期就到了。

瞿秋白回答得毫不含糊：“勞了你們遠道而來，幾天來費盡心機和口舌。我的態度，昨天都談得一清二楚，任何改變都是不可能的！”

當晚，宋希濂為王傑夫等人餞行。席間，王傑夫悲哀地說：“我們不能做到使瞿秋白為我們所用，這就說明我們工作的失敗。”宋希濂說：“我們做了不知多少倍工作，南京軍委會也派了專員來，他們辦理這樣的案子很有經驗，結果也是無功而返。”又說：“要瞿秋白為我們國民黨所用，實在等於做夢。他在師部還不放棄馬克思主義宣傳，我們師部有些人對他看法就不正確。他多在師部一天，我就不放心一天。萬一有個差錯，我將如何向委員長交代？”

國民黨統治者不能招降瞿秋白，便決定殺害瞿秋白以除後“患”。

本來，6月2日，蔣介石就發出了“就地處決、照相呈驗”的密令，因為陳立夫遣人對瞿秋白勸降，所以拖遲了行刑的時間。

6月17日夜，36師參謀長向賢矩奉命來到瞿秋白的囚房，有意把蔣介石的處決密令暗示給瞿秋白。他們希望，也許這位蜚聲國際的人，在死神麵前會嚇得軟癱如泥，從而屈服。瞿秋白萬一有回心轉意的表示，那豈不是意外之功？然而，他們估計錯了。瞿秋白同往日一樣，沉靜，安詳，毫無懼色。

6月18日，早晨8點，36師特務連連長走進囚室，向瞿秋白出示槍決命令。瞿秋白正在伏案揮筆書寫絕筆詩：“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窮。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他一邊手不停揮，一邊鎮靜地說：“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後我要大休息了。”接著把詩寫完，並附跋語，末署“秋白絕筆”字樣。這時，宋希濂和36師的大部分軍官，共約100多人，先後走到堂屋裏來。9時20分左右，瞿秋白走出房間，仰麵向站在堂屋裏的這些軍官們掃視了一下，神態自若，緩步走出大門。

瞿秋白走出大門，來到中山公園，坦然正正衣履，到中山公園涼亭前拍照，留下了我們現在能夠看到的那幅珍貴的毫無懼色的瞿秋白遺照。據一位臨場記者當日報道：瞿秋白來到公園，“全園為之寂靜，鳥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見菲菜四碟，美酒一甕，彼獨坐其上，自斟自飲，談笑自若，神色無異”。酒喝到一半，瞿秋白說：“人之公餘，為小快樂；夜間安眠，為大快樂；辭世長逝，為真快樂。”

酒喝完，瞿秋白緩步走出中山公園，在匪兵刀槍密布環護之下，慢步走向刑場。刑場在長汀西門外羅漢嶺下蛇王宮養濟院右側的一片草坪，距中山公園兩華裏多。倘是怕死的人，不要說步行兩華裏，就是20米也無法行走，恐怕要被人拖行的。瞿秋白手挾香煙，顧盼自如，緩緩而行。沿途唱《國際歌》，並唱《紅軍歌》，呼“中國萬歲”、“中國革命勝利萬歲”、“萬歲”的口號。大概是多年養成的習慣，《國際歌》他是用純熟的俄語唱的。臨場監刑的國民黨軍36師政訓處長蔣先啟原是留俄學生，他清楚地聽到了“英特納雄奈爾……英特納雄奈爾……”的歌聲。到達刑場後，瞿秋白盤膝坐在草坪上，對劊子手微笑點頭說：“此地甚好！”並要求劊子手正麵開槍。

兩聲清脆的槍聲，不屈的人瞿秋白，將自己的寶貴生命獻給了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下午，瞿秋白遺骸葬於羅漢嶺盤龍崗。

這一年，瞿秋白年僅36歲。

六、《多餘的話》：瞿秋白的自我解剖

瞿秋白身份暴露後，在長汀被關押期間，約在1935年5月17日到22日，六天之間，寫了近兩萬字的自傳性的《多餘的話》。《多餘的話》分為“何必說”代序、“曆史的誤會”、“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馬克思主義”、“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文人”和“告別”等七個部分。

“何必說”代序以“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開篇，表明自己要“趁這餘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最坦白的話”。

“曆史的誤會”是瞿秋白的個人小傳，敘述了自己1917年到北京至1931年中“當了中國領袖之一，最後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領袖”的政治生涯，並言“像我這樣的性格、才能、學識，當中國的領袖確實是一個‘曆史的誤會’”。意思是說自己並不適合做政治家，當中國的領袖期間也很不稱職。

“脆弱的二元人物”主要是剖析自己的人生觀。在這裏，瞿秋白首先說明自己是“從托爾斯泰式的無政府主義很快就轉到了馬克思主義”，並說明“既然走上了這條道路，卻不是輕易就能改換的”。同時又說明：“馬克思主義是什麽？是無產階級的宇宙觀和人生觀。這同我潛伏的紳士意識、中國式的士大夫意識，以及後來蛻變出來的小資產階級或者市儈式的意識，完全處於敵對的地位。沒落的中國紳士階級意識之中，有些這樣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禮讓、避免鬥爭……以致寄生蟲式的隱士思想。”說明自己並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最後，瞿秋白表明了自己對政治的厭倦：“在四中全會之後，我早已成為十足的市儈—對於政治問題我竭力避免發表意見。中央怎麽說，我就怎麽說，認為我說錯了，我立刻承認錯誤，也沒有什麽心思去辯白。說我是機會主義就是機會主義好了，一切工作隻要交代得過去就算了。我對於政治和黨的種種問題，真沒有興趣去注意和研究。”

“我和馬克思主義”主要敘述自己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原因：當我“懂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社會同樣是無階級、無政府、無國家的最自由的社會，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為這同我當初無政府主義、和平博愛世界的幻想沒有衝突了”。同時表明自己“真正用功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常識不過半年”，“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部分：唯物論的哲學，唯物史觀—階級鬥爭的理論，以及經濟政治學，我都沒有係統地研究過。《資本論》—我就根本沒有讀過，尤其對於經濟學我沒有興趣。我的一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常識，差不多都是從報章雜誌上的零星論文和列寧幾本小冊子上得來的。”對自己獲得所謂“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虛名非常慚愧。最後，瞿秋白表明：“我的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知識，曾經在當時起過一些作用——好的壞的影響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來判斷—而到了現在，我已經在政治上死滅，不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者了。”

“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主要檢討自己作為最高領導人期間“盲動主義”錯誤產生的原因和危害，以及和“立三主義”的關係。在這裏，瞿秋白指出：“我的觀點之中不僅有過分估量革命形勢的發展，以致助長盲動主義的錯誤”，還有“對於中國農民階層的分析，認為富農還在革命戰線之內，認為不久的將來就可以在某些大城市取得暴動的勝利等觀點”。同時說明：“立三路線是我的許多錯誤觀點—有人說是瞿秋白主義—邏輯的發展”，“我當然間接地負著立三路線的責任”。

“文人”一節主要說明自己其實就是一個典型的舊式“文人”，根本不是政治領袖的“料”，“曆史的誤會叫我這‘文人’勉強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

“告別”一節充滿了悲涼和辛酸：“一個平心甚至無聊的‘文人’，卻要他擔負幾年的‘政治領袖’的職務。這雖然可笑，卻是事實。這期間，一切好事都不是由於他的功勞—實在是由於當時幾位負責同誌的實際工作，他的空談不過是表麵的點綴，甚至早就埋伏了後來的禍害。”“永別了，親愛的朋友們！七八年來，我早已感覺到萬分的厭倦。這種疲乏的感覺，有時候，例如1930年初或是1934年月間，簡直厲害到無可形容、無可忍受的地步。我當時覺著，不管全宇宙的毀滅不毀滅，不管革命還是反革命等等，我隻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現在已經有了‘永久休息’的機會。”“我時常說，感覺到十年二十年沒有睡覺似的疲勞，現在可以得到永久的偉大的可愛的睡眠了。”“我留戀什麽？我最親愛的人，我曾經依傍著她（按：指愛妻楊之華）度過了這十年的生命。”“我還留戀什麽？這美麗的世界的欣欣向榮的兒童，我的女兒，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們。”“但是，永別了，美麗的世界！”“告別了，這世界的一切！”“永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