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瞿秋白與《多餘的話》風波(1)

一、從一介書生到領袖

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生於江蘇省常州府城內東南角的青果巷（今82號）。1917年秋，18歲的瞿秋白考入北京俄文專修館學習。五四運動爆發後，瞿秋白被選為專修館學生總代表，參加了北京大中學校學生聯合會，成為北京學生愛國運動的領導人之一。

1920年初，瞿秋白參加李大釗組織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同年秋，應北京《晨報》聘請，以記者身份赴蘇俄實地采訪，想“為大家辟一條光明的路”。在蘇俄兩年時間裏，瞿秋白作了大量考察、采訪和寫作，先後撰寫了《人間化》、《蘇維埃俄羅斯經濟問題》等數十篇通訊和《俄鄉紀程》、《赤都心史》等著作，以自己的親見親聞，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後蘇俄的真實情況，告訴中國人民，十月革命是“20世紀曆史事業之第一步”，莫斯科已成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心海中的燈塔。”1921年5月，在莫斯科，經張太雷介紹，瞿秋白加入聯共（布）黨組織。

1921年7月在蘇聯召開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期間，23歲的瞿秋白對列寧進行了簡短采訪，成為中國記者采訪列寧和介紹列寧直觀印象的第一人。

1922年2月，瞿秋白轉為中國黨員。這時，他還擔任著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大學中國班教員，成為在中國班學習的、羅亦農、任弼時、蕭勁光等人的老師。

1922年底，陳獨秀代表中國到莫斯科，瞿秋白擔任他的翻譯。1923年1月陳獨秀回國，邀請瞿秋白回國工作，於是瞿隨同陳獨秀回到北京，隨後擔任中央機關刊物《新青年》、《前鋒》主編和《向導》編輯。同年6月，瞿秋白出席黨的三大，參加起草黨綱草案。7月，他和於右任、鄧中夏等一起籌辦上海大學，任教務長兼社會學係主任。這所國共合辦的大學，為中國革命培養了一大批人才。博古（秦邦憲）就是於1925年9月被上海大學社會學係錄取，瞿秋白與惲代英等親自給博古他們講授過馬列主義理論課。當年11月，博古被批準加入中國。

1924年1月，瞿秋白和李大釗、、李立三等一起出席國民黨一大，參加大會宣言的起草，當選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後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為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做了大量工作。1925年1月，在黨的四大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局委員，參與領導了“五卅”反帝愛國運動。後來，在黨的五大、六大，他均當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成為黨的重要領導人。

1927年7月12日，陳獨秀被停職，由張國燾臨時主持中央工作。8月7日，新來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主持召開“八七”會議，指定瞿秋白擔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自此，瞿秋白成為繼陳獨秀之後的中國最高領導人。在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的近一年期間（1927年7月-1928年5月），發生了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秋收起義等黨史上的重大事件。瞿秋白的領導方式與強勢作風的陳獨秀不同，隻發表一般政治主張，對組織和軍事完全放權。

1928年5月中旬，瞿秋白秘密抵達莫斯科。6月，瞿秋白在莫斯科郊外的茲維尼果羅德鎮主持召開六大。六大之後，瞿秋白繼續留在莫斯科，擔任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在國內直接領導的是李立三和向忠發。

1930年7月，瞿秋白攜妻子楊之華離開蘇聯回國，8月中旬回到上海，主要任務是在9月底召開六屆三中全會，批判立三路線。但由於瞿秋白“沒有認出立三路線和國際路線的根本不同”，對立三路線的批判不夠徹底，於是在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上，以王明為首的中央，不僅撤銷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員職務，也撤銷了瞿秋白擔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此後瞿秋白留在上海養病，治療肺結核，進行文藝創作和翻譯，與茅盾、魯迅多有來往。

1934年1月，由於無法繼續留在上海養病，瞿秋白離開上海，於2月5日抵達瑞金。不久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委會委員、中央執委會主席團成員、中央執委會人民委員會教育人民委員，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長兼蘇維埃大學校長，兼管教育部所管的藝術局，還領導《紅色中華》報和紅色中華通訊社的工作。

二、受命留守，不幸被俘

1934年10月，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紅軍主力開始撤離中央蘇區，中央和中華蘇維埃工農民主政府也隨軍撤走，開始了震驚世界的二萬五千裏長征。留守中央蘇區的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是中央江西分局，政府最高機構為中央政府後方辦事處，軍事上則設立了留守部隊的軍事委員會。這三個機構的負責人是項英、陳毅等。瞿秋白任中央分局宣傳部長，兼後方辦事處人民教育委員。

中央主力紅軍撤走以後，國民黨大軍向以贛南、閩西為中心的中央蘇區進行“全麵清剿”，於都、興國、瑞金、長汀相繼失陷，血腥的白色恐怖籠罩了中央蘇區。

在極端艱苦的環境中，瞿秋白的肺病更嚴重了。1935年初，中央分局決定撤銷中央政府後方辦事處，同時決定送瞿秋白轉道香港去上海就醫。

1935年2月11日，瞿秋白一行從瑞金九堡附近動身，同行的有臨時中央政府工農檢察人民委員、內務人民委員部代部長、臨時最高法庭主席何叔衡和中央財政部副部長鄧子恢（時年39歲），以及項英的懷孕六個月的小腳妻子張亮。2月17日，瞿秋白一行到達福建省委所在地湯屋（當時屬會昌縣），臨時又加入了中華蘇維埃工農民主政府司法人民委員、兼內務人民委員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

在湯屋，瞿秋白一行碰到了福建省委書記兼省軍區政委萬永誠。萬永誠讓瞿秋白等人扮成被俘的紅軍，由穿上國民黨軍服的軍區特務連一個排，“押送”著走出了敵人的封鎖線。隨後，瞿秋白一行，化裝成香菇商客和眷屬，繼續轉移。瞿秋白身體虛弱，何叔衡年紀很大（時年60歲），張亮懷有身孕且又是小腳，山路崎嶇，又多是夜間行軍。大家都吃了很多苦，瞿秋白的身體也越來越差。

經過大約四天的晝伏夜行，2月24日拂曉到達長汀縣濯田區水口鎮小逕村附近。大家走累了，饑腸轆轆，就在這裏休息吃飯，準備下午再走。炊煙引起了當地地主“義勇隊”的察覺，並將情報報告給了福建地方保安十四團第二大隊，敵人從三麵包圍過來。

鄧子恢組織大家突圍，激戰一個時辰沒有突圍出去。敵人越來越近，何叔衡見無法突圍，對鄧子恢說：“子恢同誌，我革命到底了！”邊說邊舉起手槍對準了自己的頭部。鄧子恢急忙說：“你千萬不能這樣！”衝上去奪他的手槍。可是，何叔衡手裏的槍已經擊發，人從懸崖上滾落下去。這時敵人又用機槍掃射，何叔衡身中數彈。戰鬥結束打掃戰場時，敵特務連代理連長曾起和傳令兵熊輝，在稻田中發現了身受重傷的何叔衡，並從他身上搜出了港幣500元。曾起、熊輝搶到了這筆港鈔，走了幾步，又轉了回去，舉槍把何叔衡殺害。

在邊阻擊邊突圍過程中，瞿秋白經過連續不斷地奔跑，已經筋疲力盡。據鄧子恢生前回憶：我又去叫瞿秋白趕快向外突圍。這時瞿秋白身患重病，躺在擔架上。瞿秋白說：“我病到這個樣，實在走不動了，你快點走吧！”我三番五次地叫他走，他就是不走。我拉他走，他還是不走。他說：“你快點走吧，我在這裏敵人是不會發現的。”（這個地方是很茂密的樹叢）無奈，我衝出重圍到山下河邊，見到有幾位戰士也衝出來，其中持機槍的戰士也衝出來，我就把僅剩下的幾個戰士集中起來，用機槍阻擊追敵，邊打邊走，離開了長汀，向閩西退去。

鄧子恢突出重圍後，跑散的周月林發現瞿秋白落在一個山窪裏，正坐在亂草叢中大口大口地喘氣。周月林扶起瞿秋白，又發現躺在荒草中的張亮。於是他們三人穿過一片樺樹林，潛入了茂密的草叢裏。瞿秋白因為虛弱無力，立腳不穩，正巧撞在身旁的小樹上。樹枝亂晃，由此驚動了敵人，三人不幸被俘。

三、叛徒指認，不幸暴露

瞿秋白被地主武裝義勇隊捕俘後已經是中午過後，因身體實在虛弱，走一會兒就得歇一會兒。匪兵用槍斃來威嚇他，厲聲說：“不走就地槍斃！”瞿秋白置之不理。

在被捕前，瞿秋白要求周月林咬定自己叫陳秀英，是被紅軍抓去的護士；讓張亮改名周蓮玉，佯裝是香菇商行的老板娘；而他自己則叫林祺祥，原係上海大學學生，後至同濟大學學醫，因為有病去上杭療養，途中被紅軍抓去。

瞿秋白三人被押到上杭。在審問中，瞿秋白說自己名叫林琪祥，現年36歲，江蘇人，肄業於北京大學中國文學係，後在上海經營舊書店及古董生意，又入醫學校學醫半年。1932年因病遊曆福建漳州，適因紅軍打進漳州，將其俘虜送往瑞金，先後在紅軍總衛生部當過醫生、醫助、文書及文化教員。紅軍主力長征後，他被留在福建省蘇維埃政府、省軍區醫務所做醫助。1935年1月攜款逃離瑞金，但走到上杭露潭地區又被蘇區地方武裝發現，當夜由保衛局人員看押，準備天明再走，不意被國民黨軍隊發現俘虜。

敵人見瞿秋白等人攜有港鈔、黃金，護送人員多數攜帶駁殼槍，判斷“林琪祥”可能是的“要人”，遂用酷刑逼供，瞿秋白堅貞不屈，得到的回答依然如前所供。

3月9日，瞿秋白按照上述編造的身份在獄中寫了一個“筆供”。敵人遂令瞿秋白寫信給上海的朋友索取證明，或在當地尋覓鋪保，證實確與向無關係，即可予以開釋。瞿秋白當即以林琪祥名義給在上海的魯迅、周建人和妻子楊之華寫了信。

周月林是浙江省寧波人，28歲，被俘後咬定自己叫陳秀英，是被紅軍抓去的護士。周月林身材適中，性情溫柔，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要年輕得多。抓捕他們的保安十四團二營營長李玉，從周月林被俘伊始，就打她的主意。到上杭第三天，李玉以其妻即將生產，要被俘的女護士陳秀英（即周月林）到家中服侍其妻為理由，將周月林接回家中當了“保姆”。張亮是四川省羅山縣人，30歲，她懷有身孕，不久也由上杭縣城一家糖果店的老板保出，納為姨太太。

4月間，在上海的周建人、楊之華、魯迅收到瞿秋白的信。信中大意謂：獄中到夜間很冷，食物極少，衣服單薄，天天挨餓受凍；聽監獄的人說，如果有殷實鋪保或有力的團體作保，是可以釋放的。

上海黨組織收到此信後，立即取得了一個旅館老板的鋪保證明，準備開設一家新鋪，把瞿秋白保出後再關閉。

魯迅接到瞿秋白信後，交給楊之華50元錢。楊之華親手為瞿秋白做了兩條褲子，連同這50元錢一起由郵局寄出。

與此同時，楊之華托人秘密租了一處房屋，準備瞿秋白保釋回滬秘密居住。

豈料，幾天後，報紙上登載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國民黨知道了林琪祥就是他們長期重金懸賞緝拿的“共黨首領”瞿秋白！

國民黨發現“林琪祥”即是共黨首要人物瞿秋白後，立即又把張亮、周月林抓回上杭監獄。敵人認為她們二人與瞿秋白同行，也非一般人，遂對重新收監的張、周二人加以嚴審。最後，上杭國民黨當局以“共匪堅定分子”的罪名，對張亮、周月林各判處10年徒刑，並轉押送龍岩監獄。1938年5月的一天，周月林突然得到通知，有人保釋她和張亮出獄。原來，周月林丈夫的故人陳士明，時在閩西龍岩國民黨黨部擔任要職。他利用國共業已合作、保釋人方便得多的有利時機，疏通關係，將周月林、張亮兩人保釋出獄，並資助她倆離開閩南。出獄的周月林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黨組織，可是過去的老關係早已中斷，茫茫人海中無法尋覓，迫於生計，嫁給了一個貧窮的船工。張亮則曆盡千難萬苦，輾轉尋找丈夫項英。

四、出賣瞿秋白者何人？

瞿秋白被捕後的頭兩個月，並沒有暴露身份，後來是誰出賣了他？當時與瞿秋白一同突圍的4個人，何叔衡當場犧牲，鄧子恢突出敵人包圍後，很快找到了遊擊隊，兩人都不存在嫌疑。隻有張亮與周月林這兩位女同誌，她們與瞿秋白一道被俘，一起關押。兩個多月後，瞿秋白的身份被敵人知悉，屢次勸降不成後由蔣介石下令殺害。而張亮與周月林在關押三年後被釋放。所以，當時許多人由此斷定瞿秋白是被這兩個女人出賣的。

不但一般人認為，就是張亮的丈夫項英，也這樣認定。1938年5月，被保釋出獄的張亮，經過一番艱難跋涉，輾轉來到皖南涇縣的新四軍軍部，找到了時任中央東南分局書記、新四軍副軍長的項英。麵對分別三年多的妻子，項英語氣嚴厲地問：“你說，瞿秋白同誌是怎樣死的？是不是你和那個周月林幹的？”張亮情急之下有些結巴地回道：“怎、怎麽可能？我、我……”怒氣填胸的項英，看見張亮緊張失措的模樣，心頭的疑惑似乎得到證實，拔出手槍推彈上膛，將滿身行塵的張亮擊倒在地。項英殺妻一事，當時並未受到追究。張亮就這麽死在丈夫的槍口下，當時背著“可恥叛徒”的黑鍋沉冤辭世。關於此事，另有一說，即張亮並沒有找到項英，也無項英槍殺張亮一事。真相如何，仍需考證。

瞿秋白1935年6月被國民黨殺害後一直被視為烈士。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的遺骸從長汀羅漢嶺的盤龍岡取出，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瞿秋白夫人楊之華，向中央要求緝拿出賣瞿秋白的叛徒。有關部門很快成立了專案小組。因為張亮1938年在皖南被項英擊斃，專案小組把目光對準周月林。1955年8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上級命令，迅速將周月林逮捕，轉送到北京。被關押了10年後，1965年12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正式刑事判決，以“出賣黨的領導人”的罪名，判處周月林12年徒刑。鑒於“罪行重大”，周月林刑滿後繼續被關押在獄。20多年的服刑生涯，並沒有使周月林精神崩潰，她提出了無數次申訴，但全部石沉大海。

1964年，因《多餘的話》，瞿秋白被汙為“自首叛變”。“文革”期間，瞿秋白家族遭受刨棺滅墳的政治迫害。粉碎“四人幫”後，瞿秋白的親人給中央寫信，要求為瞿秋白恢複名譽。中央在複查瞿秋白案過程中，在國民黨當年的一張報紙上，發現了“赤共閩省書記之妻投誠，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報道。這一發現與黨史部門新近掌握的鄭大鵬暗中指認的資料結合起來，形成了有力證據，推翻了原來的“兩個女人出賣瞿秋白”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