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王明是如何上台的？又是如何下台的？(6)

王明住進中央醫院以後，中央領導人陸續前去探望。對、任弼時等，王明總是表示願意接受批評，誠心檢討。而對王稼祥、周恩來、博古、張聞天等人，王明則在大吐苦水的同時進行挑撥。他見王稼祥時說：毛這個人太厲害，你過去也反對過他，現在他整我們，你也跑不了的。見周恩來說：現在整風不過剛剛開始，你我錯誤一樣的，一定會整到你頭上去的。見博古說：這次是整你我的，但不用擔心，那邊（按指莫斯科）的方式我是知道的。見張聞天說：這次主要是整從莫斯科回來的同誌的，尤其是整你的，因為曼努伊斯基說你是我黨的理論家，毛聽了這話大發脾氣。你的教條比我多，我自己不過是因為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什麽話都隨便說，等等。特別是對在延安的蘇聯人，他更是一有機會就要進行煽動和挑撥，打探莫斯科有無進一步指示。

1942年上半年，在清算過去的曆史過程中，通過一些重要的檔案，特別是王明起草和簽發的錯誤文件，王明在博古中央時期的錯誤逐漸暴露出來。

在看來：王明反對立三路線奪取中央權力以來還不到九個月，就又恢複了立三路線，可見他反立三路線是假的，不過借著反立三路線之名，行奪取黨權之實。至於其思想，完全和李立三一模一樣，都是反馬列主義的小資產階級野心家。武漢時期的王明，沒有階級立場，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對我進攻，對我大後方黨員的屠殺等沒有表示義憤，其思想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黨內的應聲蟲，不僅是右傾機會主義思想，還是右傾投降主義，是國民黨在內的代表。

的上述認識，在取得、任弼時兩位書記處書記和中央政治局成員的認可和支持後，於1942年下半年開始，對王明的錯誤開始進行批判。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中央書記處由、、任弼時組成，任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的主席，並兼任中央黨校校長。此後，王明的書記處書記、南方工作委員會主任、婦女運動委員會主任等職務被解除，隻留下中央政治局委員和統戰部部長。而統戰部又被劃歸這次會議新成立的組織委員會管理，組織委員會書記是，王明沒有入選組織委員。這樣，王明實際上隻剩下中央政治局委員這個頭銜了。

從1943年9月7日起，中央接連召開政治局會議，再度討論曆史問題。

會上，坦率地說出他多年來對王明不滿的兩大原因：第一是他的正確意見長期被壓抑，黨的工作不斷受到不應有的巨大損失；第二是無論在江西，還是在延安，王明到處篡黨奪權。時至今日，王明一麵養病，一麵還在做破壞活動，向一些同誌講怪話，批評中央不對，黨仍存在發生破裂的可能。表示：即使在內戰時期，錯誤路線的代表也是王明、博古，張聞天是執行者和發揮者。

博古在會議上明確表態讚同關於抗戰初期存在兩條路線鬥爭的提法，並肯定一條是為首的黨的正確路線，一條是王明為首的武漢時期的錯誤路線。王明的錯誤路線經過長江局統治了東南局，影響了華北和邊區，是孟什維克的新陳獨秀主義，完全抹煞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反動性，完全是叛變無產階級革命。

陳伯達發言說：王明的心始終都是放在國民黨身上，而不是放在身上的，他實際上可以說與是兩條心，對是仇恨的，有許多言論。他的理論根本就是叛徒的理論。

康生的發言指責王明的投降主義是有係統的，說他的投降主義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有一套與對立的路線，他根本上已經成了買辦封建法西斯的代言人。

鑒於政治局會議就王明錯誤的性質達成了一致的意見，11月29日中央書記處指示李富春找仍在休養中的王明談話，要求他主動檢討自己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錯誤，以供會議討論。王明看到大勢已去，隻好讓妻子孟慶樹代筆，明確表示“一切問題都以黨的領袖和中央大多數同誌的意見為決定”，並聲稱“我願意盡我力之所能，對自己過去的思想言行加以深刻的檢討，在和中央各位同誌的領導與教育之下，我願意做一個的小學生，重新學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識，糾正自己的教條宗派主義錯誤，克服自己的弱點”。

12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就王明錯誤作出正式決議：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機會主義路線，自四中全會篡黨開始，至五中全會達到頂點，使白區損失十分之十，蘇區及紅軍損失十分之九。此一錯誤路線雖經遵義會議開始克服，但在1937年12月會議至1938年9月六中全會期間，這個宗派又利用長江局進行其反黨活動。“王明的投降主義，實質上是國民黨在內的代表，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無產階級隊伍中的反映，是幫助國民黨，瓦解的腐蝕劑。”

1944年2月26日，周恩來就會議中討論的有關問題與王明進行談話。王明最初對中央的上述決議表示不滿和疑問，但很快就表示“完全同意和擁護”。

就王明而言，通過延安整風，教條主義思想被批判了，一係列的職務沒有了。相對抗戰之初作為“神仙”（共產國際代言人）威風凜凜地從“昆侖山”（莫斯科）歸國，中央齊聚機場歡笑迎接，隨後與並列一較雄長，那是天壤之別，從台上到台下了。

延安整風結束後，緊接著，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七大在延安召開。根據“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在的說服下，代表們仍然把王明選舉為中央委員，但在44名中央委員中排名倒數第二位，列在博古之前。七大開幕不久，王明就離開會場而去，出席時間不足15分鍾。

七大後，中央分配王明做政策研究、起草法律和參加土地改革等工作。1949年3月七屆二中全會期間，王明作為中央委員出席會議並兩次發言大加頌揚。會上，希望王明徹底改正錯誤，以新的姿態迎接新中國的誕生。為此，會議決定讓王明對內戰時期和抗戰初期所犯錯誤寫一個聲明書。王明在會上表示接受這一決定，但一直遲遲不寫。

從七大到七屆二中全會，王明一直身體不好，工作斷斷續續。所以，王明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發言中自我解嘲地說：“七大以後，做工作的時間與害病的時間差不多，工作除土改外，都是關著門，在家裏搞教條。”幽默中透著無奈，無奈中還有些不滿。

十一、晚年王明，終老異鄉

新中國成立後，王明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法製委員會主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委員。這一時期，王明和法製委員會製定了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這部婚姻法一直沿用到1980年。

1950年6月七屆三中全會期間，會議專門討論了王明問題，通過了《關於王明問題的決定》，再次要求王明就自己曆史上的錯誤寫一份聲明書給中央政治局。

黨中央一再要求王明寫一份聲明書，實際上是要王明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以便繼續使用，發揮王明的作用。但王明死活就是不寫。

這次中央以文件形式督促王明，王明拖不過去，遂給和中央書記處寫了一封信，聲稱因內戰時期和抗戰初期自己的文獻太多，作出檢討和寫聲明書，需要相當久的時間。接到王明的信，立即在信上批示，讓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協助王明查找有關文獻，王明必須在11月上旬七屆四中全會召開之前寫好聲明書，並送交政治局。

王明接到楊尚昆轉來的批示，沒有作任何表態，但在9月上旬突然要求去蘇聯治病。雖然王明沒有交出聲明書，但王明確實有病，因而中央批準了王明的要求。10月25日王明赴蘇治病，三年後，即1953年12月，王明歸國。但不足四個月，王明舊病複發，再次住進醫院。此次一病連年，肝炎、膽囊炎和心髒病連續發作。1955年10月初，王明再次向黨中央提出赴蘇治病的要求。鑒於王明的實際病情，中央再次批準了王明的請求。於是，1956年1月底，王明第二次赴蘇治病。此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

八大召開前，曾經通知在蘇聯治病的王明，如果身體狀況允許，可以回國參加八大。但王明回複說身體狀況依然不好，不能歸國參加八大。八大期間，經過提議，王明再次當選中央委員，不過名次從倒數第二退到了倒數第一。

王明是作為中央委員去蘇聯治病的，而且王明長期在蘇聯學習工作，與蘇聯有關方麵很熟。蘇聯政府對王明給予了精心治療和周到照顧。所以，王明的病情很快好轉，身體逐漸康複。但他回複國內，總是強調自己身體還是不行，就是不願歸國。

1957年訪問蘇聯期間，特派隨團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賴祖烈等人去看望王明。王明見到國內來客，分外高興，嗖地一下站起來迎接，左顧右盼，談笑風生。雖說人逢喜事精神爽，但也說明他的身體已經恢複得很好了。但談到是否歸國工作時，他表示已不願再回國了。

黨和政府在政治上對王明要求嚴格，多次要求他寫書麵檢討和聲明書，雖然王明反複推托不寫，但在生活上，黨和政府卻是細心照顧的。王明去蘇聯養病，每月照常發全額工資，要藥品、要物、要人，都給予滿足，及時送過去。“文革”中，一直負責給他寄錢物的國內秘書田書元被撤職，甚至有人批判他“裏通外國”。這樣，從1966年下半年起，國內再沒有給王明夫婦寄工資和物品。

紅衛兵運動開始後，王明當然受到批判。幾十萬字的《王明反革命言論集》也編印成冊，廣泛傳播，“打倒機會主義頭子、蘇修代理人、大叛徒王明”的口號也開始出現。王明若在國內，遭受批鬥和皮肉之苦肯定是跑不了的，能否渡過死劫，也未可知。

“文革”之前，雖然中蘇關係破裂，但王明並未對中國和進行公開攻擊。“文革”爆發後，王明開始連續發表一係列攻擊中國和反對、思想的文章，其中影響較大的有《進行的不是“**”而是反革命政變》、《論中國事件》、《“文化革命”和毛同帝國主義合作的方針》、《“孤僧”的命運和的十大》、《五十年》等。與此同時，王明還就延安整風寫出《“整風運動”是“文化革命”的預演》一文，為自己的曆史錯誤翻案。

1974年3月27日，王明在寫完《五十年》後的第四天，病逝莫斯科，終年70歲。王明逝世後，蘇聯有關方麵把他安葬在莫斯科郊外的新聖母公墓。1983年9月5日，王明妻子孟慶樹也病逝莫斯科，被安葬在新聖母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