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王明是如何上台的？又是如何下台的？(5)

博古、張聞天、李維漢、鄧發等承認了錯誤，作了檢討，但博古中央的總後台王明卻無動於衷。王明認為江西時期博古中央的錯誤與他無關，至於屢次提到的抗戰初期的右傾，他也認為那僅僅是是共產國際的主張，要他承認錯誤，豈不等於說共產國際犯了錯誤？

王明深知對他在博古中央時期和抗戰初期的表現不滿，所以一直小心翼翼，甚至在、張聞天、博古等人還沒有意識到應該突出宣傳的情況下，他就在1940年5月4日破天荒地公開作了《學習》的演講，肯定“以同誌為首的中央的方針是唯一正確政治方針”，號召全黨要“始終追隨，為事業而奮鬥”。王明這樣做，當然是為了取得的信任，緩和同的關係。但是，對於自己的錯誤，王明始終認為隻是執行了共產國際的路線，有共產國際在那裏頂著，用不著自己檢討自己。

因此，在博古、張聞天、鄧發檢討之後，王明隻作了一個自我表白式的發言。發言中，王明肯定反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對他有很大的好處，承認自己在莫斯科學的都是些洋教條，但強調自己回國比博古、張聞天等人都早，參加實際工作時間比他們都長，工作作風已有些轉變，並且較早地提出了實行統一戰線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全套辦法，隻是當時對中國的實際情況研究還不夠，對國內各派人物的情況還不甚清楚，以後又一直忙於共產國際和中央的各種領導工作，弄得既沒有理論又沒有實際。好在1939年後開始對實際問題進行研究，最近又參加邊區管理工作，應當能夠學習實際工作，糾正思想中的主觀主義。

王明拒絕檢討也還罷了，但他忽然轉而揭發批判他李維漢、博古、張聞天等人。他先是批評李維漢自我批評的態度不誠懇，想馬虎過關，然後批評博古、張聞天等人到中央蘇區先是奪了的黨權，轉而又奪了的軍權，到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時竟連在政府中的權力也給奪走了，還說自己早在莫斯科時就對這件事深感不滿了。更令人驚訝的是，王明突然表示要揭穿一個“秘密”，說博古、張聞天當年領導的中央其實是不合法的。因為1931年秋，他與周恩來離開上海時，雖然推薦博古、張聞天等組織上海臨時中央政治局，但當時已經說明，將來到了政治局委員多的地方，他們要將權力交出來。沒想到，博古、張聞天他們到中央蘇區後卻不提此事。這個“秘密”當然引起震動，並且也極大地刺激了本人。

王明如此攻擊博古、張聞天、李維漢等人，博古、張聞天等非常被動，隻好重新檢討，除檢討路線錯誤外，著重檢討自己的“篡位”錯誤。但王明此舉顯然引起了“留蘇派”的眾怒。

博古、張聞天、李維漢原本自己檢討自己的，王明願意怎麽承擔責任由他自己去。但王明死活不肯承認“總後台”這個角色，不肯分擔責任，他們就隻好邊檢討邊揭發了。

博古明確講：自己所犯的錯誤確是政治路線的錯誤，而臨時中央政治局進入蘇區後不作說明，也確有篡位之嫌，但共產國際和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當時是助長了這種錯誤的。

張聞天也承認：當時的路線的確錯誤，臨時中央到蘇區後也確有篡位問題，但王明當時在共產國際不打電報來糾正也是不對的。況且，五中全會的名單也是共產國際批準的，在這些事情上王明當時為什麽不起作用？

鄧發表示：對於當時的錯誤，博古的確要負第一位的責任，李維漢、張聞天其次，但這些錯誤政策莫斯科是否也批準了呢？在誇大紅軍力量、斷言黨的路線正確等問題上，王明不是也同意了嗎？

和王明一起駐共產國際的康生起而批評王明說：王明在莫斯科其實與當時國內博古中央犯著差不多同樣的錯誤，他在個別策略上有對的地方，但基本思想與博古相一致，這是應該承認的。康生還特別提到王明在抗戰初期的錯誤問題，稱王明從莫斯科回延安後，不聽勸告留在延安，卻非住武漢不可，王明在武漢時期所犯的錯誤，都是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表現。

實事求是講，博古、張聞天、鄧發、康生等人對王明的揭發和批評，是符合實際的，並無誇大和虛妄之處。如此一來，王明成為眾矢之的，不承認錯誤顯然是不行的。在博古、張聞天、李維漢、鄧發等都承認錯誤，做了檢討，取得了大家的理解後，王明雖然處境極為窘迫，但仍然不肯承認錯誤。

1941年9月中旬和10月上旬，兩次找王明談話，一是了解王明所述博古、張聞天篡位問題，二是指出王明的錯誤，尤其是抗戰初期在武漢時期所犯的錯誤。所指王明武漢時期所犯錯誤共有四點：一是對獨立自主原則的態度問題，二是拒絕發表《論持久戰》問題，三是在武漢會戰期間的形勢估計問題，四是領導長江局與中央鬧獨立性問題。明確指出這四個方麵問題，實際上給王明提出了承認錯誤和檢討錯誤的基本內容和方向。

的兩次談話，令王明十分緊張，他深信這回要和他算總賬了。

但是，恰在此時，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季米特洛夫於10月初給中央發來一封措辭嚴厲的質詢電。季米特洛夫的來電是針對皖南事變以來對蔣介石的不妥協立場和蘇德戰爭爆發後對蘇聯求援的冷漠態度而發的。質詢電一連提了15個問題，要求，實際上是要求回答：如果因為尖銳對立的態度而破裂了與蔣介石的合作關係，還能與哪些人繼續合作抗日？在蘇聯受到德國入侵的嚴重關頭，準備采取什麽實際行動來援助社會主義蘇聯？如此等等。

以往共產國際對各國黨的做法，都是先來指責性電文或文件，然後進行組織清理。深知共產國際運作思路的王明，得知這封電報之後，好像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王明估計：繼如此強烈的質詢電之後，接下來共產國際就會進行組織處理了，很快就會被共產國際拉下馬了。

因此，10月7日晚，當找到任弼時、王稼祥、王明等幾個與共產國際較熟的領導人商量回電辦法時，王明竟借著共產國際批評中央的機會，對發起了反擊。他說他早就與季米特洛夫有同樣的看法，即中央目前的政策太左，是自我孤立。在第二天舉行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王明不僅再次批評的政策太左了，而且批評起的《新民主主義論》來，指責《新民主主義論》同時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國民黨及其代表著大地主階級利益的地方實力派，是一種兩麵作戰路線，是一種自我孤立的政策。對於批評他在武漢時期的四大錯誤，王明堅持認為：這裏的許多問題，都是共產國際提出來的，他隻是轉達而已，而且他的做法和路線都是對的，隻是個別問題有缺點錯誤罷了。

王明的上述表現說明：一、王明仍然認為自己的右傾教條主義是對的；二、他仍然把共產國際當靠山，依然對莫斯科唯命是從；三、王明仍然認為共產國際是最信任他的，或許季米特洛夫會像米夫那樣扶他上台。王明悄悄地對博古說：“‘那邊’（指共產國際）的方式我是知道的，先提問題，後來就有文章的。”

但是，王明對估計錯了。已經確立起全黨全軍絕對權威和領導地位的，對於遠在天邊的那個共產國際，是絕對不會懼怕並唯命是從的。已經成熟起來的中國，也是不允許共產國際迫害自己的領袖的。所以，王明此刻再次成為眾矢之的，是必然的。

王明的講話剛一結束，凱豐、陳雲等人就明確表示不能同意王明推卸責任的態度，指出許多問題的發生並非與王明無關，實際上王明是各種錯誤的根源。

王稼祥和任弼時則指出王明關於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談話有許多是不準確的，有些關鍵部分沒有談到。如斯大林明確主張用軍隊創造自己的政權，主張搞遊擊戰爭；季米特洛夫強調現在不要談領導權問題，並當麵告誡王明要與國內同誌搞好關係；季米特洛夫還指出不論誰推舉，王明也不要當總書記。另外，季米特洛夫委托周恩來、任弼時告訴，對王明要進行幫助，因為王明有一些明顯的個人缺點，如總是企圖把自己的意見當作中央的意見，一向喜歡拉幫結派，比較滑頭，不夠誠實，缺乏工作經驗等等。王稼祥和任弼時的上述發言，對王明來說，是重重的一擊。

表現得很冷靜。他平靜地說：王明在武漢時期雖然還不是路線上的錯誤，但政治上和組織上都有許多原則性錯誤。我們等了他許久，直到現在還沒有向共產國際報告過。最近我和王明同誌談過幾次，但還沒有談通。王明認為我們過去的方針是錯誤的，認為我們太左了。恰恰相反，我們認為王明的觀點太右了，對大資產階級的讓步太多，隻是讓步是弄不好的。提出：立即召開政治局會議，請王明說明他在武漢時期的錯誤和對目前政治問題的意見，供政治局會議檢查討論。

10月8日的會議，對王明的打擊太大了，以致王明心髒病突發，住進了醫院，原定12日舉行的政治局會議被迫延期。

王明住院後，先後派中央副秘書長李富春和任弼時去醫院探望。王明承認武漢時期自己在政治上和組織上有原則性錯誤，但不是路線錯誤。

13日下午，政治局召開臨時會議，聽取任弼時匯報王明生病情況。會上，說明，王明錯誤問題暫以10月8日書記處會議的意見作為定論，即肯定他在武漢時期的錯誤是個別的，工作路線是對的。至於蘇維埃後期博古中央的錯誤，則定性為“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博古應負主要責任，李維漢次之，張聞天又次之，至於其他領導人這一時期的錯誤，則屬於不自覺的。這個結論，對王明來說，是很寬大的。

最後指出：我們要從這次檢查過去的討論中得到經驗和教訓，要治病救人，使犯錯誤的人能客觀地看問題，逐漸糾正過去的錯誤。會議同時決定成立兩個委員會，一個是清算過去的曆史委員會，由牽頭，成員為王稼祥、任弼時、康生、彭真；另一個是審查過去被打擊幹部的審查委員會，由陳雲牽頭，成員為高崗、譚政、陳正人、彭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