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王明是如何上台的？又是如何下台的？(4)

在王明提議下，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會上，王明作了題為“如何繼續全麵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的報告。報告中，王明批評了中央洛川會議的正確方針和政策。王明認為過去太強調解決民主、民生問題，不能再提改造國民黨政府的口號。他反對關於國民黨內有左、中、右三種勢力的提法，認為隻有抗日、親日之分。他否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他反對提國共兩黨誰吸引誰的問題，主張共同負責，共同領導。這些主張，顯然與有著明顯不同，但由於王明聲稱他所傳達的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尚方寶劍”在手，大多數與會者表示讚同。雖然也作了辯白和解釋，但還是采取了忍讓態度。

會上，王明和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解釋各執一詞，使與會的前線指揮員不知如何回去貫徹會議精神。有些表示支持王明的主張，有些采取模棱兩可的態度。這次政治局會議，由於王明攪局，造成極為嚴重的後果。彭德懷事後回憶說：會後，“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作用有些降低，黨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從而發生了個別軍官逃跑和國民黨勾引八路軍官兵叛變的現象。同時，國民黨對八路軍的發展加以限製，對的發展也加以限製，國民黨的反動麵目更加暴露。”

會議最後一天，在討論組織問題時，王明未和任何人商量，突然提出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名單，人選上增加了和他一同回國的康生、陳雲兩人，時為中央書記的張聞天的名次被降至第七名，排在第一，王明緊跟其後，大有取張聞天而代之的意向。王明自知此舉難免引起猜疑，故一再聲明他決無“奪帥印”之意。

會議決定增補王明、康生、陳雲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成立中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任主席，王明任書記；由王明、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央代表團，負責與國民黨談判；由項英、周恩來、博古、董必武組成長中央長江局，領導南方各省黨的工作。

不久，王明來到武漢。代表團和長江局召開聯席會議，由於代表團和長江局領導成員多有交叉，決定合並為一個組織，對外叫中央代表團，對內叫中央長江局。長江局的委員是王明、周恩來、項英、博古、葉劍英、董必武、林伯渠，王明為書記，周恩來為副書記。在武漢，王明擅自發表《中央對時局的宣言—鞏固國共兩黨精誠團結，貫徹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一文，片麵強調國共兩黨精誠團結。他還在中央已發布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之後，又提出另外六大綱領，強調“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武裝、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王明把持中央長江局，獨斷專行，把長江局淩駕於中央書記處之上，與中央公開分庭抗禮，人稱“第二政治局”，從而形成王明在長江局貫徹得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支持的統一戰線路線，而在延安貫徹自己的獨立自主的統一戰線政策的局麵。

1938年2月，在延安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王明竟附和國民黨“隻要一個軍隊”和“統一軍令”的叫囂，指出在軍事上服從國民黨的統一領導，令與會的政治局委員大感意外。為防止王明再生枝節，在會上提出：“在今天的形勢下，王明同誌不能再到武漢去。”但在會議討論中，大多數委員卻同意王明去武漢，隻是規定“王明同誌留一個月再回來”。這個意見沒有得到貫徹，表明王明對黨內地位已經形成一定的威脅。

但事後王明沒有執行“一個月再回來”的規定，到武漢後一直待到六屆六中全會召開才回到延安。這又引起不少黨內同誌對王明的不滿。

3月29日，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王明得知這一消息，未經中央同意，擅自將自己起草的《中央對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提議》送達國民黨中央黨部，同時報送延安一份。中央收到這份文件後，感到其中闡述的內容不妥，為了補救，中央立即起草《中央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電》。王明收到電文後，並沒有立即送達國民黨，而是在會議結束後，才給中央複電說：“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已閉幕，根據政治局決議原則所寫的提議書已經送達，你們所寫的東西既不能也來不及送與國民黨。希望你們不要再發表你們所寫的第二個建議書，否則，黨內黨外都會產生不良的政治影響。”這件事表明，王明與中央分庭抗禮，在黨內造成了分裂。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作《論持久戰》的演講，批駁了“亡國論”和“速勝論”，指出抗日戰爭是持久戰，要經過戰略退卻、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階段，並把遊擊戰提高到戰略地位。這是中國指導抗日戰爭的綱領性文件。7月上旬，中央致電長江局，讓王明在武漢出版的《新華日報》上盡快刊登。王明反對對抗日戰爭三階段的科學分析，竟借口文章太長不予登載。

就在王明貫徹斯大林意圖，與獨立自主的抗戰統一戰線策略鬥爭最激烈的關頭，在莫斯科養病的王稼祥歸國，改變了力量對比。

九、六屆六中全會，確立“以為首”

1938年3月，受中央委托，任弼時帶著中央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大綱和請求給八路軍武器援助的任務來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國的情況，並遞交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的工作和任務》的書麵報告大綱。在共產國際執委會討論中，任弼時著重補充說明了中國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的第二次統一戰線，並指出它同第一次統一戰線的不同點，即國共兩黨都有武裝。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經過認真的、充分的討論之後，通過了兩個文件，一個是《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關於代表報告的決議案》，一個是《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決定》。這兩個文件充分肯定和完全同意中國的政治路線，明確支持和聲援中國人民全民族的抗日戰爭。

在莫斯科，任弼時還單獨向季米特洛夫作了匯報，使共產國際對中國的情況有了了解，從而消除了很多誤解和成見。

任弼時到莫斯科後，在莫斯科養病的王稼祥提出回國工作。王稼祥在莫斯科養病期間，曾向斯大林簡要介紹中國和的政策方針，並說明：“同誌的主張，已經為實踐證明是完全正確、很有成效的，我們全黨、全軍和全體愛國人民，都支持並擁護同誌的正確領導。”王稼祥的介紹，得到斯大林的理解和支持。此次任弼時來到莫斯科，王稼祥與任弼時也交流了有關意見，更加認同的正確路線。王稼祥回國前，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又同王稼祥和任弼時談了話，指出：應該承認同誌是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請告訴王明，不要再爭了吧！

1938年7月，王稼祥由莫斯科乘飛機經新疆回國，帶回了共產國際的上述重要指示。中央決定召開六屆六中全會，傳達共產國際指示。

此時，王明仍在武漢。王稼祥遂給王明去電，讓他來延安聽取並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討論六屆六中全會的準備情況。王明一再遲延，中央再次讓王稼祥致電王明：“請按時來延安參加六中全會，聽取傳達共產國際重要指示。你應該服從中央的決定，否則一切後果由你自己負責。”接到這封措詞強硬的電報後，王明打點行裝，立即奔赴延安。

1938年9月14日至27日，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實際上是六屆六中全會的預備會議。在14日的會議上，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意見，明確肯定了的抗日統一戰線政策，同時指出共產國際已經明確中央領導機關要以為首解決統一領導問題，領導機關要有親密團結的氛圍。

在24日會議上，作了長篇發言。他指出，共產國際的指示是這次政治局會議成功的保證，同時又是六屆六中全會和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指導原則，指示的最主要點是強調黨內團結。分析了武漢即將失陷後的形勢，指出抗日戰爭將開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相持階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也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由於國共合作是對立階級的政黨的合作，所以鬥爭是嚴重的、不可避免的，具體表現是國民黨頑固分子的摩擦和的反摩擦。在最後一天會議上，再次發言，建議在六中全會通過一個中央工作規則。這次政治局會議通過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的議程，決定由代表中央向全會作政治報告。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橋兒溝召開。參加會議的中央委員和黨中央各部門、全國各地區的領導幹部共53人，是黨的六大以來到會人數最多的一次中央全會。會上，被推選為全會主席團成員，並在開幕式上宣布全會議事日程。

10月12日至14日，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報告指出，在日軍占領武漢、廣州後，抗日戰爭將過渡到一個新階段—戰略相持階段。在抗日戰爭的新階段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必須以一種新的姿態出現，這種新姿態就是戰線的廣度的發展與高度的鞏固。國共兩黨要以長期合作支持長期戰爭，以至合作建國。的這個報告，以“論新階段”為題，發表在1938年11月25日出版的《解放》第五十七期上。其中第七部分編入新中國成立後出版的《選集》第二卷，題目為《中國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

11月5日至6日，在會上作結論報告。結論報告的第三、第四部分，新中國成立後分別以《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與《戰爭和戰略問題》為題編入《選集》第二卷。

11月6日，全會根據的報告通過了《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關於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關於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於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等重要文件。同日，全會閉幕。

王明在會上也作了《員參政員在國民參政會中的工作報告》，會議後期王明又臨時要求作了《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堅持持久戰爭取得最後勝利》的長篇發言。這兩篇發言稿，從總體上說，王明對的報告表示了“我都同意”的態度。為此，指出：“王明同誌在全會上表示完全同意各報告。王明在部分問題中說的有些不足或過多一點，這是在發言中難免的。這些問題已弄清楚了。王明在黨的曆史上有大功，對統一戰線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積極，他是主要負責同誌之一，我們應原諒之。”

六屆六中全會召開期間，武漢失守。會議根據實際情況，決定撤銷長江局，分別成立中央南方局和中原局，將原長江局下轄的東南分局改為東南局。中央對王明作了重新任命，王明留延安，任中央統戰部部長、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主任等職。

自此，王明不再獨當一麵，宣告了王明與中央分庭抗禮時期的終結。

十、延安整風，清算王明教條主義

六屆六中全會確定了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但王明的教條主義在黨內，特別是在王明主持工作過的地區，還有相當的影響。

另外，雖然共產國際確認了在中國黨內的領導地位，但莫斯科與，或者說與中國，仍然是有隔閡的。這主要體現在：一、蘇聯不斷向蔣介石國民黨提供各種援助，對中國領導下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卻援助甚少。二、蘇聯根據自己的利益，不斷督促中央命令八路軍出擊日軍，特別是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後，蘇聯以共產國際的名義，反複要求中央指示華北地區的八路軍迅速采取大規模軍事行動，以阻止日軍向外蒙古集結威脅蘇聯。對蘇聯不給予根據地援助自然很不滿意，同時當然不會冒著自己被打癱、不能長期堅持根據地的危險，動用寶貴的有限的八路軍主力，放棄遊擊戰爭，同日軍進行大規模的正麵作戰。而對於習慣了蘇聯一遇危險中國就實行“武裝保衛蘇聯”政策的共產國際來說，對於的不配合，顯然是不滿的。

而在當時，在中國內部，特別是在黨的高級領導幹部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熟悉斯大林理論教條的留蘇人員，沒有實際工作經驗，或者實際工作經驗很少，甚至在領導革命過程中犯過各種錯誤，仍然打著共產國際的大旗，對黨的各種正確政策指手畫腳。按照的諷刺，他們“言必稱希臘”，“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欽差大臣滿天飛”，專門嚇唬那些不懂理論的工農幹部和青年學生。所謂“希臘”當然是指共產國際，“欽差大臣”自然是指打著共產國際旗號的黨內領導人。而“言必稱希臘”，“自以為是，老子天下第一”的“欽差大臣”，最典型的當然非王明莫屬。

曾公開說：俄國人的話，不可不聽，也不可全聽。認為：不從中國革命的利益考慮問題，習慣於唯莫斯科是從，一旦有個風吹草動，即使共產國際不幹涉，黨內也勢必出現嚴重問題。

因此，在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外部環境相對穩定，的黨和軍隊領袖地位穩定下來之後，為肅清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教條主義，對80萬黨員進行一次普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教育，提高全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水平，正確領導抗日戰爭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於1942年在延安開展了整風運動。

整風運動首先從學習和澄清曆史是非開始。

1941年5月和1942年2月，分別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的報告，號召全黨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同年6月，中央宣傳部發出了《關於在全黨進行整頓三風學習運動的指示》，從此開始了全黨範圍的整風運動。

關於澄清曆史是非，早在1936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提出：對於當年用來打擊蘇區領導人的所謂“羅明路線”的問題，至今都還沒有給予平反，這是說不過去的。為了澄清那一段曆史是非，幾次找當時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張聞天等談話。博古、張聞天等先後表態承認錯誤，指出共產國際把我們這些沒有做過實際工作的幹部提到中央機關來，照抄照搬共產國際的指示，完全沒有結合中國的實際，給黨帶來很大的損失。當時的其他領導人，如李維漢、鄧發等也先後檢討了自己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