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王明是如何上台的？又是如何下台的？(3)

早在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召開時，當時在上海的鄧小平就對四中全會表示了不滿，對四中全會後的中央表示不信任。為此，一些人指責鄧“散布對於四中全會後中央領導的不信任，實際就是在反對共產國際和四中全會”。在贛南會議上，當時任江西省委宣傳部部長和會（昌）尋（烏）安（遠）中心縣委書記的鄧小平、任永（豐）吉（安）泰（和）中心縣委書記的毛澤覃（三弟，1935年4月犧牲，時年29歲）、江西軍區二分區司令員兼獨立第5師師長的謝維俊、任尋烏縣委書記和紅一方麵軍總前委秘書長的古柏等幾位中心縣委書記，舉出事實，證明關於中央革命根據地從實踐中形成的路線和方針是正確的，是符合根據地實際情況的，公開同中央代表團爭論，不同意對的批評。他們四人被稱為“毛派”，並被認為是反對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上，的紅一方麵軍總政委一職被撤銷。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933年1月，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在上海無法立足，不得不遷入中央蘇區。針對“左”傾中央領導人對“山溝裏沒有馬克思主義”的諷刺，鄧小平等人指出：“大城市中產生了立三路線，我們蘇區的山上卻全是馬克思主義。”他們把上海來的“左”傾中央領導人稱為“洋房子先生”，意思是他們是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者。在江西，鄧、毛、謝、古等不理睬從上海轉移來的博古中央，繼續執行的正確主張。

鄧、毛、謝、古的抵製，遭到博古中央的打擊。博古對江西省委負責人說：“毛澤覃、謝維俊還與通信，他們心裏不滿，這是派別活動。”同時，博古中央指責鄧、毛、謝、古實行的是“悲觀失望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退卻逃跑路線”，號召開展反對所謂的“江西羅明路線”的鬥爭。從1933年3月到1934年2月，鄧、毛、謝、古遭到反複的批判和聲討，並逼迫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寫檢討書，並分別進行了組織處理。其中，鄧小平的江西省委宣傳部長等職務被撤銷，給予黨內“最後嚴重警告”處分，派到邊遠的樂安縣屬的南村區委當巡視員；毛澤覃被強令勞動改造一段時間後，調到蘇區互濟總會當宣傳部部長；謝維俊被調到地方參加突擊隊，挖工事，抬擔架，後在樂安當一般幹部，長征前夕才調到紅軍大學學習；古柏被給予“最後嚴重警告處分”撤職“改造”一段時間後，被分配到會昌縣任擴紅突擊隊長，因他不搞強迫命令，未能完成任務，於1934年初被開除黨籍，2月到中央糧食部當秘書。

與此同時，江西根據地上上下下各類幹部必須“人人過關”，大批“江西羅明路線”，同時大批“洗刷”被戴上“江西羅明路線”的各級領導幹部，輕易提拔沒有經過根據地鬥爭經曆的隨聲附和的人，給江西根據地建設帶來極大危害。

公審蕭勁光發生在1934年1月初，這是博古中央清除影響的“反羅明路線”鬥爭從地方到軍隊的延伸。

1933年9月，蔣介石集中100萬兵力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五次圍剿。圍剿伊始，蔣介石就集中3個師進攻黎川。黎川位於瑞金東北部，毗鄰福建，是中央蘇區的北大門。它既是中央蘇區與閩浙贛蘇區的接合部，也是蔣介石包圍中央蘇區東線與西線的會合部。時閩贛省委和省軍區司令部均設在黎川，省委書記顧作霖，省蘇維埃政府主席邵式平，省軍區司令員是蕭勁光。

大敵當前，被剝奪了軍事指揮權的主張避敵鋒芒，放棄黎川，誘敵到福建建寧、泰寧一帶，集中紅軍主力，在運動中消滅敵人。蕭勁光讚同的看法，並給前總發電，建議讓出空城，從側麵打擊敵人。但博古和軍事顧問李德不顧敵強我弱的實際情況，堅持“禦敵於國門之外”，要求死守黎川。

1933年9月中旬，國民黨軍三個師兵臨黎川城下。在主力部隊全被博古調走，黎川隻剩下一支70人的教導隊和一些地方遊擊隊，閩贛省委和省蘇維埃政府率機關也撤出黎川城的情況下，蕭勁光無法“死守”，遂率教導隊撤出黎川。9月28日，黎川失陷。

黎川失陷後不久，蕭勁光被押送瑞金，博古中央很快掀起“反蕭勁光機會主義”的鬥爭。博古指出蕭勁光是紅軍中“羅明路線”最典型的代表，並聲言凡是對臨時中央軍事路線不理解或執行不力者，都是“右傾機會主義”。鬥爭中，有人甚至誣陷蕭勁光是蔣介石的內應，是蔣介石的走狗。

1934年1月4日，在博古的建議下，瑞金最高臨時軍事裁判法庭公審蕭勁光。在沒有充分理由的情況下，宣布“開除蕭勁光的黨籍和軍籍，判處五年徒刑，無上訴權”的公審結果。但軍事顧問李德認為判決太輕，提出槍斃蕭勁光，以殺一儆百。由於博古中央刻意隱瞞，最初並不知道他們迫害蕭勁光之事。公審會後，十分氣憤地說：“打擊蕭勁光是殺雞給猴看，打擊蕭勁光，就是打擊我。”得知李德主張槍斃蕭勁光，堅決不同意，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也不同意，並拒絕在槍斃蕭勁光的文件上簽字。經過兩人共同努力，終於保住了這個可貴的軍事幹部。

隨著事情的發展，的一些親屬也受到牽連。長期管文件的賀子珍改當收發；毛澤覃被撤職，其愛人賀怡被撤掉瑞金縣委組織部副部長的職務；賀子珍的哥哥賀敏學被免去紅24師代理師長職務。

後來，在賀子珍的陪同下去雲石山的雲山寺休養。賀子珍回憶：那時，任何人都不敢同說話，更沒人敢來看他。則說：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

七、遵義會議：崛起，博古讓位

如前所述，1933年9月，蔣介石集中100萬兵力，自任總司令，對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五次大規模“圍剿”，其中用於進攻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兵力有50萬人。

此時，已經離開紅軍的領導崗位，臨時中央直接領導這次反“圍剿”戰爭。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把軍事指揮權完全交給了共產國際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而李德隻有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那種正規陣地戰的經驗，並不懂得中國革命戰爭的具體特點。他們反對“誘敵深入”，命令紅軍全線出擊，企圖“禦敵於國門之外”，結果使紅軍輾轉於敵軍主力和堡壘之間，陷於被動地位。

1934年4月中旬，國民黨軍隊集中優勢兵力進攻中央蘇區的北大門廣昌。博古和李德等“左”傾錯誤領導人不顧敵強我弱的實際情況，拒絕、朱德棄守廣昌、誘敵深入的正確策略，調集紅軍主力同敵人“決戰”。經過18天的血戰，紅軍遭受重大傷亡，廣昌失守。7月，在敵人新的進攻麵前，博古中央又令紅軍“兵分六路”，“全線防禦”，使紅軍進一步陷入被動挨打的局麵。10月初，興國、寧都、石城一線相繼失陷，中央根據地日益縮小。紅軍在根據地內粉碎敵人“圍剿”的可能性已經完全喪失，中央紅軍主力被迫實行戰略轉移。10月中旬，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8．6萬多人撤離中央蘇區，踏上向西突圍的征途，開始了艱苦卓絕的萬裏長征。

為籌劃戰略轉移，博古中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博古負責政治，李德負責軍事，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準備計劃的實施。

博古中央在戰略轉移中又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他們既不召開政治局會議研究，也不對廣大幹部戰士做政治動員，而是幾個人秘密決定。戰略轉移變成大搬家行動，紅軍帶著許多笨重的印刷機器、軍工機器等物資，形成龐大累贅的隊伍，造成部隊行動遲緩，屢遭敵人截擊。湘江一戰，中央紅軍和中央機關人員由出發時的8.6萬多人銳減到3萬餘人。在前有敵人重兵堵截並擬一鼓聚殲的情況下，博古和李德仍然機械地堅持原定計劃，命令紅軍向敵人重兵集結的湘西進軍。

在這紅軍即將全軍覆沒的危急時刻，根據敵我雙方的軍事態勢，建議紅軍立即轉而向西，進軍敵軍力量比較薄弱的貴州。1934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通道、黎平、猴場連續召開三次會議，的建議得到了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多數政治局委員的讚同，終於確定了向貴州遵義進軍的計劃。1935年1月，紅軍渡過烏江，向遵義挺進，7日占領黔北重鎮遵義。

第五次反“圍剿”開始以來，隨著一連串的戰鬥失利，多次提出正確的主張被否定，紅軍逐漸陷入絕境。與前四次反“圍剿”勝利作戰相對照，根據地的廣大幹部戰士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以為代表的正確領導，貫徹執行錯誤的軍事指導方針的結果。湘江之戰後，在廣大幹部戰士中，特別是在黨和紅軍的高級幹部中，迫切要求糾正“左”傾錯誤，確立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回到的正確路線上來，以擺脫紅軍的被動挨打困境，打破敵人的第五次“圍剿”。在行軍轉移過程中，對王稼祥、張聞天和紅軍高級幹部戰士反複分析第五次反“圍剿”和紅軍長征以來“左”傾中央在軍事指揮上的各種錯誤。王稼祥、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等中央大部分領導人逐漸接受了的正確主張，與博古、李德的分歧越來越大。進入貴州境內，中央大部分領導人對於中央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取得一致意見，已經轉向支持的正確主張。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決定黨的生死攸關的遵義會議召開了。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有、張聞天（洛甫）、周恩來、陳雲、朱德、秦邦憲（博古），政治局候補委員有王稼祥、、凱豐（何克全）、鄧發。擴大參加者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李富春、劉伯承、、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出席會議的還有《紅星報》主編鄧小平（會議中被選為黨中央秘書長）、共產國際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及其翻譯伍修權。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經驗教訓。會議先由博古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在報告中極力為“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辯護。接著，周恩來作了副報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中戰略戰術及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並作了自我批評，主動承擔了責任。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著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以及博古在總結報告中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辯護的錯誤觀點。張聞天、王稼祥、朱德、等多數同誌在會上發言，支持的正確意見。會議經過激烈的爭論，在統一思想的基礎上，委托張聞天起草了《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並由常委審查通過。決議肯定了關於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否定了博古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提出了黨的中心任務是戰勝川、滇、黔的敵軍，在那裏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會議決定改組中央領導機構，增選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周恩來、朱德指揮軍事。會後，常委進行分工：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周恩來負責軍事。在行軍途中，又成立了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負責長征中的軍事指揮工作。至此，遵義會議以後的中央組織整頓工作大體完成。

遵義會議是中國曆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它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在黨生死攸關的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使紅軍在極端危險的境地得以保存下來，勝利地完成長征，開創了抗日戰爭的新局麵。它證明中國完全具有獨立自主解決自己內部複雜問題的能力，是中國從幼年走向成熟的標誌。

八、王明攜“太上皇”之令返國

遵義會議雖然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但由於張聞天和以及新的中央領導層之間合作得很好，黨和紅軍的重大戰略決策基本上遵照的正確路線予以實行。在紅軍長征過程中和到達陝北後，張聞天還幾次提出把自己的職務讓給，雖然每次都被推卻，但在實際工作中，逐漸確立了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但是，原博古中央的總後台、遠在莫斯科的王明，在共產國際工作期間，由於教條主義地推行“國際路線”，很得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喜愛，因而在1935年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和政治書記處候補書記，成為正確路線的最大障礙。

國共第二次合作並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後，此時的蘇聯在西線已經同納粹德國形成戰爭局麵，勝負未卜，如果日本又從東麵發起攻擊，蘇聯兩麵受敵，處境極其危險。為此，1937年8月21日，蘇聯和國民黨政府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希望中國在東麵拖住日本。斯大林把希望寄托在國民黨政府身上，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對斯大林來說，是不利於國民黨政府集中全力拖住日本的。為此，斯大林把王明派回中國，希望通過王明不讓的“獨立自主”影響利用國民黨政府拖住東線日本的戰略。

王明回國前，共產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特意會見王明，叮囑說：由於力量弱小，所以在統一戰線中，不要刺激國民黨，不要提出誰占優勢、誰領導誰的問題，應當像法共那樣，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不要過分強調獨立自主。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夫婦和康生、陳雲、曾山等乘坐蘇聯軍用飛機，經迪化（即烏魯木齊）和蘭州飛往延安。

29日，王明、康生等一行抵達延安，在延安的黨政領導人當然要齊聚機場熱烈歡迎。在歡迎儀式上，致歡迎詞說：“歡迎從昆侖山下來的‘神仙’，歡迎我們敬愛的國際朋友，歡迎從蘇聯回來的同誌們。你們回延安來是一件大喜事。這叫做‘喜從天降’。”王明在講話中頗有反客為主的口氣：“我們是共產國際派來的，是斯大林同誌派來的。我們幾個人都是我黨駐共產國際的代表，沒有什麽地方值得歡迎，應當歡迎的是同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