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王明是如何上台的？又是如何下台的？(2)

米夫和遠東局以及中央政治局協商擬定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名單是：向忠發、項英、徐錫根、張國燾、陳鬱、周恩來、盧福坦、任弼時、陳紹禹（王明）；候補委員是：羅登賢、關向應、王克全、、溫裕成、、顧順章。名單宣布後，全場一片嘩然。以中央組織部部長羅章龍為首的全國總工會、上海總工會及北方工會的幹部，堅決主張六屆三中全會選出來的全部退出，徹底改造政治局。羅章龍、何孟雄他們甚至拿出了另外擬出的一個政治局名單要求表決。

艾伯特則堅決主張停止爭論，必須按照遠東局與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名單進行表決。

羅章龍等人堅持己見，決不讓步。羅章龍甚至氣呼呼地說：我們不同意按照遠東局的名單進行選舉，幹脆共產國際代表指定好了，我們放棄表決權。

艾伯特於是提議就六屆三中全會補選產生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是否全部退出問題由與會代表表決決定。表決結果：讚成三中全會補選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全部退出去的11票，反對的15票。羅章龍見自己的提議被否決，氣鼓鼓地站起身來要退出會場，被顧順章連勸帶拽地拖回到座位來。但羅章龍仍舊衝著艾伯特喊：你指定好了，不必表決了。何孟雄等其他數人也都不滿地隨聲附和。

艾伯特強硬地說：6個月前李立三也說過同樣的話，那是對共產國際的冒犯，是輕率的。現在又有同誌這樣說話，這是李立三的做法，同樣是對共產國際的一種冒犯。我希望大家不要用這種方式講話。我以（共產）國際代表的名義，要求馬上將名單付諸表決。

會場安靜下來。周恩來重新宣讀了名單，因為羅章龍、何孟雄等拒絕投票，參加投票者隻有20餘人。遠東局提名增補的9名中央政治局委員全都順利通過。其中王明得讚成票18票，反對票4票；沈澤民得讚成票17票，沒有反對票；夏曦得讚成票17票，反對票1票。

新的政治局委員中，排除了六屆三中全會選出的李立三、瞿秋白、李維漢三人。會上有人提出周恩來也應退出政治局，有人反過來又堅持周恩來應該留在政治局。因為分歧較大，難以一致，會議又對周恩來去留進行單獨表決，結果以18票對6票的優勢，否決了要求周恩來退出政治局的動議，同時以差不多同樣的票數通過了讚成增選盧福坦加入政治局的動議。

共產國際名單獲得通過，連同以前的成員，計政治局委員九人，他們是：向忠發、項英、周恩來、張國燾、徐錫根、盧福坦、王明、陳鬱、任弼時；候補委員七人，他們是：羅登賢、關向應、溫裕成、、、顧順章、王克全。

1月10日，政治局開會討論政治局成員分工，會議決定，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三人為政治局常委，王明為候補常委，向忠發為黨的總書記。

為了說服反對派，1月13日，米夫專門召集六屆四中全會上不同意王明進政治局的羅章龍等二三十人開會，指出反對六屆四中全會和反對王明上台就是反對國際代表，就是反對共產國際，就應該受到處分，就應該開除黨籍。羅章龍、何孟雄並不屈服，聯合十幾個人召開了“反對四中全會代表團”會議，成立了由羅章龍、徐錫根、王克全、何孟雄、王鳳飛五人組成的“臨時中央幹事會”，羅章龍任書記。此即為第二中央。接著，第二中央在華北、上海、東北等地區展開了地方組織的籌備活動。不久，周恩來出麵，找羅章龍和王克全談話，指出“分裂和反對黨的行為是絕對不能允許的！”羅、王對此不屑一顧。1月21日，中央把羅、王定性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1月27日，中央通過了《關於開除羅章龍中央委員及黨籍的決議案》，以“反革命活動罪”將羅章龍開除出黨。

2月，經提名，王明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五、王明、博古主政，遭批評被撤職

新的中央政治局產生後不久，1931年6月，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7月，中央決定由王明代理總書記。隨後，因在蘇聯組織“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王明將飛往蘇聯，共產國際遠東局提議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9月中旬，周恩來、王明、張聞天、博古等四人在博古家裏開會商議此事，王明提出由博古進入中央負總責。於是，一個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誕生了。9月25日，王明偕妻子孟慶樹從上海動身赴蘇聯，擔任駐共產國際代表，成為博古推行“左”傾路線的後台。

王明執掌中央大權後，開始推行他的“左”傾教條主義主張，但在推行過程中，在中央蘇區遭到了的抵製，也因此遭到壓製和排擠。王明飛往莫斯科後，繼續推行王明“左”傾路線的博古繼續壓製和排擠。

就在這一期間，主政的中央蘇區發生了在黨內和紅軍內影響重大而深遠的富田事變。

1930年12月，紅一方麵軍總前委根據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人到紅20軍抓捕“AB團”分子。紅20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眼看自己也將被錯定為“反革命”並遭逮捕，帶著部隊到富田，包圍當地蘇維埃政府，釋放被錯捕的近百名同誌，高喊“反對，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的口號，宣布脫離紅一方麵軍總前委領導。這就是富田事變。

1931年2月22日，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項英主持會議，研究富田事變的有關問題。會議形成的《對富田事變的決議》，認為事變客觀上是反革命行動，但在組織上不能證明參與事變者全是“AB團”分子。決議要求今後在“清黨”和肅反中“絕不能隨便亂打亂殺”，“不能隨便叫人亂供亂咬，亂加逮捕”。

但是，王明把持的“左”傾中央卻認為蘇區中央局對富田事變的處理是錯誤的，遂派出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三人組成的中央代表團趕赴蘇區，進行肅反工作。中央代表團抵達蘇區後，撤銷了項英的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務，其職務由接任。

代理蘇區中央局書記後，認定富田事變是“AB團”所進行的“反革命行動”，富田事變的性質再次演變成了敵我矛盾，被定性為反革命暴亂事件。

在接下來的肅反中，紅20軍軍長、政委以下，副排長以上所有幹部均被處決，紅20軍番號被取消，餘部被編入紅7軍。

王明把持的中央將富田事變定性為反革命事件後，立即將處理的決議發到全國各蘇區。隨後，各地失去控製，肅反嚴重擴大化，成千上萬的無辜人遭到殺害。

富田事變及肅反擴大化，傷害了很多好人，引起了蘇區部分領導幹部和群眾對的不滿。

雖然在對富田事變問題的處理上和王明取得了一致，但在蘇區的軍事路線、土地革命、根據地創建與鞏固等問題上，同王明及其後的博古臨時中央存在著很大的分歧。

中央代表團到達蘇區後，按照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路線，命令、朱德集中有限兵力主動出擊，據理力爭，引起王明和中央代表團的不滿。9月1日，以王明為首的上海臨時中央發出長達1.2萬字的《給蘇區中央局並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再次對以為首的蘇區中央局進行批評，認為“蘇區同誌對於立三路線的錯誤，尤其是國際路線的正確，還缺乏全部的深刻的了解”。9月18日，王明在動身去蘇聯前，連續給蘇區中央局發報，嚴厲批評。在第四號電報中，王明再次嚴厲批評：“蘇區嚴重的錯誤是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與充分的群眾工作。”

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央代表團江西瑞金葉坪主持召開了中央蘇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通稱“贛南會議”。會上，在以下四個方麵受到嚴厲批評：一、在軍事路線上，指責避敵鋒芒、積極防禦為“狹隘經驗論”；二、在土地革命問題上，在蘇區實行的給地主、富農以出路，“以人口平分及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土改政策，被指責犯了“富農路線”，模糊了土地革命中的階級鬥爭，要求實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政策；三、在發展根據地問題上，指責右傾保守，要求中央蘇區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打通湘贛蘇區；四、在軍事上，指責古田會議確定的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黨包辦一切”，指責的“誘敵深入、後發製人”戰略是“遊擊主義的傳統”、“保守主義”、“單純防禦路線”。會上，撤銷了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務，改由項英重新擔任此職務。

會後不久，王明在莫斯科又以中央的名義發來調整蘇區領導機構的電報，指示成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取消紅一方麵軍總司令、總政委名義及其組織。這樣，在紅一方麵軍的總政治委員職務也沒有了。

1932年6月，蔣介石自任總司令，陸續調集部隊，準備對中央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大戰之前，紅一方麵軍總部恢複，朱德任總司令、任總政治委員。蘇區中央局提議撤銷紅一方麵軍總政委的職務，由在前線的蘇區中央局代表周恩來擔任。周恩來致信中央局，堅決主張由繼續擔任總政委的職務。蘇區中央局暫時接受了他的建議。

不久，、朱德指揮紅軍發起宜黃、樂安之戰，給予國民黨軍重創。宜黃、樂安戰役後，上海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命令、朱德率軍北進。、朱德了解到北進所攻之敵有３個師之多，且蔣介石為防紅軍北進，正由武漢、南昌、吉安等地調兵馳援。有鑒於此，、朱德與在前線的周恩來商量後，改變原來部署，揮軍後退到東韶、洛口一帶休整，尋找戰機。周恩來致電蘇區中央局和上海臨時中央，解釋紅軍改變計劃的原因。但是，上海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根本不聽解釋，一再催促朱毛帶領紅一方麵軍繼續北進，威脅南昌。9月23日，周恩來、、朱德、王稼祥聯名致電蘇區中央局並告上海臨時中央，進一步闡述他們對目前行動方針的看法，堅持原定的休整方案。蘇區中央局決定暫時停止紅軍行動，立即在前方召開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解決等人拒不執行中央戰略方針的問題。

10月3日，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召開全體會議，史稱“寧都會議”。

會議開了兩天，雖然周恩來和王稼祥在會上為作了耐心的解釋，但蘇區中央局書記項英和顧作霖等大多數委員，嚴厲指責屢次尋找借口抗拒中央的作戰指示，嚴重缺乏對敵鬥爭的信心，對爭取一省或數省勝利的目標采取懷疑態度，是對革命極為悲觀的嚴重右傾情緒。他們還指責對國際一向采取不尊重的態度，擁兵自重。項英還提出是個農民知識分子，不了解工人階級，缺乏工人階級革命鬥爭的鮮明性，執行的是富農路線，重視農村，忽視城市。他還認為對馬列主義不虔誠，他的書箱裏幾乎全是封建時代的老古董，有《呂氏春秋》、《貞觀政要》、《三國演義》、《紅樓夢》，有唐詩宋詞，甚至還有《金瓶梅》。項英甚至指責講話很少引用馬克思列寧，總是順口來幾句孔夫子怎麽說，老子、莊子、韓非子怎麽想。

最後，項英指出：同誌絲毫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為了保證國際路線在紅軍中得以貫徹，同誌應該離開總政委的崗位。盡管周恩來提出異議，但大多數委員對項英的提議表示支持。有理說不清，強忍悲痛，表示服從中央的處理。表決結果，通過了解除軍權的決議。第二次被迫離開親手締造的紅一方麵軍。

幾乎與寧都會議同時，上海臨時中央接到蘇區中央局報告，博古於10月6日召集在上海的部分政治局常委開會討論，批評搞“保守、退卻”，“是不能容許的”，強調對應作堅決的鬥爭。臨時中央這個電報到達中央蘇區前線時，寧都會議已經結束，已離開前線去長汀福音醫院“養病”。留在寧都的蘇區中央局委員繼續開會，在繼續批判的同時，根據臨時中央來電，蘇區中央局決定紅一方麵軍總政治委員一職由周恩來代理。

六、清除影響：反“羅明路線”、批鄧毛謝古、公審蕭勁光

被撤職的到福建長汀福音醫院“養病”，恰好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羅明也在這裏養病，並即將出院。二人交談中，向羅明強調要在上杭、永定、龍岩等根據地發展遊擊戰爭，以牽製和打擊國民黨軍隊的主力。羅明出院後，在長汀主持召開福建省委會議，傳達的意見，得到大家的讚同。不久，博古等人由上海轉赴蘇區路過上杭，羅明前去迎接。博古責問羅明：“你是省委代理書記，不領導全省工作，來杭、永、岩幹什麽？”羅明回答說：“是按照同誌的指示，並經過省委研究決定，來這裏開展遊擊戰爭的。”此時，職務已經被撤銷。博古一愣，接著問道：“你對中央的新指示有何意見？”羅明答道：“我還沒有聽到傳達。”中央的新指示沒有得到貫徹，的主張反而大行其道。博古對此當然不滿。所以，當羅明要接著回答時，博古便不耐煩地打斷說：“吃飯了，不談了。”博古到長汀時，當羅明提議去看一下正在療養中的時，博古不耐煩地說：“又有什麽可看的。”

1933年1月下旬，羅明根據他在長汀、連城和新泉等縣的工作實際，向省委寫了《對工作的幾點意見》的報告。報告中，羅明認為黨在岩、永、杭等邊緣地區的條件比較困難，黨的政策應當不同於根據地的鞏固地區，意思仍然是主張實行的遊擊戰爭政策。羅明從實際出發提出邊區鬥爭的建議是正確的，但對群眾的恐慌情緒看得過分嚴重，而且在情緒激動時，口不擇言，有些說法不當。如：“如果不抓緊我們最弱的一點，集中比較多的力量很好地配合起來，發展武裝鬥爭，那就請我們最好的領袖、項主席、周恩來同誌、任弼時同誌，或者到蘇聯去請斯大林同誌或請列寧複活，一齊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對群眾大演說三天三夜，加強政治宣傳，我想也不能徹底轉變群眾的情緒。”把稱為“最好的領袖”，而且語言如此尖銳，自然引起黨中央實際負責人博古和張聞天等人的不滿。博古質問羅明，誰說是“我們最好的領袖？”“怎麽能把跟斯大林甚至列寧相提並論？”博古還說：“不光是你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還有比你更高級的幹部，也同樣犯了錯誤！”這個“比你更高級的幹部”，自然指的是。隨後，1933年2月15日，蘇區中央局作出了《關於閩粵贛省委的決定》，宣布福建省委內“一小部分同誌中，顯然形成了以羅明同誌為首的機會主義路線”，號召開展反“羅明路線”鬥爭。在博古中央的推動下，反“羅明路線”迅速走向。鬥爭中，“羅明路線”帽子滿天飛，閩西的幹部被鬥得暈頭轉向，在“肅反”之後剩下的一點老幹部都遭到打擊和排擠，一時間人人自危，發生黨群之間、上下之間、紅軍與人民群眾之間嚴重的脫節現象。

1933年3月，反“羅明路線”之風刮到了江西，開展了批判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以及江西省委的反“江西羅明路線”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