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王明是如何上台的？又是如何下台的？(1)

一、革命形勢好轉，“立三路線”抬頭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六屆一中全會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向忠發、周恩來、蘇兆征、項英、蔡和森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會議選舉向忠發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周恩來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秘書長，李立三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候補常委，任中央農委書記。由於向忠發缺乏領導能力，中央的工作實際由周恩來主要主持，李立三協助。1929年，李立三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書長和宣傳部長。

六大結束後，瞿秋白、張國燾、鄧中夏、王若飛等人作為常駐共產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農民國際代表，留駐莫斯科。

從1929年到1930年，國內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通過兩年的休整，中國的力量有了很大的發展，革命根據地日益擴大，在中心城市的力量也得到了恢複。同時，國內新軍閥混戰激烈，國際上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蔓延開來，國內外的工人運動和群眾鬥爭都有較大發展。

雖然國內外形勢朝著有利於革命的方向發展，但國內反動力量仍然占據壓倒的優勢，國際上資本主義世界也沒有崩潰，沒有形成世界範圍的革命。

但是，此時中央的一些領導人，看到形勢發生有利於革命的變化，頭腦發熱，片麵誇大形勢對革命有利的一麵，逐漸形成“左”傾冒險主義。1930年3月初，周恩來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有關中國的富農、遊擊戰爭和赤色工會問題。

周恩來走後，李立三獨攬大權，“左”傾思想迅速膨脹。4月、5月，李立三在《紅旗》和《布爾塞維克》等黨的機關刊物上，發表《新的革命前麵的諸問題》等多篇文章，提出關於中國革命的一係列的“左”傾觀點。

1930年5月，蔣馮閻大戰爆發，李立三等認為革命形勢已在全國範圍內成熟。6月11日，李立三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新的革命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案，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後被稱為“立三路線”）在黨中央占據了統治地位。這個決議案的“左”傾冒險主義表現在：第一，對形勢作了根本錯誤的估計，認為中國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決戰的前夜。中國革命的，勢必掀動世界革命的爆發。第二，主張在實際工作中已不再需要逐步積聚和準備革命的力量，因為群眾已經不要小幹、隻要大幹，也就是隻要武裝暴動，而且是全國性的武裝暴動了。第三，堅持“城市中心論”，反對以農村包圍城市。第四，再一次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認為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就是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開始，企圖在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同時，反對資產階級。基於這些錯誤認識，李立三提出了組織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的口號，並決定將黨、團、工會的各級領導機關合並為武裝起義的各級行動委員會，命令紅軍進攻武漢、長沙等中心城市，“會師武漢，飲馬長江”，同時責令武漢、南京舉行大暴動，上海舉行總同盟罷工，全國舉行總暴動，並準備在武漢成立中央蘇維埃政府。李立三推行上述“左”傾路線，使剛剛發展起來的革命力量遭受了重大損失。國民黨統治區內，許多地方的黨組織因為急於組織暴動而把辛辛苦苦積聚起來的有限力量暴露出來，先後有11個省委機關遭受破壞，武漢、南京等城市的黨組織幾乎全部瓦解。紅軍在進攻大城市時也遭到很大損失，先後丟失了洪湖及右江等革命根據地。

二、王明反對“立三路線”，遭到“立三中央”留黨察看處分

1904年出生的王明，比1899年出生的李立三小5歲。雖然隻小5歲，但與李立三的黨內地位相差懸殊。

王明1925年加入中國和中國國民黨，擔任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宣傳幹事。同年秋，王明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得到中山大學校長米夫的賞識。1929年王明回國，先任上海滬東區委宣傳幹事，後調中央宣傳部任《紅旗》報編輯。王明先後在《紅旗》、《布爾塞維克》等報刊上發表文章30多篇，宣傳共產國際的思想、方針、政策。

李立三的《新的革命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決議下發前，在上海的共產國際遠東局對李立三對中國革命所持的盲目樂觀態度很不滿意，反對下發這個決議，但李立三和向忠發強硬表示誰不同意立即發布這個決議，誰就是對中國革命的犯罪。

李立三、向忠發與共產國際遠東局發生爭執，身為中央宣傳部秘書的王明，堅決地站在共產國際遠東局一邊，反起了自己的領導——高高在上的李立三。

還在決議案形成之前，王明找到留蘇學生博古（秦邦憲）、王稼祥、何子述說，李立三的文章中有許多說法不對。三人立即找來李立三文章進行研究，得出了和王明一致的意見。此後，王明等四人一方麵頻繁給莫斯科寫信，向共產國際東方部實際負責人、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自己的老師米夫狀告李立三，一方麵起而反對立三路線。

1930年6月8日，決議案通過的前三天，王稼祥致信米夫，指責李立三等對國內外革命運動的相互關係認識不足，對帝國主義列強的幹涉，帝國主義各國間的衝突、戰爭沒有正確的認識，領導人犯了右傾錯誤，共產國際遠東局也沒有給予糾正。

6月11日決議案通過後，24日王明寫信給米夫，說黨內有四名右傾分子和派別分子，他們已經全麵開展運動。

7月9日，立三中央召開會議，李立三長篇講話之後，王明搶先發難，說李立三所言中國革命的爆發是世界革命爆發的開始，是錯誤的；中國革命爆發引起帝國主義進攻蘇聯，也是錯誤的。王明之後，王稼祥緊接著發言，尖銳批評李立三不認識帝國主義發展不平衡這一規律，看不到蘇聯單獨維持勝利十多年這一事實。何子述肯定中央總的路線是正確的，但同時批評李立三關於中國革命可以掀動世界革命的說法太過誇大。當宣傳部秘書潘問友站起來批評王明的發言是“反中央的”時，博古緊接著對潘的發言進行了反駁。

王明、王稼祥、何子述、博古相互呼應反對李立三，李立三立即感到這四人可能結成了“小組織”。

李立三聲稱：王明不了解中國革命的勝利要比十月革命在俄國的勝利影響更大，有了一個蘇聯已使帝國主義難以招架，何況再來一個中國！因此，中國革命勝利，帝國主義必然下死命進攻。結果，中國革命掀動世界革命是必然的。如果王明等人真的結成小組織反對中央決議，那性質就嚴重了。

何子述首先軟了下來，聲明他並不反對中央路線。王明卻強硬表示：可以服從中央決議，絕不發表個人意見，但對於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關係一點，將保留自己的意見到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時再提出。

隨後，向忠發和項英召集王明等人談話，要求四人限期發表聲明，承認錯誤，服從中央，否則開除黨籍。

王明不服輸，堅持要鬧到莫斯科去。博古等人看出事態嚴重，主張先保留黨籍要緊。經過勸說，王明同意四人共同寫聲明書，承認錯誤。聲明書遞上去後，向忠發認為四人並沒有真正認識錯誤，堅持要給四人處分。於是，王明被給予留黨察看6個月的處分，其他三人分別受到嚴重警告處分。隨後，王明等四人被調離機關，重新分配工作。王明到江蘇省委宣傳部當幹事，原在全總宣傳部當幹事的博古被分去上海工聯幫助編輯工人小報，王稼祥、何子述分別去廣東與河北另外分配工作。

1930年7月22日，王明和王稼祥聯合寫信給米夫，通報立三中央工作情況，指責李立三與從蘇聯回來的人為敵，李立三甚至藐視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執委會，再次指責立三中央犯了右傾錯誤。24日，王明單獨致信米夫，聲稱立三中央已經對他們下了最後通牒，要麽承認錯誤，同意李立三的看法，要麽開除黨籍。8月1日，王明又致信米夫，聲稱立三中央到處都在開展反對“莫斯科派”的運動。在上述信中，王明等都提出改組立三中央的要求。

立三中央犯的是“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王明的所謂“反立三路線”，隻是在中國革命的能否引起世界革命以及中國革命與武裝保護蘇聯的關係這些無關緊要的枝節問題上，進行無聊的爭執和辯論。李立三認為：中國革命的爆發掀動世界革命的爆發，引起帝國主義進攻蘇聯，蘇聯人民投入到世界革命戰爭中，促使中國革命伴隨著世界革命的勝利而勝利。王明並不是認為立三路線左了，而是指責立三路線右了。所以，王明的思想和李立三一樣，也是左的，兩人僅僅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差異。這也是王明上台後實行了一條比立三路線更左的政策的內在原因。另外，王明糾集在蘇聯學習的同學，一起進行所謂的“反立三路線”，是明顯的宗派行為。

三、“欽差大臣”米夫來華，“反立三路線英雄”王明抬頭

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的急劇發展，超出共產國際所能允許的範圍。1931年7月下旬，共產國際指令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和周恩來回國，結束立三路線。

瞿秋白和周恩來回國後，於1931年9月召開了六屆三中全會。會上，向忠發、李立三等表示接受共產國際的批評，承認“中央的策略與工作布置犯了冒險傾向的錯誤”。會議同意李立三的檢討，把李立三的錯誤定性為“策略上犯了左的個別冒險錯誤”，並停止了全國總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計劃，恢複了黨、團、工會的獨立組織和日常工作。會後，瞿秋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0月，共產國際給中央發來《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的信》，強調李立三執行的路線是反馬列主義、產國際的錯誤路線。信從莫斯科發出之前，中國留蘇學生沈澤民、夏曦等就通過米夫獲知了信的基本內容，10月下旬，他們回國後，按照米夫的授意，首先知會了米夫的得意學生王明。

王明得知信的內容後，立即糾集新老莫斯科留學學生，聯名寫信給中央政治局，批判六屆三中全會繼續了“立三路線”，要求撤銷向忠發、李立三給他們的處分。在米夫的遙控指揮下，王明向瞿秋白發難，揚言瞿秋白不能主持中央工作，要求政治局改變成分，由從蘇聯來的執行共產國際路線的幹部來充實和改造黨的領導機關。在王明的挑動下，許多對“立三路線”不滿的幹部，紛紛譴責“立三路線”，否定六屆三中全會，要求改組政治局。

就在這時，12月上旬，米夫突然秘密來到上海。對於共產國際來說，六屆三中全會對共產國際指示的執行是很不徹底的。與六屆二中全會相比，政治局正式成員幾乎沒有變動，除關向應是新補入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外，政治局正式成員仍舊是向忠發、周恩來、瞿秋白、李立三、項英、張國燾，執行共產國際路線的留蘇學生，仍然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應該對“立三路線”錯誤負責的向忠發、李立三、項英三人，也沒有得到懲處。米夫來華之前，共產國際東方部討論這個問題時，許多人為王明鳴不平：“他們為著國際路線而鬥爭，卻被稱為取消派、反革命的奸細，因此留黨察看3個月到6個月。……這些同誌起來說話防止黨犯錯誤，卻對他們實行摧殘，這是不能容許的事情。”“在蘇聯，有許多學校，有好幾百中國同誌在那裏學，他們之中有很好的同誌知道列寧主義布爾塞維克的理論和實際。他們回去了，但是不能夠做領導工作，為什麽？我們以前不明白，而現在明白了，因為有一個小團體利益妨礙他們加入領導機關。費了很多力量和金錢才能夠把他們派回中國去，然而中國黨卻不要他們做黨的工作，這是無論如何不能夠允許的。”

米夫之所以冒著生命危險潛來上海，就是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

米夫來到上海，首先單獨召見王明，了解情況並麵授機宜。然後，12月14日，米夫與瞿秋白等中央政治局成員會麵，要求大力提拔“擁護國際路線”和反“立三路線”的“鬥爭幹部”到高級領導崗位上來。

在米夫的幹預下，12月16日，中央通過並發出了關於撤銷王明、博古、王稼祥、何子述四同誌處分問題的決議，承認過去對上述四位同誌的處分是錯誤的。這樣，一夜之間，王明搖身一變為反“立三路線”的英雄，並戴上了“正確路線代表”的桂冠，身價陡然上升。同時，為給王明登上高位創造條件，米夫向中央政治局施加壓力，於12月25日，任命王明為江蘇省委代書記，並增補王明進入中央委員候選名單。

12月29日，共產國際遠東局全體代表與中央領導人向忠發、周恩來等會商改組中央政治局問題。遠東局正式通知中央：盡快召開擴大的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凡在上海的中央委員均應參加，擴大的人數以不超過與會中央委員的三分之一，即六七人為宜，應允許公開反對過“立三路線”的同誌，特別是工人同誌參加會議。關於改組政治局問題，周恩來匯報了黨內各部門的種種意見。遠東局根據周恩來所提名單研究後提出，中央委員補選不能太多，以七八人為宜，同意增補王明、沈澤民、夏曦、韓連會、王藎仁、徐畏三、沈先定及蘇區1人，多數是留蘇學生。政治局則可考慮瞿秋白、李維漢退出，同時補入王明、王克全、陳鬱等。

12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上，遠東局的意見自然沒有引起任何異議。第一次參加政治局會議的王明謙遜地說：“我的工作能力不夠，還應到群眾中去學習”，所以“不同意我自己做中委與政治局委員”。沈澤民也覺得從莫斯科回來的同誌，不應到政治局。原先死命反對王明並力主處分王明等人的向忠發，卻明確說王明參加政治局不僅僅是因為他反對過“立三路線”，而是因為他在理論上有進步與發展，工作上也顯示出有相當的經驗，增加這樣的同誌做中委與政治局委員有助於加強中央指導的力量。於是，不滿27歲，回國後從事基層實際工作尚不足兩年的王明，進入了中央政治局候選人名單。

四、六屆四中全會，羅章龍折戟，王明登上政治舞台

1931年1月7日，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秘密召開。出席會議的37名代表中，包括王明在內的15人不是中央委員，占出席會議總人數的40%。米夫出席了會議。

會上，向忠發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報告，米夫代表共產國際遠東局作結論。參加會議的共產國際代表艾伯特秉承米夫的意誌，希望通過選舉，把王明推上中央政治局常委高位，以貫徹共產國際的路線。但在選舉過程中，出現了嚴重分歧。米夫多次使用不正常的組織手段控製會議的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