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中共中央從上海秘遷瑞金始末(2)

次日大早，周恩來第二次改易裝束。這次，他身著長袍，頭戴禮帽，帶上宣紙、畫筆、顏料之類的東西，改扮成一個畫匠，在保鏢肖桂昌和汕頭交通員護送下，按照計劃，準備坐火車到潮安，然後轉往大埔。

三人原本買的是二等火車票，誰知上車一看，二等車廂隻有他們三個人，太顯眼了，於是他們馬上擠進人多嘈雜的三等車廂。

檢票員是1925年國民革命軍東征時的鐵路工人積極分子，當年周恩來擔任“東江行政公署”專員時，這位檢票員曾多次向周恩來請示過工作。周恩來一驚，一麵輕聲告知肖桂昌，一麵連忙把帽舌拉低，轉過臉望著窗外。肖桂昌大驚，摸著腰間的短槍，機警地站起來擋住了周恩來。交通員則主動把車票拿給那個檢票員檢查。檢票員一看是二等車車票，就用手指著二等車廂，示意他們坐錯了車廂。交通員連連點頭應承，等檢票員走後仍坐著不動。這一次總算有驚無險，蒙了過去。

到潮安下車，吃過午飯便換乘輪船溯江而上至大埔。船到大埔，他們又轉乘開往虎頭沙的小船，在中途青溪站上岸，然後經由此地轉往閩西蘇區福建永定縣。這一帶是赤白交界的封鎖線，土匪成群，經常攔路搶劫。國民黨的隊伍在龍岡寨一帶修築了碉堡，設置了關卡和哨所，封鎖了去蘇區的道路。

為了確保安全，周恩來第三次改換裝束，這次他改扮成了當地“土豪”，頭戴禮帽，身著對襟絲綢長衫。當天深夜，在當地交通站六名武裝隊員的護送下，他們翻山越嶺，攀藤附葛，沿陡峭的小路越過封鎖線到達永定境內的烏石村。永定交通站的五位交通員接過護送任務，一行六人兩天後到達合溪（區蘇維埃所在地)。恰巧永定縣共青團代表大會在這裏召開，周恩來應邀在團代會上作了三個小時的形勢報告。這時，閩粵贛省委已派了兩個精幹的馬夫帶了兩匹好馬到永定接周恩來去長汀（舊稱汀州）。

進入蘇區，已經安全脫險的周恩來，沿途利用休息時間同農民和鄉區幹部談話，向他們了解蘇區工作的實際情況。12月22日，周恩來到達閩粵贛邊區省委和省蘇維埃所在地長汀。

周恩來在長汀停留了三天，便騎馬向瑞金出發，於1931年12月底到達旅程的終點—中央革命根據地的首府瑞金。周恩來會見了早在這裏的、朱德以及先期到達的任弼時、項英、王稼祥等同誌。第二天，他電告上海臨時中央：一路順風平安到達“娘家”。

周恩來抵達瑞金後，就任中央蘇區中央局書記。

五、博古、陳雲並行離滬，化險為夷進入蘇區

1932年12月下旬的一個晚上，護送周恩來安全抵達中央蘇區的交通員肖桂昌來到博古住所。按照計劃，擔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全總黨團書記的陳雲也早早來到博古家中，二人一起離滬。

在肖桂昌的保護下，博古和陳雲化裝成工人，乘三輪車去上海十六鋪碼頭，登上輪船先到汕頭。

博古和陳雲所乘的輪船顛簸著在大海中航行，二人雖然在同一個船艙，卻裝作互不相識。肖桂昌也不和他們搭話，形同陌路。到了汕頭下船，三人住進一家旅館，很快與設在汕頭的中法藥房分號的交通站取得聯係。按照汕頭交通站的安排，第二天博古和陳雲、肖桂昌三人乘火車到了潮州。

為了確保博古和陳雲順利進入蘇區，在瑞金的蘇區中央局派出一個由十多人組成的精幹的武裝便衣小分隊，由國家政治保衛局執行科科長卓雄帶領，從福建長汀趕到大埔青溪，迎候和保護博古、陳雲。小分隊到達青溪後，卓雄先派出三人到潮州，將博古和陳雲秘密接上開往青溪的小火輪。小火輪來到青溪，博古和陳雲上岸，到青溪地下交通站開的一個雜貨鋪，與卓雄率領的小分隊會合。

青溪地處閩粵交界，國民黨粵軍時常過境騷擾。為了確保安全，白天由青溪交通站的同誌將博古、陳雲和武裝小分隊安排在附近山上隱蔽，夜裏由青溪交通員帶路，沿山間小路前往永定。

行至福建永定縣境，眼看就要到達蘇區，忽然得知，敵人已經知道中央有重要人物經過永定，在永定布置了一千多人的軍隊，搜捕來往行人。博古和陳雲以及小分隊，正在山中行進，突然發現山下有二三百敵人。博古和陳雲以及小分隊、交通員等，近二十人，目標很大。繼續行進，恐暴露目標。停下隱蔽，又恐敵人搜山。情況十分危急。卓雄正急得滿頭大汗，忽然發現對麵山頭有一個挖過煤的舊煤窯。卓雄命令永定交通員和幾名便衣隊員迅速把博古和陳雲轉移到那個舊煤窯中隱蔽起來，自己帶著剩下的幾名隊員悄悄轉移到相反方向的一個山頭。卓雄揚起駁殼槍，啪啪朝天開了幾槍，又向山下扔了兩顆手榴彈。

清脆的槍聲和轟轟的手榴彈爆炸聲果然吸引了山下的敵人。敵人趕緊收兵向爆炸的方向追去。卓雄和幾名便衣隊員和敵人周旋了半天，把敵人引得遠遠的。博古和陳雲在舊煤窯裏蹲了大半天。天黑以後，卓雄帶著小分隊又摸了回來，並帶回來了糙米南瓜飯。博古和陳雲接過用篾簍盛的冷飯，急急忙忙填飽肚子。當晚，他們一行離開舊煤窯，朝上杭方向前進。

兩天後，博古、陳雲一行到達上杭縣白沙地區。正在白沙指導邊界遊擊戰爭的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羅明和福建軍區政委譚震林，熱情歡迎兩位中央領導同誌的到來。羅明特地吩咐夥房殺雞燒菜，款待兩位中央領導人。第二天，博古和陳雲騎上馬，繼續向瑞金進發。

幾經周折，1933年1月中旬，博古和陳雲終於到達瑞金，與先期到達的張聞天、等會合。

六、拋妻別子，聶榮臻單騎夜行

1932年12月，時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全國總工會委員長的，化名唐開元，告別妻子何葆貞和兩歲的正在牙牙學語的二子劉允若，經過化裝，在地下黨交通員的保護下，乘坐一艘客輪，離開上海，向汕頭轉移，輾轉前往中央蘇區瑞金。1933年3月，何葆貞被國民黨憲兵逮捕。1934年秋，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義，年僅32歲。母親何葆貞就義後，4歲的劉允若被地下黨安排請人代為撫養，十二三歲到上海當學徒，經常以賣報紙、撿破爛為生，直到1946年被地下黨在蘇北找到，才回到身邊，進入延安保育小學學習。

黨中央派到蘇區瑞金的同誌，在上海起程前，須通過地下電台先將人數、姓名、性別、接頭暗語等電告駐香港的南方局。如果情況正常，便由交通員帶領，一同出發，乘船或到香港，或到汕頭，輾轉進入蘇區。

一行抵達汕頭後，又由汕頭交通員帶領，坐火車到潮州，再由潮州換乘小火輪前往廣東大埔。小火輪到達大埔後，大埔交通站把預先安排好的小木船靠攏過來，一行再換乘小木船，逆流上行30華裏，到達閩粵邊境的青溪。小木船靠岸前，青溪交通站派人武裝接應，看見來船，放出訊號，同時用暗語唱出客家山歌。船上的交通員聽到歌聲，知道是自己的人，加緊靠岸，安全渡過關口。

上岸後，一行由武裝交通護送，穿越國民黨封鎖線，進入福建永定紅軍遊擊區，再經過上杭、長汀，到達中央蘇區首府瑞金。

到達瑞金後，1933年1月，中華全國總工會更名為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中央執行局，任委員長。

聶榮臻和周恩來情況一樣，在中央特科和中央軍委工作時，與叛徒顧順章和向忠發打交道很多，又因為聶榮臻活動頻繁、接觸麵廣，許多叛徒和特務都認識他，繼續留在上海工作，十分危險。有鑒於此，中央原來考慮讓聶榮臻去湘鄂贛蘇區工作，考慮到安全問題，最後決定聶榮臻直接去蘇區。1931年12月下旬，聶榮臻接到中央通知，迅速撤離上海，前往蘇區。

前往蘇區的聶榮臻身著長袍，化裝成普通老百姓，與當時中央負責交通工作的陳昌壽同行。他們乘輪船在海上顛簸幾天後，經香港到了汕頭。到汕頭後，汕頭交通員將聶榮臻等接上小汽船到潮州，再沿贛江溯流而上到大埔。大埔到蘇區，中間隔著國民黨軍隊和民團的封鎖線，築有碉堡、崗樓、哨卡，隻能偷渡，不能走大路。聶榮臻一行由交通站安排的向導帶領，或鑽山溝，或走小路，有時白天走，有時夜間行。因為聶榮臻和陳昌壽都是四川人，一說話就會引起注意，所以盡量不說話，靠近村鎮時拉開距離，跟在向導後頭，氣氛顯得分外緊張。還好，路上沒有遇到意外，順利到了永定。在永定，聶榮臻一行稍事休息，即向長汀進發。

到了福建省委所在地長汀，聶榮臻遇到了和自己一起赴法勤工儉學的老同學歐陽欽。這時，歐陽欽任福建省委書記。此時適逢新年，兩個老戰友相聚十分高興。歐陽欽告訴他，12月14日國民黨第26路軍一萬七千萬人在趙博生、季振同、董振堂、黃中嶽領導下，在寧都起義，參加了紅軍。

拜別老同學，聶榮臻跨上福建省委給他準備的一匹駿馬，單身匹馬上路，直奔瑞金。這條路，他在南昌起義後南下時走過，長汀離瑞金60來裏。快到中央所在地了，又受到寧都起義消息的鼓舞，聶榮臻感到心情舒暢，一路縱馬奔馳，疾行四個多小時，於晚上9點多鍾，趕到了瑞金。到了瑞金，首先碰到葉劍英。葉劍英說：“單身匹馬走，並不都是鞏固區，還有一定危險哩！”聶榮臻說：“在家裏走路還害怕嗎？”

當晚，在瑞金見到了、周恩來和朱德。幾個人你一言，我一語，大家都很高興。聶榮臻向眾人講了初到蘇區的感受。他說：在白區工作，處處顯得被動，隻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到了蘇區，才感到是自己的天下，可以大搖大擺地行走。哈哈大笑說：這就好比白區是別人的家，蘇區是自己的家。

聶榮臻到瑞金後，任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紅一軍團政委。

七、林伯渠途中負傷，瞿秋白幸免於難

1933年2月，林伯渠開始從上海向蘇區轉移。在交通員的保護下，林伯渠乘船先赴香港，又從香港轉赴汕頭，由汕頭轉到蘇區與白區的交會地永定。在永定，敵人已經知道一段時間以來，上海方麵經常有人經過永定前往瑞金，因此加派兵力嚴密搜查。

在永定，籍貫湖南的林伯渠被敵人攔住盤問。敵人聽出林伯渠是外地口音，準備逮捕。永定站交通員果斷地拔槍把敵人哨兵擊斃，然後掩護林伯渠向山上猛跑。敵人派出一個排兵力緊追不放。林伯渠和交通員在山裏待了兩天，第三天被搜山的敵人發現。林伯渠在撤退時被敵人打傷了手。後來，在永定地方武裝的掩護下，林伯渠終於脫離了險境。

永定黨組織要留下林伯渠治好傷再走，林伯渠堅持帶傷趕路，於1933年3月16日到達瑞金。

林伯渠進入蘇區後，先後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國民經濟部部長、財政部部長。

瞿秋白也是在1933年2月初離開上海前往蘇區的，護送瞿秋白的是中央交通局派出的交通員曾昌明。在上海碼頭，曾昌明覺察情況有點不對勁，當即取消了乘“廣生”號英輪出海的計劃。“廣生”號英輪出海不久即因意外事故觸礁沉沒，瞿秋白和曾昌明沒有搭乘此船而幸免於難。

隨後，瞿秋白在曾昌明護送下化裝成醫生，從上海經香港轉汕頭，隨即轉大埔、青溪，然後步行進入蘇區。沿路多為晝伏夜行，非常艱辛，到2月底，終於抵達瑞金。

瞿秋白抵達瑞金後，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教育部主持工作。

八、新的中央領導機關誕生

除上麵所述的周恩來、博古、陳雲、瞿秋白、聶榮臻、林伯渠、之外，此次由上海進入中央蘇區的黨、政、軍負責同誌和有關方麵人員，還有項英、任弼時、鄧發、劉伯承、葉劍英、蕭勁光、何叔衡、李富春、張愛萍、董必武、謝覺哉、王觀瀾、楊尚昆、陸定一、王首道等人。他們大都通過上海經香港、汕頭、潮安、大埔、永定、長汀至瑞金這條秘密交通線，曆經艱難險阻，最後抵達中央蘇區首府瑞金，完成了曆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央首腦機關及其領導人的秘密大轉移。

還在1930年9月，黨的六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央政治局為加強對蘇維埃區域的領導，決定成立蘇區中央局。

1931年1月15日，蘇區中央局在中央蘇區的寧都縣黃陂成立。上海黨中央指定周恩來、項英、、朱德、任弼時、餘飛、曾山及湘贛邊特委一人、共青團中央一人為委員，周恩來任書記。在周恩來未到職前，暫由項英代理書記。

1933年1月，臨時中央政治局總負責人博古從上海來到瑞金。同月30日，博古主持召開“中央會議”，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和蘇區中央局委員出席。博古在會上傳達共產國際的意見：為了工作方便，原上海和蘇區的政治局委員合起來，選出一個中央總負責人。選舉結果，博古當選中央局總負責人。其他主要負責人是：張聞天為常委兼宣傳部部長、中央黨報委員會書記，任弼時為組織部部長兼黨校校長，陳雲為常委兼全總蘇區執行局黨團書記，為全總蘇區執行局委員長。會議決定，臨時中央與蘇區中央局合並，對外稱“中央局”。從此，臨時中央直接領導中央蘇區的工作。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臨時中央在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選出新的中央委員會，改選了中央政治局，決定設立中央書記處（同時是常委會）。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有博古、張聞天、周恩來、王稼祥、項英、陳雲、王明（在蘇聯）、康生、任弼時、、張國燾（在鄂豫皖蘇區）、顧作霖，候補中央政治局委員有、朱德、關向應、鄧發、何克全（凱豐）。黨中央領導機構為：書記處書記張聞天、周恩來、項英，總書記博古。組織部部長李維漢，宣傳部部長張聞天，白區工作部部長陳雲，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副團長康生，共產國際軍事顧問奧托·布勞恩（李德）。

六屆五中全會產生的新的黨中央領導機關，接受遠在莫斯科王明遙控指揮的博古當選為黨中央書記處總書記，會議強調在黨內要“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反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這次會議，繼續發展了宗派主義的過火鬥爭和打擊政策，它使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發展到頂點，從而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巨大損失。

但是，我們應該看到，黨中央領導機關從上海遷到蘇區，結束了黨中央機關遠離革命根據地遙控指揮的局麵，為1935年遵義會議結束長期以來的黨中央“左”傾領導創造了客觀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