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所謂“陳獨秀問題”的來龍去脈(2)

1984年初，陳獨秀的一位後人向中央提出恢複陳獨秀黨籍問題。中央書記處專門開會討論這個問題，雖然認為不應當恢複陳獨秀黨籍，但指示中央黨史研究室寫一篇評價陳獨秀一生的文章，澄清陳獨秀的曆史是非，恢複陳獨秀的本來麵目。同年11月，黨的總書記胡耀邦召集有關專家開會討論中央黨史研究室有關陳獨秀問題的送審稿。會上，胡耀邦指出：過去很長時期對陳獨秀予以全盤否定是不公正的。陳獨秀在本世紀的最初二十幾年為中國革命建立了很大的功勞，後來犯了錯誤，但也不能將大革命的失敗完全歸咎於他。當時敵強我弱的階級力量對比懸殊，我們黨又處在幼年時期，缺乏革命經驗，即使是中央領導人在理論上政治上也很不成熟，加上共產國際脫離實際的指導，在這種條件下，陳獨秀不犯錯誤是很難的。為此，胡耀邦提出：寫陳獨秀這樣對革命有過很大貢獻的曆史人物，要像魯迅寫章太炎那樣，有一種深遠的曆史眼光，采取厚道公正的寫法，這樣才能正確地評價前人，深刻吸取曆史教訓，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精神，使後人受到教益。

經過多次修改，《關於陳獨秀一生活動的評價》一文在《中國社會科學》1985年第9期發表。在五四時期和建黨問題，文章對陳獨秀的評價是：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但不是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是中國的主要創建人之一，是黨的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但不是一個稱職的領導人。這裏，首先肯定了“陳獨秀是中國的主要創建人之一，是黨的早期的主要領導人”，這是主要的。那個“但不是一個稱職的領導人”的尾巴，可輕可重，但顯然是一分為二式的次要地位。文章代表了當時中央的主要看法，在推動對陳獨秀的科學研究和公正評價方麵，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由於長期以來一些政治因素的影響，在如何評價陳獨秀和李大釗創建中國的曆史地位的問題上，總是宣傳李大釗更多一些，似乎李大釗的曆史功績高於陳獨秀。但從曆史事實看，並非如此。

此後，關於陳獨秀在建黨中作用問題引起研究者的極大興趣。有學者指出：之所以陳獨秀在建黨中的作用“應屬首位”，是因為陳獨秀的貢獻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麵：一、以《新青年》為陣地，完成了思想上、幹部上的建黨準備；二、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完成了理論上的建黨準備；三、親自創建黨的早期組織，完成了組織上的建黨準備。

同時，學者們通過計量分析指出：陳獨秀在一大上被推選為中央局書記，絕非過去所說是黨的幼稚，也不僅僅是由於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顯著聲望，更不是什麽“錯誤的選擇”，而是一種眾望所歸：

從一大黨員組成看，當時全國50多名黨員中絕大多數都是陳獨秀的學生或追隨者。其中陳獨秀在北大時的學生有：張國燾、劉仁靜、譚平山、譚植棠、陳公博、張太雷、羅章龍等；陳獨秀親自上課指導過的學生有：羅亦農、蕭勁光、、任弼時、汪壽華、柯慶施等；陳獨秀親自介紹入黨的黨員有：施存統、周佛海、趙世炎、陳公培、蔡和森、李立三、劉伯垂等；陳獨秀的崇拜者有：、周恩來、朱德、瞿秋白、惲代英、包惠僧、林育南、鄭凱卿、王盡美、鄧恩銘等；陳獨秀的摯友同事有：李大釗、張申府、李達等。

從參加一大的13位代表來看，其中有他的學生6人，幾乎占50%的比例。

從組織上看，絕大多數早期支部都是經陳獨秀之手創建或指導下建立起來的。像派出一大代表的長沙、武漢、濟南、廣東、旅日支部以及沒來得及派出代表的旅歐、香港支部，都是陳獨秀親手創建的。幾乎所有支部的負責人都是陳獨秀親自指定或建議產生的。

從思想上看，陳獨秀確立了的組織原則和指導思想。一大召開前，在黨的性質和組織原則等一係列根本的問題上，意見並不一致。為此，陳獨秀曾提出過四點指導性意見：“一是培植黨員；二是民主主義之指導；三是紀律；四是慎重進行發動群眾。政權問題，因本黨尚未成立，應俟諸將來，而先盡力於政治上之工作。”這些意見經過一大代表們的討論，最終達成共識，寫入黨綱。

從影響力上看，陳獨秀的影響力遠遠高於同時代的其他偉人。五四運動時期有聲望的人物不隻陳獨秀一人，就民主革命而言，孫中山的聲望是最高的，就宣傳科學與民主而言，胡適的聲望也不在他之下。然而，以社會主義革命的標準去衡量和挑選黨的總負責人，陳獨秀無可爭議地“應屬首位”。正如所說：被《新青年》和五四運動喚醒起來的一代先進分子，“可以說是由他集合起來，才成立了黨”。

隨著對陳獨秀建黨作用的肯定，陳獨秀的正麵形象逐漸樹立起來。

2001年，陳獨秀墓園的保護性維修工程完工，總麵積達千餘平方米。2009年10月9日為陳獨秀誕辰139周年，各地舉行了形式各樣、規模不同的學術研討和紀念活動，陳獨秀紀念銅像也在上海福壽園揭幕，同時舉辦了“陳獨秀在上海的戰鬥歲月”圖片展。與此同時，上海人民出版社隆重出版了六卷本的《陳獨秀著作選編》。

四、關於陳獨秀的“托派”問題

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轉向托洛茨基主義，成為中國托派領袖，最終被開除出黨。

托洛茨基、斯大林、布哈林，都是列寧所考慮的重要接班人。相較之下，托洛茨基更合列寧之意。眾所周知的列寧的“政治遺囑”，是列寧明確表明希望托洛茨基接班的重要文獻。

但是，列寧逝世前，斯大林已經掌握了俄共政治局絕大部分行政職權。列寧逝世後，斯大林為鞏固政治地位，發動了持續數年的批判托洛茨基運動，幾乎所有支持托洛茨基的幹部都被免職。在反對斯大林的鬥爭中，蘇共黨內形成了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反斯大林派，即“托派”。在蘇聯學習的部分留學生，成為托洛茨基的積極擁護者，也加入了“托派”隊伍。

1927年7月，中國大革命失敗，托洛茨基借機大力抨擊斯大林對華政策，斯大林開始采用極端的手段打擊托洛茨基。

麵對斯大林對“托派”的鎮壓，在1927年十月革命10周年紀念活動中，一些中國留學生在紅場遊行時，突然高呼“執行列寧遺囑，罷免斯大林，擁護托洛茨基”的口號。這些學生隨即被開除學籍，遣送回國。不久，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共產國際將托洛茨基撰寫的《共產國際綱領草案批評》一文的第三部分《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譯成中文，供六大代表傳閱。不久，該文被托派成員秘密帶回國內。陳獨秀正是看到該文之後，開始逐漸接受托派思想。

陳獨秀為什麽會接受托洛茨基思想？

第一，大革命失敗後，共產國際和都把大革命失敗的責任推給陳獨秀，令陳獨秀非常寒心。

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痛定思痛，認為失敗原因主要是莫斯科的瞎指揮所致，提出中國的革命必須由中國人自己領導，不能由外國人領導。但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把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幾乎全部推給陳獨秀。作為共產國際一個支部的中央，秉承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意誌，不但不接受陳獨秀總結出的大革命失敗的血的教訓，反而認為陳獨秀是給自己開脫，躲避責任。同時，“八七”會議沒有讓陳獨秀參加，瞿秋白上台後，將“陳獨秀派”紛紛解職。這種“懲辦主義”做法，既不符合黨的組織原則，也不利於團結同誌，加劇了陳獨秀與中央的對立情緒，把陳獨秀推向了黨的反麵。

陳獨秀曾經氣憤地說：他們要我寫悔過書，過從何來，如何悔之？他們為什麽不要斯大林悔過呢？我是執行他的訓令的，他悔過我就悔過，要我做替罪羊，於情於理都說不通！由此可見陳獨秀對此問題的憤怒和寒心。

第二，艱難時刻得到托洛茨基的支持，使陳獨秀找到了同盟者。

陳獨秀被解除總書記職務後，在共產國際和中央的一片批評聲中，隻有托洛茨基站了出來，嚴厲指責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沒有公平對待陳獨秀”。托洛茨基認為“中國領導是無疵的”，並對陳獨秀給予高度評價和讚揚。在“牆倒眾人推”，有理說不清的情況下，托洛茨基的支持無疑是雪中送炭，給遭受沉重打擊的陳獨秀以極大安慰。

同時，陳獨秀讀完托洛茨基撰寫的《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之後，驚奇地發現，大革命時期自己反對與國民黨黨內合作，以及後來主張退出國民黨，與遠在莫斯科的素不相識的托洛茨基的主張不謀而合，托洛茨基對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對華錯誤政策的抨擊，甚至遠遠超過陳獨秀。陳獨秀由此認為托洛茨基所領導的國際反對派（反斯大林主義）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同時將托洛茨基引為知己，接受了托洛茨基的思想。

第三，陳獨秀與中央關於大革命失敗後革命形勢認識上的分歧，使陳獨秀認為正確的一方依然屬於自己，屬於托洛茨基一派。

陳獨秀雖然被解除了黨的總書記職務，但仍然關心黨的各種政策策略。但在黨的政策策略方麵，陳獨秀與中央產生了嚴重分歧。

大革命失敗後，全國一片白色恐怖，但瞿秋白主持工作的中央卻認為“中國革命無疑的是在高漲”，要求全國各地都要組織暴動，形成了“左”傾盲動錯誤。陳獨秀則明確指出此時中國革命形勢是處於低潮期。1927年11月中旬，陳獨秀給中央寫信，闡述自己對當時革命形勢的看法，並對當時黨內嚴重的“左”傾錯誤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但“左”傾中央非但沒有接受陳獨秀的意見，相反卻對他無限上綱進行批判。陳獨秀的正確意見不但沒有被接受，反而受到嚴厲的批判，促使陳獨秀更加堅信自己的正確和托洛茨基的正確，同時也加劇了陳獨秀與中央的對立情緒。

導致陳獨秀自組“托派”的直接因素是中東路事件上的分歧。

1929年7月發生的東北張學良部武力接管中俄共管的中東鐵路，從而引起蘇軍與張學良部激烈武裝衝突的中東路事件，本來是蔣介石企圖借蘇俄削弱甚至消滅張學良東北軍的詭計。戰前，蔣介石極力慫恿張學良武力接管中東路，承諾衝突爆發後“全隊可以隨時增援”。但張學良和蘇軍真的打起來了，蔣介石不但不派一兵一卒，不援助一槍一彈，讓東北軍單打獨鬥，還命令張學良的重炮部隊去打馮玉祥。幸虧張學良覺悟得早，在損失了兩個旅之後，果斷求和，恢複事前狀態。

但是，事件發生後，出現了錯綜複雜的政治局麵。美、英、日、法、德、意等國，密謀組織聯合委員會，在中蘇衝突未徹底解決以前，將中東路收歸“國際共管”；國民黨政府以“收回中東路”為名，製造“獨立自主”的外交形象；大多數民眾憑著樸素的民族情感讚成國民政府收回中東路主權，並將其視為愛國舉措；共產國際則把中東路事件誇大成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要求以實際行動“武裝保衛蘇聯”。

“立三中央”盲目接受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指示，不顧中國革命處於低潮的實際，要求全黨“武裝保衛蘇聯”。這種與全體中國人民高漲的民族情感相對立的政策，不但得不到廣大民眾的支持，還使廣大基層黨員幹部也很不理解，促使中央自己陷入孤立。

“立三中央”如此罔顧國家利益的“武裝保衛蘇聯”政策，使自大革命失敗後在政治問題上長期沉默的陳獨秀再也坐不住了。陳獨秀為此連續致信中央指出：由中東路事件引發的戰爭，無論何種形式，都要在中國做戰場，在戰爭中最受直接蹂躪的自然是中國人民。現在，國民政府的宣傳“是戴著擁護民族利益的假麵具來欺騙群眾”，並且“收到了效果”，“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中央應該考慮到民眾的民族感情，注意解答群眾心中所關心的實際問題”，“如果僅僅”拿‘反對進攻蘇聯’、‘擁護蘇聯’、‘武裝保衛蘇聯’做動員群眾的中心口號”，那麽，國民黨便會“把他們‘擁護中國’的口號和我們‘擁護蘇聯’的口號對立起來”。那樣的話，“反而使群眾誤會我們隻是盧布作用，而不顧及民族利益”。因此，要補充以反對國民黨的“賣國或誤國”政策的口號，這樣才便於為群眾所接受。

實事求是地說，“立三中央”的“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是錯的，是很容易被群眾誤解為賣國口號的。陳獨秀的建議完全是善意地幫助中央糾正自己的錯誤口號，是關心黨愛護黨的表現。但“立三中央”不但不接受，反而把陳獨秀的來信公開，指責陳獨秀“跟著群眾的落後意識跑”，指斥陳獨秀“由機會主義走到了取消主義──顯然與托洛茨基反對派，對中國革命問題的取消觀念無二致”。

不僅如此，8月28日，中央和共產國際的代表同時約見陳獨秀，指責陳獨秀不應該發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見，甚至以開除黨籍予以警告。

連續擔任五屆黨的最高領導人、個性倔強的陳獨秀，對比自己小20餘歲的後生晚輩（李立三、瞿秋白均比陳小20歲）“開除黨籍”的威脅，不但沒有屈服，反而於9月自組“托派”小組織。

10月5日後，中央對陳獨秀的批判再次升級，要求全黨同誌“隻有堅決地肅清黨的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錯誤思想和小組織行動，才能順利執行黨在目前緊張形勢中之‘擁護蘇聯’與領導革命鬥爭的任務；同時必須堅決地執行‘擁護蘇聯’與領導群眾革命鬥爭的任務，推進革命的發展，才能根本肅清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反對派的思想”。

6日，中央又書麵“警告”陳獨秀，要他“一周內作一篇反對反對派的文章”。10日，陳獨秀致信中央，強硬回擊“最後警告”說：“在你們，絕對沒有任何理由可以開除發表政治意見的任何同誌。在我，隻知道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為全無產階級的革命利益，結合下層的革命群眾和機會主義的上層領導機關奮鬥，而不計其他。”

25日，江蘇省委作出開除陳獨秀追隨者彭述之等的黨籍的決議，並向中央建議開除陳獨秀黨籍。26日，共產國際指示中央：“應當執行無情的鬥爭，肅清自己的隊伍，去掉暗藏的托洛茨基派和取消派。”同日，陳獨秀、彭述之等再次致信中央：“你們說我們是反對派，不錯，我們是反對派。我們的黨此時正需要反對派。而且正需要勇敢的、對革命對黨負責的反對派，堅決不和機會主義、冒險主義、威嚇手段、欺騙手段、官僚的領導機關同流合汙。為了革命的利益，為了階級的利益，為了黨的利益，而絕不計及自己的個人利益，盡量地發表正言讜論，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在中國有一線之延，使全黨黨員及全無產階級的群眾不至對黨完全失望！”

1929年11月15日，中央將陳獨秀開除黨籍。12月10日，陳獨秀發表《告全黨同誌書》，批判“立三中央”的各種政策；15日發表《八十一人政治意見書》，批判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對華政策。25日，以上述81人為基礎，陳獨秀正式組建“中國左派反對派”，被稱為“無產者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