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所謂“陳獨秀問題”的來龍去脈(1)

一、所謂的“陳獨秀問題”

所謂“陳獨秀問題”，實際上指的是陳獨秀的曆史評價問題。這個問題牽延數十年，成為黨史研究中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

從1921年中國創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前，陳獨秀連續五屆當選為中國最高領導人，成為中國曆史上連選連任屆數最多的最高領袖。

在陳獨秀領導中國的五屆期間，黨經曆了初期成長和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的戰鬥洗禮，以及慘烈的大革命失敗。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的兩個兒子陳延年和陳喬年先後為革命獻身。

但是，1927年八七會議決議、1929年中央政治局開除陳獨秀黨籍的決議、1945年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的若幹曆史問題決議》，對維護當時黨的團結，推動革命的發展，都曾起過重要的作用，但對於陳獨秀的評價，也有它嚴重的曆史局限性。這些決議以及胡喬木1951年根據這些決議所寫的《中國的三十年》、黨的一些文件和領導人的文章、講話，給陳獨秀扣上了“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托陳取消派、產國際、反黨、反革命、漢奸、叛徒”等九頂帽子。因為九頂帽子壓身，又株連到對陳獨秀五四時期的曆史地位和創建中國的曆史功績的不公正評價。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學術界、理論界遵照黨的實事求是傳統，重新考察陳獨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動。隨著曆史事實的一個個澄清，那些加之於陳獨秀頭上的帽子一個個地摘掉，對於五四時期和建黨時期陳獨秀的曆史功績，也有了比較客觀的評價。

二、還原陳獨秀“五四運動總司令”曆史地位

新中國成立以前，雖然陳獨秀被開除出黨，並被認為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但對陳獨秀在五四時期的曆史功績還是給予充分肯定，在1942年、1945年先後明確指出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和“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

1942年3月30日，在《如何學習黨史》的講話中說：“在五四運動裏麵，起領導作用的是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大學教授雖然不上街，但是他們在其中奔走呼號，做了許多事情。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現在還不是我們宣傳陳獨秀曆史的時候，將來我們修中國曆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1945年4月21日，在黨的七大預備會上作《中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方針》的報告中又說：陳獨秀這個人，“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誌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們那個時候學習作白話文，聽他說什麽文章要加標點符號，這是一大發明，又聽他說世界上有馬克思主義。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準備了幹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誌，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誌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後頭有一部分進了，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我說陳獨秀在某幾點上，好像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做了啟蒙運動的工作，創造了黨……有功勞。……關於陳獨秀，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到他。”

的上述兩次講話，第一次說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具體指的是五四運動。第二次講話說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則不僅是指五四運動本身，還把五四運動前後的新文化運動及中國的成立都包括進去了，即陳獨秀不僅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還是從新文化運動到中國的成立那個時期的總司令，時限比第一次講話更寬，評價也比第一次講話更高。

但是，新中國成立後，對陳獨秀五四時期曆史地位的評價出現了曲折的複雜的變化。

1951年出版的華崗所著《五四運動史》說：“陳獨秀在五四運動時期儼然以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自居，但實際上他是以一個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資格登場的”，領導新文化運動的責任“不得不落在當時代表人物李大釗肩上，以及在當時以革命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登場，但後來終於發展成為戰士的魯迅肩上”。另外，為慶祝中國成立三十年由胡喬木撰寫的《中國的三十年》一書，對陳獨秀五四運動時期的評價，與上麵所述大致相同。

1954年12月2日，人民出版社在給中央的一個請示報告中指出，當時他們與《中國青年》編輯部、馬列學院等單位在編輯有關五四運動資料時，不知道如何處理陳獨秀的有關文章，四川武隆縣委宣傳部甚至來信責問“為什麽三聯書店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資料選輯》一書中還選有革命叛徒陳獨秀的文章《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為此，請示報告提議：“有關的曆史事實的敘述可以不必避免提及他(陳獨秀)，有關的曆史資料可以選錄他的一部分有影響的論文，但是應有適當的批判，或加注說明他在當時的作用和後來叛變革命的行動。”這個報告的語氣，已經完全是把陳獨秀當做“反麵人物”了。

另外，新中國成立後同誌對陳獨秀評價的變化，對於評價陳獨秀五四時期的曆史貢獻，起了很重要的導向作用。1955年1月，在《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問題的報告》中寫道：“我們黨內曾經出現過陳獨秀、張國燾等著名的大叛徒，他們都是階級敵人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在八大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上，在談到如何糾正一些黨內同誌的錯誤時說：“像托洛茨基那種人，像中國的陳獨秀、張國燾、高崗那種人，對他們無法采取幫助態度，因為他們無可救藥。還有像希特勒、蔣介石、沙皇，也是無可救藥，隻能打倒。”

的上述講話，雖然不是講五四時期的陳獨秀，但痛斥陳獨秀為“大叛徒”，將陳獨秀與張國燾、高崗、希特勒、蔣介石、沙皇並列而言，如此強烈的傾向性，不可避免地在錯誤評價陳獨秀政治地位的同時，對陳獨秀五四時期曆史功績的評價起到了降低作用。

於是，此後至改革開放，關於五四時期的曆史記述出現了“五四無陳論”的狀況。台港學者強調胡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作用，我們則強調李大釗和魯迅。在那個時期，由著名學者胡華撰寫的作為高校教科書普遍使用的《中國革命史講義》，寫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一般不提陳獨秀，隻提李大釗，有的仿照的做法，再加一個“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

在這樣的政治和學術氣氛中，1961年出版的國內權威工具書《辭海》，在“陳獨秀”條目中，隻字不提陳獨秀在五四運動中的領導作用，而在短短的不足200字的介紹中，充斥著“鼓吹”、“投降主義”、“勾結”、“反黨”等字眼，顯然是把陳獨秀當做反麵人物來介紹的。

一些學者由於在具體論述中不能回避陳獨秀的曆史作用，紛紛遭到批判，在“文革”中更遭到“觸及皮肉”的批鬥，“罪名”就是“為叛徒陳獨秀翻案”。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打破陳獨秀研究禁區，創造了一定的條件。

1979年紀念五四運動60周年、1981年紀念建黨60周年時，國內學者在有關學術研討會上發表了一批重要文章，提出應該肯定陳獨秀在五四和建黨時期的應有地位和作用。

據統計，1979年全年在《人民日報》、北京大學學報和複旦大學學報等公開出版物上發表的研究陳獨秀的論文有60多篇，其中評價陳獨秀在五四時期的地位和作用的文章就有20多篇。學術界研究的新成果在1979年修訂的《辭海》中得到了體現。其中“陳獨秀”條目有這樣與以往不同的表述：“由於他在五四運動時期的名聲，被選為黨的總書記。”這裏雖然沒有明確說明陳獨秀在五四運動中的領導者地位，但點出了陳獨秀在五四運動時期的影響，在當時是一個可喜的現象。

1981年7月17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發表在1945年4月21日七大預備會議上的講話。中央黨報向人民大眾披露對陳獨秀的正麵評價，為客觀研究陳獨秀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政治信號。隨後，對五四時期陳獨秀的研究有了進一步發展。有學者大膽提出：新文化運動是陳獨秀通過創辦《新青年》發動起來的，陳獨秀通過在組織上領導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新青年》而領導了全國的新文化運動，魯迅當時是一位在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領導下“聽將令”行事的優秀戰士。

1989年紀念五四運動70周年之際，在北京召開了首次全國性陳獨秀學術研討會，會上對陳獨秀五四時期的重要貢獻作了進一步肯定。同年修訂出版的《辭海》，再次吸收了學術界、理論界的研究成果，明確指出“陳獨秀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之後，“陳獨秀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的提法開始見諸報刊和著作之中。

進入21世紀，“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的提法開始得到廣泛認同。

2001年，為紀念中國成立80周年，《北京青年報》開辟專欄介紹80位重要黨史人物，介紹陳獨秀的文章標題就是“陳獨秀：五四運動總司令”。2002年出版的著名黨史專家龔育之的《黨史劄記》中，有一篇《講科學反迷信是黨的傳統：五四時期》，其中明確指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後來成為建黨初期領導人的陳獨秀，就是一位用科學反對迷信的衝鋒陷陣的戰士。陳獨秀主持的《新青年》雜誌，成了新文化運動的司令部，也是提倡科學反對迷信的指揮所。”

此後，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總司令”的觀點逐步被各界人士接受，並且反映到各種黨史、現代史著作和文藝作品中，甚至中小學曆史複習題中也出現“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填充題，正確答案當然是“陳獨秀”。

三、關於陳獨秀在建黨中的曆史地位

五四運動為中國的成立提供了思想基礎和幹部基礎，恢複陳獨秀“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的曆史地位，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重新評價陳獨秀在建黨中的曆史地位問題。

但是，同樣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之前，在陳獨秀建黨中的曆史地位問題上，出現了和否定陳獨秀在五四運動時期的曆史地位一樣的不公正評價。

1951年出版的《中國的三十年》，是這樣描述建黨時期的陳獨秀的：“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陳獨秀擔任中央的領導工作。陳獨秀並不是好的馬克思主義者。陳獨秀在‘五四’運動以前和‘五四’運動中間以中國急進的民主派著名；當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後，他成了有很大影響的社會主義宣傳者和黨的發起者。”其中“陳獨秀並不是好的馬克思主義者”這句話至關重要，讓人感覺當時黨是選錯了自己的領導人。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作為高校教科書普遍使用的《中國革命史講義》，不但寫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一般不提陳獨秀，隻提李大釗，而且講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的宣傳，也隻講李大釗和，閉口不提陳獨秀。《中國革命史講義》甚至說在1920年“為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政黨作了思想上的準備”。當寫到一大不得不提到陳獨秀被選為總書記時，說“他以馬克思主義麵貌出現，而實質上是小資產階級革命家”；陳獨秀被選為黨中央領導人，是由於“黨在初創時的幼稚所致”，說明那是一個“錯誤的選擇”。

不僅如此，上個世紀50年代，隨著政治氛圍日益“左”傾，不但不承認陳獨秀在建黨中的基本功績，還對陳獨秀進行錯誤的批判。中國人民大學黨史係還開了一門“陳獨秀批判”課，並於1958年出版了《陳獨秀批判》一書。在錯誤的批判中，陳獨秀的建黨功績不但被抹殺，還被指斥是“混入黨內”，“竊取了黨的總書記”等等。

在史無前例的“**”中，是非顛倒，黑白不分，陳獨秀不但成為“十次路線鬥爭”中“第一次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還在“評法批儒”中被說成是“尊孔派”加以批判。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學術界對陳獨秀在建黨中的曆史地位問題開始進行重新研究和評價。

1979年是陳獨秀誕辰100周年，也是五四運動爆發60周年。在一係列的紀念五四運動和陳獨秀問題學術研討會中，不少學者打破禁區，開始肯定陳獨秀在傳播馬克思主義和創建中國等方麵的功績。有的學者指出：“陳獨秀能夠成為中國的創始人之一和總書記絕不是偶然的。他對中國的成立，在思想準備、組織準備和培養幹部等方麵，都作了很大的貢獻。那種認為陳獨秀一貫錯誤，靠名聲欺騙群眾才當上總書記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1980年3月，鄧小平在與有關同誌談《關於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工作時，提出不要再提路線鬥爭，並說：陳獨秀，還有瞿秋白同誌、李立三同誌這三個人，不是搞陰謀詭計的。1981年7月，鄧小平在陳獨秀墓地的有關資料上批示：“陳獨秀墓地作為文物單位保護，請安徽省委考慮，可否從地方財政中撥款修墓，並望報中央。”同年8月18日，在建黨60周年學術討論會上，蕭克將軍講道：“陳獨秀問題，過去是禁區，現在是半禁區。說是半禁區，是不少人在若幹方麵接觸了，但不全麵，也還不深入，大概還有顧慮──即便他後期犯了投降主義及開除出黨搞了托陳取消派，也應該全麵研究。”會上，蕭克將軍在談到建黨問題時說道：“不久前看紀錄片《先驅者之歌》，就看不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和創黨的最主要人物。在創黨的鏡頭中，一出現就是李大釗。然而，南陳北李，是合乎曆史事實的定論。李大釗作為創黨主要人物之一是對的，但陳獨秀應屬首位。”蕭克將軍還特別提出：在黨史研究中，要“不唯上，不唯親，不唯權勢”。1982年，陳獨秀家鄉安慶市整修陳獨秀墓的請求得到中央批準和專門撥款。

黨中央和老一代革命家對陳獨秀態度的轉變，對陳獨秀研究是一個巨大的促進和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