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經濟為什麽會衰落(2)

共同基金還造成了更多缺陷：它們進行極為廣泛的分散投資，使財富所有者喪失了利用自己獨有知識的動力，他們不再需要分析特定企業、產業和技術的情況，隻需要簡單地把財富委托給一家或多家基金即可。新古典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認為，用科學的資產組合分散投資能帶來可觀的經濟收益，但實際上正如阿瑪爾·畢海德（AmarBhidé）發表於1993年的《股市流動性的隱含成本》（TheHiddenCostsofStockMarketLiquidity）一文中指出的那樣，這是現代資本主義的巨大退步。對我們目前的議題來說最重要的是，由於共同基金對各種類型的公司保持相對穩定的投資權重，這會使發現特殊機遇的公司幾乎看不到其股價的相應漲落，以至於錯失投資和創新良機。此外，人們把投資決策委托給專業機構，這也會削弱他們了解公司實際情況的動力。

最嚴重的是，現代經濟的各種缺陷集中表現在大型投資銀行內部。金融市場的許多不完善之處目前已被修補，資產流動性大大增強。於是，大型投資銀行將其很大一部分資金（及金融業的大量專業人才）用於貨幣和政府債券的投資，而不是用來評估各公司和產業、判斷新的發展方向的價值。此外，這些銀行的風險水平也大幅提高。很多過去一直采用合夥製、由合夥人承擔重大責任的銀行如今已改組成公司製，在股票市場上市，而股東們對它們的控製力卻很弱。在遇到麻煩時，股東將蒙受損失，而不再是合夥人身份的經理人卻無須對任何錯誤的投資決策承擔個人償付責任。從這個角度來講，它還稱不上“賭場銀行”（casinobanking），因為賭場不存在這種道德風險。諷刺的是，銀行卻宣稱可以通過大數定律科學且精確地管理風險。

銀行的投機行為還加劇了整個經濟遭遇資產價格大幅波動和嚴重衝擊的風險。在利率較低時，銀行傾向於借入短期資金、貸出長期資金，因為在通常情況下長期利率的下降幅度沒那麽大，銀行輕輕鬆鬆就能從中獲利。雖然從概率上講這很有利，但也容易導致“賭徒破產”的結局。如果短期利率意外回升，引起長期利率提高，使其價格相應下跌（就像長期投機泡沫之後房屋價格下跌一樣），銀行將在借款中遭受巨額損失。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長期以來並沒有要求投資銀行必須靠長期借款進行長期貸款，因此在債券到期之前，銀行還有挽回損失的機會。這種無約束的金融投機的另一種社會效應是，迫使各國實施資本管製和其他民粹主義的限製措施，這有利於已經掌握資本的既得利益者，卻增加了新興企業的融資難度，並使它們擔心能否在下次危機來臨之前完成項目，總之不利於創新。當然，這並不是說應該全麵禁止個人、企業和銀行的任何投機行為。

在很多方麵，美國的商業銀行（為家庭和企業提供儲蓄服務的銀行）受到了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限製。之前1929年的危機曾致使美國1/5的商業銀行倒閉，前任檢察官費迪南德·皮科拉（FerdinandPecora）在國會舉證說，銀行在過度投機中推波助瀾。該法案禁止商業銀行從事證券發行承銷業務、為顧客買賣股票債券的經紀業務，以及通過自身賬戶買賣股票債券的自營業務。然而到1999年，該法案被取消。隨後幾年，花旗和摩根大通等銀行紛紛建立或收購投資銀行，通過大量短期借款提升資本杠杆率。

人們所說的“惡性競爭”給銀行業和航空業造成了嚴重的問題，不過這個術語已不再流行。航空公司不斷開辟新業務，銀行不斷向外發放貸款，都是考慮到企業管理費用可以分攤到越來越多的航線和資產上，從而提高利潤水平。可是，當所有航空公司都大肆擴張之時，它們之間的競爭會破壞彼此的盈利機會。2005~2006年之所以出現瘋狂的“打包分銷”貸款浪潮，也是因為銀行考慮到如果不把新資產賣掉，損失就隻能自己承擔。但它們沒有考慮到競爭對手也在做同樣的打算，從而導致整個產業過分膨脹。結果就是，這些產業不斷爆發的危機造成了就業和利潤的損失，也波及其他經濟部門。

銀行業違背了現代經濟的基本概念，它們投入巨額資產參與賭博，而沒有形成現代經濟良好運轉所必需的遠見和判斷力。

金錢文化、自負心理、做和想

曾於20世紀80年代擔任法國總統的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夫人丹尼埃爾·密特朗在去世前不久接受RTL電視台采訪時批評了法國的經濟文化：“眾所周知，今天的製度建立在金錢的基礎之上。金錢是導師，金錢決定著一切。”這一論斷不但明確指出如今比過去有著更強烈的“向錢看”的傾向，而且意味著資本主義是靠金錢驅動，而密特朗、貝當或考伯特（法國路易十四時期的政治家）主張的社團主義則不是。然而在社團主義經濟製度中，尋租和庇護行為也在追逐金錢，與前現代資本主義和現代資本主義一樣。但與社團主義不同，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主要推動力除了人們對利益和金錢的追逐外，還在於他們想創造不同的願望：為社會做出貢獻，讓自己青史留名或者參與激動人心的事業。

即便在美國，金錢在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也頗具誘惑力。收入最高的1%的群體十分在乎少交稅，而剩餘的99%的群體十分渴望政府對高收入者嚴加看管——如果媒體上的議論準確的話。這些景象實在令人印象深刻。我們在探究經濟活力下降的原因時需要解決的問題是：與20世紀60年代或20年代相比，金錢在今天的影響力是否更大？知名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Dewey）曾深入觀察過金錢在20年代的美國的地位。他注意到，除經理人外，其他員工對業務都沒有發揮想象、思考或投入感情，於是希望通過雇員聯合體培育一種“新個人主義”。他的巨大貢獻是，把員工的想象力、思考力和情感引入公共議題：過程同樣重要，目標的正確並不代表手段的正當性。杜威在1929年寫道：

我們生活在金錢文化中……人生的價值由在金錢遊戲中展現出來的能力決定……工薪階層的父母最大的夢想就是讓他們的孩子進入商務階層或專業階層……最受讚譽的個人品質是對自身利益的清晰判斷，以及不惜任何代價進行捍衛的決心。

杜威繼而分析了這種新“金錢文化”可能的來源：

工商界追逐利潤並不是什麽新鮮事……而是古已有之。然而機器的發明賦予它們前所未有的強大力量和影響範圍……機器和貨幣的最新組合形成了當代文明的金錢特征……這顛覆了個人主義觀念的以適應金錢文化的現實。

杜威的說法可以朝不同的方向解讀。市場規模的擴大刺激了高層經理人要求更高薪酬的。裏根時代下調高層經理人、銀行家和投資人的高端所得稅稅率，也促成了20世紀90年代對金錢的瘋狂追求，而這種瘋狂又被布什在21世紀前10年的減稅政策繼續放大。用杜威的觀點來看，隨著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全球化進程和90年代的信息技術革命，金錢文化在世界範圍內再度被強化：從上海到慕尼黑再到矽穀。企業走向世界、個人成為億萬富翁的壯麗景象很自然地點燃了許多企業和個人的激情。股票市場在60年代的巨大收益，私募股權機構在80年代通過並購積累的財富，以及90年代的互聯網投機熱潮，都證明了獲得永無止境的超級回報的可能性。

本章要回答的問題不是“貪婪到底好不好”，這是下一章的話題，現在的問題是，對金錢和財富的升溫，與70年代早期以後美國經濟增速顯著放緩有沒有關聯——導致增長率下降、失業率上升、工作滿意度下滑以及大規模財政刺激、監管機構的失職和投機熱潮？答案是肯定的。追求財富與追求創新之間存在衝突，很多人因此離開了創新之路。而且投資人和經理人對掙快錢的興趣提高了，金融業通過增加資金杠杆在其熟悉的領域投入巨額賭注（對居民家庭貸款、從事政府債券和外幣交易等），並進入沒有太多經驗的領域（資產抵押證券和信用掉期交易等）。而實業部門的擴張和投資則被擠壓。由於可觀的金錢回報，越來越多有天賦的年輕人選擇投身金融業，而非產業部門。大量資本也從產業部門轉移到金融行業。由於這種趨勢是全球性的，不能完全依靠外幣存款提供資金，本國的產業投資必然會受到影響。

對金錢的過分癡迷無疑是美國社會好訟的一個重要因素。有些人羨慕他人才華，但對此幾乎無可奈何而嫉妒他人財富的人卻可以抓住（必要時甚至故意製造）機會起訴對方。訴訟文化必然使創新經濟失去某些活力，因為人們把寶貴的時間和精力用於相互間的訴訟，而非創新。矽穀的一位企業家評論說，當下的新興企業需要的律師數量和工程師數量一樣多。

還有幾位觀察家分析過當代社會主流文化發生改變的其他原因，其中撒切爾夫人的觀點與我們頗有共鳴：她發現，過去人們更渴望做成某事，而不是獲得某個社會地位。在社會地位或身份為主導的文化中，人們為壓倒他人而戰，隻想著往上爬，而不是創造財富，傑出的成就反而得不到承認。這種文化會貶低有成就的人通常具有的品質（如意誌力、判斷力和關懷），卻對他們平時的習慣和小毛病吹毛求疵。近年來，許多描寫傑出人物的傳記，通行的寫法都是關注主人公的失敗之處和違法亂紀行為，包括埃德溫·哈勃（EdwinHubble）、愛德華·霍普（EdwardHopper）和艾爾弗雷德·希區柯克（AlfredHitchcock）的傳記等。最近有關托馬斯·傑斐遜的傳記更是如此，書中描寫他讚同奴隸製，實際上他對於奴隸製的厭惡在他的公職活動中表露無遺。某些評論家把更多的篇幅用於指責批判，而不著力描寫他們作品的主人公因為哪些貢獻受到後世的認可和崇拜。諷刺的是，最近有人評論撒切爾夫人的傳記電影《鐵娘子》，說這部影片是在“講述她個人生活的痛苦”，而電影實際上追溯了她的整個職業生涯，並用大量鏡頭記錄現場活動、演講、政治談話、政治經濟狀況和她周圍的社會，包括她想“做成某事”的評論。

然而，美國的社會分歧已滑落到更低的層次。最近幾十年，一種自我中心或自以為是的文化發展起來。許多曾經不斷嚐試新觀念的學者如今自視甚高，從來不做研究卻到處指手畫腳。打進陌生電話和發送垃圾郵件的人給他人的印象仿佛是有緊急情況讓他們有充足的理由打擾別人的生活。十幾歲就生育小孩的女生像養育寵物一樣強調自己的重要性。這種自以為是的感覺的不斷增強，有助於解釋社會安全網絡的費用不斷上漲，它人為地增強了私人財產無法提供的經濟獨立性，使企業更難找到忠誠和願意努力工作的員工。這種生活態度也使新興企業更難招募到具有主動精神、願意幫助他人、擁有專注力和判斷力的員工，這些都是成功的重要基礎。自以為是的文化也是訴訟泛濫現象的一個原因。

美國的許多觀察家都討論過所謂的青春期文化崛起的現象：年輕人通常都願意冒險，許多金融企業也一直在拿老本當賭注。這些觀察家發現，人們的儲蓄意願有所減弱，但一個國家的高儲蓄並非高水平創新的必要條件，因為可以從外幣儲蓄或者其他投資活動中把資源轉移過來。然而，開發創造性的新產品卻離不開願意獻身的企業家。不管這些創新項目有多麽吸引人，如果企業家把開發項目需要的資金用來給自己發工資，項目還是很有可能失敗。不幸的是，19世紀的新興企業通常具有的這種可以在一兩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內為了事業而勤儉節約的精神，如今已經萎縮。投資社交媒體的風險資本家彼得·蒂爾（PeterThiel）在和初出茅廬的新興企業的首席執行官會麵時發現，這些年輕的企業家都給自己發10萬美元以上的年薪——直到他遇到隻給自己發很少工資的臉譜網的馬克·紮克伯格為止。此外，原創性要求人們願意並有能力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保持高度的專注力。最近幾十年，這種能力也在減退。一位教育專家告訴著名作家埃利·威塞爾（ElieWiesel），莎士比亞的《裘力斯·愷撒》（JuliusCaesar）已經沒法在紐約州的高中講授了，因為學生們沒有足夠的專注力把作品讀完。很多人已注意到，今天的年輕人獨處的時間總體而言比上代人要少。在20世紀40年代後期到60年代中期，進入勞動力隊伍的人裏有很大一部分當時還是少年心態，他們從成長中學會了獨立思考和追逐夢想。自那以後，這種保持童心的人變得越來越少。有時間獨立思考的人如今還會受到社交媒體的吸引——這是一種通過網絡實現自我滿足的經濟。今天的年輕人需要通過博客、電子郵件和推特（Twitter）等工具保持密切聯絡，這占據了思考的時間，強化了人雲亦雲的風氣。越來越多的人願意接受其政黨、宗教或朋友的安排，而不是通過工作努力爭取自己的位置。這種循規蹈矩之風不對產業界的創新造成消極影響才怪。

隨著美國經濟中群體現象的興起，人們或許會認為群體的支持會增強安全感，而感到安全的人會願意冒險、創新。然而，群體的運轉也可能導致人們更加不願意失去群體利益，例如收入水平和雇傭狀態。

除上述的新價值觀外，某些傳統價值觀也開始複興，從另外一個方向破壞經濟活力。例如，重新關注家庭價值觀的風潮給企業增加了壓力，允許員工在家辦公，目前很多員工也的確獲得了這種權利。大批員工離開辦公室肯定會減少員工之間的交流，這不但會弱化遠距離辦公員工的創新能力，也同樣會影響留在辦公室的人。這不僅僅是猜測。一篇頭版的新聞報道就描述說，雅虎公司近年來在家辦公的員工比例增加到令人擔憂的程度，以至於新任公司負責人瑪麗薩·邁耶（MarissaMayer）在2012年大膽采取行動，把在家辦公的員工請回了辦公室。

總之，現代價值觀依然可貴，依然有利於豐富生活和個人成長，這是本書倡導的主題的基礎，而本書的主題是，草根活力和自主創新必須成為每個有能力做到的國家的發展目標！傳統價值觀並不都是有害的，一個能夠包容現代價值觀和部分傳統價值觀的社會才能開創創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