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社會主義的誘惑(3)

許多年過去，越來越多的普通民眾被米塞斯和哈耶克反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觀點說服，當然，其中某些人是在看到20世紀80年代蘇聯經濟的無能和停滯後才真正確信無疑的。但說服他們的主要不是經濟學家的觀點，即社會主義經濟的局限性會使其逐漸陷入無效率，而是人們從字裏行間感受到的主題觀念，即運轉良好的現代經濟如果走向社會主義將喪失其創造性，這樣的經濟會被越來越陳舊過時的產品和工藝拖垮。看起來，與枯燥的效率概念相比，人們更在乎現實的經濟增長。

事實上，眾多社會主義國家最後都致命地喪失了經濟活力。蘇聯解體後，東歐國家出現了大規模私有化，從前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經理人的創新才能由此接受現實的檢驗。這些經理人擔心，如果不能成功實現創新，就會被競爭對手替代，或者坐視企業倒閉，於是瘋狂地開發和推廣新產品。但他們幾乎都遭遇了徹底的失敗。至少在走投無路時，他們都希望成為企業家，但他們並沒有這樣的能力。這段曆史表明，社會主義經濟的演化過程並不是為了挑選有企業家才能的經理人，所以成功轉型的經理人鳳毛麟角。

米塞斯對有關創新的議題似乎有所準備。他曾暗示，掌控社會主義企業的人會懷疑創新活動能否給自己加分，並擔心失敗導致巨額損失，因此與私營企業主相比，這些人嚐試創新的意願顯然弱得多。而對私營企業主來說，成功意味著自己直接獲益，失敗也會因為有限責任製的保護而不至於全部賠光。米塞斯還認識到，對利潤的“無休止的追求”具有把不合格的人從各個崗位中淘汰出去並不斷試用新人的功能。與運轉良好的現代經濟相比，在缺乏盈利動力的社會主義經濟所任用的經理人中，很多並不具備構思和開發新產品的才能。不過，米塞斯沒有明確提出這樣的觀點。

哈耶克的現代經濟概念本來可以推導出有關創新的此類觀點。在他的自下而上的草根理論中，現代經濟在新產品和新工藝的開發過程中要求體製內的個人擁有發揮原創性的自由，並充分發揮其由環境和知識塑造的個性。哈耶克開啟了自主創新模型的大門，這是一種來源於本土的、基於個人的各類觀念的創新。相反，社會主義經濟並沒有賦予個人為創新項目申請資金支持的權利，人們最多可以向社會主義企業的經理人提出創新建議，而經理人可以較為自由地向國有銀行申請貸款，以便將創意開發成新產品。從哈耶克的視角來看，社會主義經濟終究難以發揮其創新潛力，因為各類型的企業家並不能自由地通過新產品和新工藝爭奪市場份額，各類型的投資人不能自由地根據個人判斷決定支持何種創意的開發，各種創新項目也不能自由地追逐企業家來推動開發過程。

創新的損失在知識經濟中會變得更為突出和嚴重。有些企業的大多數員工都具有獨特的天賦和能力，如建築設計所、足球隊、劇團、石油鑽探隊、知名餐廳、芭蕾舞團和葡萄種植園，這些機構如果被政府接管，將難以為繼。因為就像哈耶克所說，政府並不具備專業知識，不知道該投資哪個領域。此外，政府指派的經理人通常會拒絕行動、新人和創意。那些有創新夢想的人會失去曾出現過的機遇。現代經濟中有很多公司職工持股計劃，這些企業的大多數員工本身也是股東，但它們很少能像由所有者管理的競爭對手那樣成功。社會主義國家在知識經濟領域尤其難以煥發創新活力。

那麽，為什麽米塞斯和哈耶克沒有提出這類涉及創新的觀點呢？一個原因是，對米塞斯以及20世紀30年代中期才開始寫作的哈耶克來說，他們在思考創新的話題時依然是熊彼特主義者。如果他們警告說選擇社會主義經濟的國家會嚴重缺乏自主創新，那麽敏感的讀者可以回答，與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一樣，社會主義經濟也能夠自由地引進全球的科學家和發明家的技術成果。現代經濟的概念（具有原創性且能夠成功開展自主創新）在他們寫於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論文中尚未出現，即使在哈耶克1944年的知名著作中也未提及。

另一個原因是，如果有人提出，像沙皇俄國那樣後來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如果簡單地回到私有製就能煥發經濟創新活力，那種結論似乎也很荒誕。如果是美國、德國、匈牙利和法國那樣的國家，現有的創新活力會在轉向社會主義之後消失——其中某些國家隨後的嚐試很快證明了這一點。俄國畢竟與它們大不相同。

幾十年之後，包括許多左派學者在內的大多數經濟學家都承認，奧地利學派是那場關於社會主義的論戰的勝利者。奧地利學派讓經濟學家們相信，社會主義經濟將導致嚴重的效率惡化問題。奧地利學派不必宣揚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不存在效率方麵的問題，因為金融危機所引起的混亂和浪費在當時顯而易見。他們隻需要證明，資本主義經濟在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之後，效率下滑的問題將越來越嚴重。

不過，奧地利學派打輸了另一場論戰。他們似乎認為，任何拋棄資本主義、迎接社會主義經濟的國家都將因為效率惡化而很快變得更加糟糕。然而，一個高度複雜而成熟的經濟體需要長時間的製度和文化演變，才能達到現代經濟或知識經濟的層次。將這樣的經濟體進行徹底的社會主義改造會造成嚴重的效率損失，這是一個命題。但如果說任何一個國家，不管其先前有多麽落後，在走向社會主義之後都會變得更糟，那就是另外一個命題了。如果說任何程度的社會主義，不管其態度多麽溫和、指向多麽明確，都會造成比其他選擇更糟的效率結果，則又是一個命題。社會主義運動完全可以繼續！事實也的確如此。

社會主義運動在一些不夠發達的、尚未通過現代化跨入先進行列的國家奪取了政權。如果跟俄國人講，社會主義的效率不如運轉良好的資本主義經濟，這對他們毫無意義，因為他們曆史上未曾經曆過良好的資本主義經濟。如果告訴他們社會主義不像有高度活力的經濟那樣具有創新性，也不會產生影響，因為他們同樣沒有那樣的經曆。事實上，蘇聯在20世紀20~60年代取得了驚人的熊彼特式的創新成就，電氣化和其他很多先進成果被快速引入。沒有人希望再回到過去的沙皇時代。

社會主義還在其他國家的少數產業部門取得了控製權，其中很多的確是不發達國家，但也包括某些較為發達的國家。有一種觀點的影響逐步增強，即社會主義所有製和國家控製可以在經濟中的“製高點”部門有效地發揮作用，包括能源、電信、鐵路、港口和所有重工業部門。中國政府領導人於2010年3月在北京的一次講話證明了這種思潮的意外回歸：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使我們能夠做出正確決策、有效整合資源，集中力量辦大事。

有關社會主義的討論（尤其是在較發達的國家），從社會主義經濟的可行性轉向了對一個或多個產業部門實行國家所有製和控製的可行性，還轉向了對私營部門的監管和稅收政策。當然，奧地利學派的觀點對這場爭論同樣適用，哈耶克的觀點依舊顯示出不容小覷的威力。在過去的10年裏，當西方各國政府采取措施鼓勵用生物燃料取代傳統化石燃料（煤炭和石油）、鼓勵農民把土地從傳統作物種植轉向大豆種植以生產大豆燃料時，又出現了典型的哈耶克式的案例。土地的重新配置導致各種穀物價格出現災難性上漲，數十萬人因此死於饑餓，同時也是亞馬孫河流域的森林遭受進一步破壞的誘因。最嚴重的是，研究者後來發現生產出來的大豆燃料在總體的溫室氣體排放指標上並不優於傳統的化石燃料。“計劃”的失敗具有極大的諷刺性，因為不論社會主義者還是一般的政府規劃者總是堅持說，具有理性思考優勢的社會主義比短視的資本主義更看重長期效益。但實際上正是資本主義隨著引進股份製度的進步，解決了業主個人不能永續存在的問題。容易被繼承人問題困擾的主要是獨資企業和更早的封建領主。

具體來說，走向社會所有製的漸進行動會產生如下問題：為什麽政府應該通過國有化興辦私營企業裏的行家本來會拒絕的項目？米塞斯提出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沒有合適價格作為參考的觀點在此處並不適用，因為社會所有製和國家控製的經濟成分可能規模較小，不足以改變整個經濟的價格形成機製。但是從哈耶克的視角來看，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由於缺乏必要的技術知識，可能走向錯誤的決策方向，即使方向選擇正確，實施結果最後也可能失敗。

不過奧地利學派把觀點過分概括了，認為他們的理論適用於所有情況，絕對優於其他理論。現實中也有這樣的可能，沒有多少政府工作經驗的商人也不知道隻有政府才清楚的很多事情。因此，政府在某些產業掌握的知識可能使國有製和國家控製在總體上優於私有製。於是在對某些具體生產項目是否應進行國有化的議題上，哈耶克提出的私有製的優越性可能被過分誇大。當然，哈耶克正確地看到了對經濟極權主義控製（不管是被國家還是個人）的危險。他並不是其他人所理解的那種極端主義者，從未主張國家完全不參與生產活動。在“二戰”時期發表的著名小冊子《通往奴役之路》（TheRoadtoSerfdom）中，哈耶克提到了需要政府發揮作用的若幹領域，包括支持延長壽命的研究等。哈耶克並非空想家。

社會主義奇怪的一麵

在很久之後的今天，我們清楚地看到兩次世界大戰間歇期有關社會主義的論戰中有些奇怪的現象。奧地利學派提出了社會主義的目標是追求經濟效率的奇怪假設，而社會主義者卻並沒打算對資本主義經濟進行革命性的結構變革，以便用更好的控製減少經濟浪費。西歐國家的人均產出在1820~1920年增長了3倍，因此，即使最熱心的社會主義者也能夠承受現代經濟伴隨的偶然危機和失業給產出造成的所有消極影響。

實際上，大多數社會主義者是把穩定、平等、尊嚴和滿足這樣的目標放在很高的位置上，他們並不打算摧毀個人，但是在鼓勵個人積極加入社會事務時，是通過與國家的協調實現的。這套目標所代表的價值觀與（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的）西方國家的核心價值觀存在本質的差異。

這些社會主義目標被狂熱的情緒推動。從列寧到卡斯特羅，社會主義的實驗都沉迷於執行嚴格的平等主義、用“完全就業”的名義控製人口，事實上禁止經濟生活中的擅自行動。於是，這些參與實驗的國家除極度沒有效率外，還變得缺乏個性、令人窒息和毫無生氣。

有些奇怪的是，米塞斯和哈耶克一開始並沒有攻擊這些目標。他們給人的印象是，效率是選擇經濟製度時的決定性因素。看起來，如果能夠說服他們，社會主義不會造成總產量或經濟效率的損失，那他們完全可以接受社會主義的很多主張，包括限製財富總量、禁止開辦企業、由工人投票決定經營決策等。經濟學家們把那場辯論的勝利授予奧地利學派，主要是因為奧地利學派在少數問題上的回答。假如接下來還有一場辯論導致大家都認為，在充分考慮各方麵因素後，社會主義由於能夠避免失業和就業的大幅波動，帶來的產出效益將大於效率損失的消極影響，米塞斯和哈耶克就可能輸掉這場辯論。

後來，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對於意大利和德國自20世紀30年代極權主義上台後喪失自由的後果，哈耶克表達了悲痛之情。他對於人文精神的感情自此不應該再有任何疑問。如果阿瑪蒂亞·森的解讀正確的話，在哈耶克的思考中，自由其實是實現其他目標的一種手段。不過《通往奴役之路》並沒有指出，除了效率之外，還有哪些目標會因為極權統治導致經濟自由的喪失而受到影響。他隻是警告說，如果商業自由受到獨裁者的束縛，產出或者效率將下降。那本書的主要篇幅是討論政治自由的重要性。

事後回過頭來看，我們會發現那場有關社會主義的論戰所缺失的部分正是社會主義價值觀與西方人文主義價值觀之間的爭論。我們後來逐漸看清楚，不管是現代經濟的擁護者還是反對者（包括社會主義者和社團主義者），都需要闡明自己支持的製度符合重要的社會價值觀，才能證明其合理性。

對社會主義的恐懼

對很多害怕社會主義到來的人而言，問題不在於社會主義可能失敗，而在於社會主義可能取得成功，並能夠運轉下去。人們並不清楚自己國家的大多數人對待社會主義的態度，例如在意大利，那裏的資本主義經濟與美國、英國和德國相比顯得虛弱無力。1919年，就在布爾什維克革命爆發一年多之後，好幾個國家（意大利、德國和美國）都陷入了“紅色恐懼”。

此時在德國和法國，一種漸進社會主義取得了某些進展，主張社會主義經濟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的聯盟在1919年控製了國會。社會主義者成功地組建了工廠委員會，使企業員工對各種企業事務擁有了發言權，另外還建立了調解勞動糾紛的仲裁製度。私人資本依然保持著企業的所有權，但失去了某些控製權。每天的工作時間縮短到10個、9個，最後是8個小時。許多本來應該在社會上充分討論的社會改革，本來應該由希望實行改革的納稅人負擔的成本，最後卻要求企業界承擔。西方國家開始走向加強監管、批準和收費的方向，這些都會增加投資和創新的成本。

西方國家在20世紀20年代出現了有關經濟發展前景的強烈預兆：一場革命已經拉開序幕，沒有人知道是否會呈燎原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