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社會主義的誘惑(2)

理想的社會主義有可能建成嗎？

在兩次世界大戰間歇期的20世紀二三十年代發生的經典爭論並不像今天我們所有人料想的那樣是針對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正確與否，而是針對能否設計出社會主義者主張的經濟製度。社會主義者能否成功實現自己的目標？對實用主義者而言，它完全是實證意義的問題，坐觀社會主義實驗的結果即可。但是在20世紀20年代，隻有蘇聯在開展這項實驗，德國或法國也有嚐試的可能性。因此實際結果的說服力並不強，與少數幾塊試驗田裏進行的農業種植結果相比，理論具有更重要的意義。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今後的歲月裏不論是完全成功還是徹底失敗，都不能保證其他國家的追隨能得到同樣的結果，也不能保證蘇聯的成果在今後不會發生變化。

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vonMises）在此時登上了曆史舞台，他是位性情急躁的維也納經濟學家，他和他的學生弗裏德裏希·哈耶克共同創立了奧地利經濟學派。對俄國革命和德國社會主義政策有近距離觀察的米塞斯可以說是社會主義創建過程的見證者，從1920年到20世紀30年代早期，他忘我地投入關於社會主義的爭論。米塞斯觀察到，社會主義的嚐試是一場缺乏理論支持的實驗：“在他們脫離現實的幻境中，烤好的鴿子將通過某種途徑飛進同誌們的嘴巴裏，隻是他們沒有展示這種奇跡發生的具體過程。”他繼而指出，社會主義經濟難以維持——不隻是缺乏創新，而是從根本上就不可能成立。

米塞斯反對社會主義的依據是，在他周圍的現代經濟中，參與者不停地尋求突破常規方法的創新，希望對自己出售的產品製定更高的價格，而在購買時尋求更低的價格，並在這個過程中嚐試新工藝，以期獲取經濟收益。包括馬克思在內的社會主義者主張，產業工人、農民和手工業者應該在一定程度上參與這個追求更高效率的必要的實驗過程。但米塞斯認為，在任何人都不掌握任何私人財產（包括本人的勞動力）的社會主義經濟中，人們無法獲得開展實驗或突破常規所需要的激勵和信息，市場上的價格和工資無法反映產品和勞動在不同用途下的成本和價值。

在社會主義國家出現理性行為依然是有可能的，但總體而言不可能再進行理性的（指高效的）生產，因為沒有辦法判斷什麽才是理性的選擇，所以生產決策將不再從經濟角度考慮。在一段時期內，依靠從競爭經濟中獲得的經驗的記憶可以阻止整個經濟的完全崩潰……但過去的做法的合理性也將逐漸弱化，不再能適應新環境……作為對“無政府狀態”的經濟的替代，需要某個荒唐的機構做出愚蠢的決定。輪子將繼續運轉，但不會產生任何效果……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管理機構可能知道對某些產品的需求旺盛，但就算這樣，它也隻能找到經濟計算所必需的兩項必要條件中的一個，沒有辦法掌握另一個必要條件——對生產手段的價值評估……因此在社會主義共同體中，所有經濟變革能取得何種成果，都難以在事前或事後得到清晰的證明。

米塞斯舉的例子是，是否應該修建一條新鐵路的問題。他認為，市場經濟可以估計鐵路將實現多大幅度的運輸成本的節約。就算社會主義國家對此也可以進行較為準確的估計，但如果建設鐵路所需要的勞動力、能源和鐵礦石等各種資源的價值不能用統一的貨幣單位計算，那依然無法評估鐵路可節約的成本是否足以彌補建設成本。用經濟學術語來講，社會主義經濟的管理者無法了解各項投入的“機會成本”或“影子成本”，即這些投入在其他用途中的價值。相反，市場經濟給企業家提供了可以觀測到的資源價格，在米塞斯看來，價格就是機會成本的充分近似值。

米塞斯本來可以給出一個更簡單的案例。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普遍采用工資均等化的做法，沒有人會嚐試比其他人更加用心和勤奮能否得到獎勵。由於所有人的工資待遇都相同，所以工人不會得到漲工資的回報。此外，由於工作不存在任何風險，所以工人也沒有激勵用勤勉的態度對待工作機會。這就導致沒有工人願意把更多的心思和努力用於工作，不管這樣做是否對社會有利。即使每個社會成員都有相似的能力和偏好，這個製度也使市場無法“發現”什麽才是合適的工作努力標準以及與之對應的普遍工資水平，因為沒有任何市場試錯過程。最後的結論必然是：隻有允許私人占有自己的勞動成果，才能開展和鼓勵實驗，否則一個經濟體中的工資和價格結構將無限延續，不會出現糾錯的趨勢。

米塞斯的分析對他的大多數讀者而言可能過於抽象，但曆史給他的觀點提供了鮮活的詮釋。蘇聯的人事製度不能給關心工作的人提供獎勵，不能給展示才能的人提供升遷機會，肯定會導致一種無所事事的感覺，這絕對是蘇聯時代末期的數十年裏酗酒現象嚴重的重要原因，是對人們努力工作、做好工作、為自己而工作的自然天性的浪費。這種製度造成了工作情緒的嚴重低落，對效率產生了重大影響。有個故事說，20世紀80年代住在莫斯科的某個外國人進行了一項實地調查，跟蹤離開製磚廠的大型卡車，結果發現那些卡車在街道和高速路上一路顛簸，到達目的地前幾乎沿路掉落了一半的磚塊。如果工人擁有個人收益權和可以增加個人收益的投資自由，那他們的努力、工資和自尊都完全可以提升到更高的水平。由於這些洞見，米塞斯被尊為產權理論的鼻祖。

米塞斯的另一項質疑針對“利潤動力”。他專心研究蘇聯的做法，認為與利潤驅動的企業相比，把企業作為官僚機構的分支經營的做法不會產生高效運營的效果。

整個過程背後的動力會對生產要素的市場價格產生影響，因為資本家和企業家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而不停地采取行動……如果沒有這些私人所有者，市場將失去前進和運轉的主要動力。

社會主義製度下的經理人則缺乏這種動力，他們沒有相應的激勵措施來捕捉增加利潤的機遇而忽略各種麻煩或政治代價。即使企業利潤增加，中央政府也不會知道原因，經理人未必能得到讚揚。如果利潤下降，上級有可能懷疑企業經理人的能力不如其他人。如果經理人和工人都清楚沒有辦法保護自己的創意不被他人竊取，他們當然就不願意思考創新。另外，即使企業有了較好的創意，也沒有合適的途徑能讓企業表達對這個創意的信心。而且，社會主義製度下的經理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需要激勵的，他們總是重複官僚主義的循規蹈矩，到處裝模作樣。他們會為晉升而展開競爭，但那種激勵隻會讓他們回避任何可能失敗的風險。由於這方麵的洞見，米塞斯也可以被視為公共選擇理論的鼻祖——專門研究政府部門這樣的官僚組織中的個人權衡決策過程。

米塞斯的警告引發了經濟學曆史上著名的論戰之一，對手是20世紀30年代在西方聲名鵲起的傑出經濟理論家奧斯卡·蘭格（OskarLange），他在“二戰”後回到了自己的祖國——已由執政的波蘭。對米塞斯提出的徹底的社會主義經濟必然走向崩潰的觀點，蘭格站出來發起挑戰。蘭格認為，如果一個國家希望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又不至於走向米塞斯所預言的失敗結局，則必須找到給勞動力、鐵礦、鐵軌乃至所有生產成果正確定價的辦法。社會主義可以利用資本主義經濟所使用的同樣的市場機製。與之前所說的一樣，企業基本上依然是國有製，這些社會主義製度下的企業可以把所有產品供應到市場上，而其他企業和家庭也可以通過市場反映其需求。與資本主義的情況類似，一些市場可以采取拍賣的形式，另一些市場可以采取其他形式。通過這種安排，價格水平就可以由市場決定。工資也可以用類似的辦法決定，企業支付成本，個人提供服務，競爭機製可以確保類似技能的勞動力在標準工作周獲得相同水平的報酬。如果有的企業向表現更努力的員工支付了更高的工資，其他企業也必須跟進。根據努力程度的不同，可以有兩個乃至更多級別的工人。蘭格對自己的主張非常自信，他開玩笑說，歐洲每個奉行社會主義的小鎮都應該給米塞斯樹立一座諷刺雕像，感謝他激起的這場論戰最終證明社會主義並非“不可行”。事實上，波蘭和匈牙利在20世紀80年代的確開展了這種“市場社會主義”的嚐試。

然而，大多數蘭格理論的研究者認為，市場社會主義在現實中也不能有效運轉。與蘇聯采用的僵化體製相比，它可能是個改進，但並不能逃離徹底的社會主義體製的局限性。米塞斯的利潤動力理論指出，社會主義企業沒有動力對任何給定的市場價格做出反應，提供社會實際需要的產品數量，因此在供給不足問題較為嚴重的地方，產品價格會被推到很高的水平。米塞斯還指出，或許可以指望政府激勵社會主義製度下的經理人“扮演”利潤最大化的生產商，有人也可能做得很好，但希望政府給經理人授予投資決策的責任，則是另外一回事。沒有哪位經理人願意為了促進整體經濟的“效率”而使自己的企業縮小規模。那些社會主義者並不會對競爭性的社會主義的構想感興趣，他們實際上都反對這套做法，因為他們希望接管此前由市場掌握的權力，在他們眼中，社會主義的根本點就是用計劃改造國民經濟。

當時還算年輕的哈耶克也把注意力轉向了這場有關社會主義的論戰，他對“社會主義計算”的話題提出了新見解。米塞斯關注的是激勵，而哈耶克的觀點則是從知識的角度出發。哈耶克首先提出，任何複雜經濟體（複雜的原因是極強的現代性或多樣性）中的技術知識必然分散在各個部門的參與者手中。任何想要製訂計劃（例如把資源如何配置給各個產業部門的計劃）的個人或機構都需要知道所有部門的技術知識，從而設計出最適合各個部門的生產工藝。讓所有掌握技術知識的人都集中起來為計劃服務，成本將高得無法承受。即使能把所有技術知識的掌握者都集中到一座體育場裏，過於龐雜的細節也將令計劃者無所適從，無法將各種知識結合起來。因此中央計劃不可能有效運轉。

哈耶克喜歡找捷徑證明同樣的結論。現代經濟具有獨特的製度和文化，以及獨特的生產工藝和資本品，不可能由某個人、某家企業或某個形式的組織獨立建立起來，因為這個工程過於複雜。所以，它不是哪個國家的政府建立的，現在也同樣沒有這個能力。

社會主義國家或許可以在初期成功地照搬某些類似的外國經濟體係，並對其進行某些社會主義改造，但隨著該國的經濟運行步入自己的軌道，各個地方的產品需求將發生改變，年老者走向退休，年輕人走上崗位，資源配置無效率的問題將日益突出。從哈耶克的現代資本主義經濟視角出發，某些產業或職業的相對價格或工資的提高，會提示其他領域的參與者搜集和學習這些先進產業或先進職業的技能。但在社會主義經濟中，人們並沒有太多選擇產業或職業的激勵，即使想調整自己從事的產業或職業，也可能受製於官僚體製形成的障礙。由於無法給個人提供激勵，以繼承和學習所需要的技術知識，社會主義經濟中的某些產業最終可能喪失對生產技能的掌握。

哈耶克的另一個觀點是，正確的商業決策通常需要熟知技術訣竅的實際參與者的加入，這是一種從長期工作經驗中獲得的洞察力，能幫助他們克服啟動投資項目和新產品開發中遇到的困難。此類問題在自由市場經濟中同樣存在，如何生產一種新產品、需要投入多大的成本，這些問題事先是未知的。如果由政府決定是否在某個產業啟動一個項目，任何人也不知道這個項目會給其他產業造成多大的機會成本，各行業的專家也隻能做出大致的估計。從哈耶克的角度來看，與社會主義經濟的經理人相比，先不論價格透明度如何，在生意中打拚多年的私營企業家在決定是否新建一條鐵路時，通過和工程師和投資人等多方會商，對投資成本做出的估計通常很準確。哈耶克在1935年發表的經典論文中對社會主義計算議題做了如下評述：

在中央計劃社會中，隻有當所有技術知識都能被考慮進中央當局的計算時，才可能從已知的技術工藝中選擇最合適的類型……很難否認這是一種非常荒唐的奢望，因為它需要包括任何時點可能“存在”的任何知識。事實上很多實際應用的知識並不以這種預備的形式“存在”，其中大多數隻存在於人們的技術意識中，使工程師個人在遇到新的環境時能盡快找到新的解決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