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社會主義的誘惑(1)

有多少舊事物必須消亡，才能確立新事物！

——雅各布·布克哈特

世界上首批現代經濟所依賴的經濟製度和社會規範（或者說經濟文化）並不是由那裏的人民選擇的，不管是通過民主議會的投票還是司法機構的判決。有時的確需要議會和法院決定讚成或反對這套製度的某個細節，但從來不曾對采取何種製度進行過公共選擇。

英國和美國是最接近例外的情況。1800年前，已有太多人脫離傳統經濟，追求商業社會和大城市的生活，其中很多人已事業有成並獲得了回報，這就使資本主義製度及其社會規範（私有財產和追求利潤）以及現代經濟（自由、探索和冒險精神與不確定性）得到了廣泛的支持。在美國憲法和英國司法裁決中，資本主義和現代性的精神是不言自明的，幾乎沒有其他選擇。很少有人願意退回封建社會的時代。

不過在現代經濟的期，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參與成熟的現代經濟的人們有了不同尋常的體驗，這種體驗與商業經濟時代相比變化巨大。即使少數人的處境比在商業時代可能的結果更差，他們也隻能跟想象中的可能性進行比較。運氣較好或掌握優勢的人不太關注現存製度的無效和偏見之處，不考慮這些缺陷會帶來多大的潛在損失。運氣不佳或處於劣勢的人有理由責備現有製度的某些後果，指出這種或那種“缺陷”，留待學者們判斷其真偽，如果真的是缺陷，最終又是否會造成不良影響。相比之下，俄國的農奴和東歐國家的農民對社會的不滿肯定更強烈，他們是在現代經濟未能惠及的環境中工作，但歐洲國家的工人對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平等、對失業和經濟動蕩的抱怨，畢竟是這一時期在歐洲興起的社會主義運動的起源。

現代社會中的不滿

現有證據並不支持當時的普遍說法，即現代化造成了工人階級（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的工資水平下降（相對於經濟中的中位數工資而言）並把他們排擠到社會主流之外。也沒有證據表明，由於很多人被拋入無產階級，中等收入者的人數下降。實際上，從現代經濟誕生到1913年的“一戰”前夕，工人階級的人數一直在萎縮，而中產階級不斷壯大。工資收入不平等在工人階級內部並沒有惡化，這個術語當時甚至還沒有出現。同樣沒有證據顯示勞動在收入中的份額減少，第二章已對此做過介紹。不過，現代經濟對收入模式和財富水平的確造成了其他方麵的革命性影響。

現代經濟給個人開辟了下高額賭注的機遇，他們可以數月甚至數年全身心地投入，追求高度不確定的回報前景——可能獲利豐厚，也可能傾家蕩產。這導致經濟活動的結果將出現巨大差距，同時，也沒有任何規律避免今天的盈利或早或晚將被虧損抵消。有人可能遭受長期失業的痛苦，而與他差別不大的另一個人卻需要加班；有人可能誤入夕陽產業，而別人從事的行業卻方興未艾；有人的收入可以在幾十年裏翻一番，別人的收入卻可能在相同的時間裏翻兩番。被別人拋到後麵的人可能會對社會製度產生偏見，這並不奇怪。雖然當時還沒有較為全麵的記錄，無法提供我們今天常見的各種統計數據，但人們留下的觀察和零星的曆史記錄都證明，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程度顯著提高。產業巨頭和金融市場投機家的人數大量增加，他們積累了可觀的財富，有人喜歡炫耀，有人謙遜低調，還有人則深居簡出——尤其是在鍍金時代。通過稅收分享這些財富產生的收入（還不是奪取全部財富），即將成為各種社會主義綱領的重要議程。不過，這些還不是對現代經濟最嚴重的不滿，因為巨額財富並不是新事務，新鮮的是致富機會的大量湧現。很多人可以勉強接受少數貴族掌握的古老的繼承財富，這些財富的起源是塵封已久的往事，但他們不易接受從意想不到的地方冒出來的“新貴”們。

對現代經濟最主要的不滿是工作和收入的不穩定性，人們在職業生涯中總是麵臨失去工作或者收入下滑的危險。對當時的現代經濟而言，經濟總體出現高失業現象或者特殊產業出現高失業現象是一種新特征。誠然，在重商資本主義時代也出現過嚴重的投機泡沫和崩潰的案例，其中包括1637年荷蘭的鬱金香事件、1720年的英國南海公司事件和法國密西西比泡沫，但這些衝擊並不足以推高或壓低社會總體的就業水平。戰爭也會催進繁榮，之後形成衰退，例如在1815年（現代社會的切入點）拿破侖戰爭的終結就導致很多國家（法國除外）陷入衰退，英國更是進入很長的低迷期。雖然19世紀的世界局勢總體來說較為和平，但現代經濟興起造成波動的頻率和幅度增加，衰退接踵而至：1792年在美國爆發金融恐慌（華爾街的首次危機），1796~1797年在英國和美國、1819年在美國、1825年在法國之外的歐洲國家、1837年在美國、1846年在全歐洲，以及1857年、1873年和1893年在美國，此外，還有若幹次程度較輕的衰退。由於現代經濟中的產業與金融業的聯係遠比過去緊密，金融恐慌對就業的影響也比過去嚴重得多。當時的資料表明，工作的不穩定性總體上比18世紀嚴重得多。另外，19世紀上半葉的不穩定性有部分原因是公司在財務上的脆弱，尤其是小企業，這方麵的不利影響在幾十年後顯著減弱。

此外，隨著金融業在現代經濟中的份額擴大，過度投機和盲目融資對宏觀經濟的副作用增強，足以導致嚴重的衰退。19世紀40年代中期，鐵路的過度建設將整個歐洲帶入衰退，觸發了席卷歐洲大陸的1848年革命。更嚴重的衰退接踵而至，1873~1879年爆發了“大蕭條”（現在已更名為“長蕭條”），美國的失業率連續數年超過10%，此後還有更嚴重的1893~1898年蕭條，美國的失業率連續4年超過12%。當時的觀察家必須回答，如果這些破壞是現代經濟的本質特征之一，為什麽各國還要堅持這個製度？尚未走入現代經濟的各國也必須回答，它們是否願意建立這種製度？

人們體驗著完全不同的工作生活，同時，城市居民的背景也越來越多樣化。大量的中國人、愛爾蘭人，稍後是來自東歐的猶太人和南部地區的意大利人湧入倫敦、紐約和舊金山等地。雖然現有的資料還難以準確量化，但與1800年甚至1850年的自耕農、商人和業主相比，這批新移民似乎更習慣蘊含公有製性質的行為方式，例如分享成果的習慣、平均主義的正義觀以及同資本家的疏遠。在這些新移民眼中，資本家和他們故鄉的那些頑固的世襲地主和業主似乎沒有差別。許多甚至大部分本地居民可能早已拋棄了委身行會或工會的念頭，但多數新移民卻認為不加入組織並非正確選擇。

社會主義的議題也正是在此時興起的。第一章中曾談到，生驗和背景的日益多樣化推動了商業創新的繁榮，也促進了對社會製度和規範的新元素的創意。早期社會主義者聖西門（HenrideSaint-Simon）抨擊周圍的新興經濟製度是不科學和非理性的，造成了資源浪費，他首先提出這個製度不利於貧困的工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1月革命爆發前夜首次發表的《宣言》也對歐洲不斷高漲的失業浪潮進行了強烈的批判。

1848年革命把人們對工資、就業和工作條件的諸多不滿推向了頂峰，當然，這些起義中有很多其實是反對貴族階層的民主運動，例如，法國“二月革命”是為推翻路易–菲利普王朝，柏林和德國其他州的“三月革命”是要求促進國家統一和成立全國性的議會。馬克思此後抱怨說，工人們還沒有清晰的目標和計劃，工人運動自然也未能取得成果。此後幾十年裏，全麵的社會主義綱領才被提出並引發了激烈的討論。

社會主義的理想

準確界定社會主義理想並不容易。社會主義所追求的係統目標從未得到完整的表述，某些人心目中的社會主義宗旨可能與其他人心目中的相互矛盾：

社會主義的相互矛盾訴求包括，要戰勝資本主義，同時又要改進資本主義；人人平等，但無產階級必須是領導階級；金錢是罪惡之源，但工人需要更多收入；資本主義注定失敗，但資本家的利潤達到了空前水平；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但耶穌是最早的社會主義者；家庭是資產階級的陰謀，但需要保護家庭免受洶湧的工業化浪潮的侵害；個人主義應受到譴責，但資本主義的異化把人們變成毫無個性的原子；要求采取政治運動，而不是寄望於幾年一次的選舉，但又要求實行普選製度；消費主義是對工人的欺騙，但所有人都應該擁有彩電、汽車和海外度假的機會。

因此，“社會主義”是個含糊的概念，有很多不同的主張存在，包括基督教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市場社會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和費邊社會主義（進化社會主義）等各種派別。

從1860年左右開始，歐洲大陸以社會主義者自居的人們對一係列核心價值觀和權利達成了一致意見——主要是通過工會的會議、知識分子的期刊以及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代表大會。未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將由這些社會主義倫理規範來指導，它們不同於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中對個人產生激勵作用的現代主義精神和資本主義倫理規範。

在社會主義倫理中，參加工作成為一種權利，這不但因為就業是工人的生活來源（即使在社會主義製度下，身心健康的人如果不參加工作，也無權索取參加工作的人獲得的報酬），還因為工作是保證人們的自尊的必要條件。必須戰勝失業這種痼疾。

社會主義倫理規範的另一個部分，是關於公有企業或私營企業給工人提供的條件和機遇。參加工作的權利意味著參加有尊嚴的工作，因此，雇主濫用職權是不可接受的，不經過聽證或不發放賠償就宣布解雇也不可接受。值得讚許的是，馬克思在這方麵提到並深入思考了人們對於精神生活的正常需要：

亞當·斯密不曾提及克服工作中的困難本身就是一種解放活動……因此，完成自我實現、主體意識的客觀化以及獲得真正的自由所需要的正是勞動。

其他許多社會思想家（包括有些不以社會主義者自居的人）也有過類似表述。

社會主義價值觀還包括，一個社會的財富和權力絕不能過度異化，以至於讓某些成員失去發揮潛能的機會。在社會主義製度下，不允許大規模的財富積累，在機會平等方麵，根據按貢獻分配的原則製定工資標準。如果所有的汽車工人在生產汽車的過程中都是必不可少和可以互相調換的，那麽他們的工資水平就應該相等。而農民的貢獻也可以解釋為與汽車工人相當。如《宣言》所述：“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其他所有人自由發展的條件。”

社會主義倫理認為，不管經營結果是盈利還是虧損，隻知道賺錢的私營企業都沒有吸引力。在資本主義倫理中，個人成長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艱苦地向上攀爬，為職業生涯爭取更好的結果，如更高的工資和更多的經費。而在社會主義倫理中，個人成長來自對工作的熱愛，或掌握和精通所需的技能。

社會主義倫理還譴責積攢和持有巨額財富。社會主義的目標是培養“新人”，他們具有為他人服務的本能，而非“逐利社會”的淺陋價值觀。激情的社會主義者瓦格納在19世紀60年代用四部歌劇講述《尼伯龍根的指環》這一詛咒故事，其中生動地表述的道德含義是，如果將財富和權力置於友愛之上，那我們就注定了自己的毀滅。觀眾們，尤其是那些知道瓦格納的忠誠社會主義者身份的人，理所當然地將該劇解讀為資本主義的貪婪無度同社會主義的田園安寧景象的鮮明對比。當然，同樣被瓦格納的音樂觸動的企業家和投資人事後還是會回去繼續享受作為企業家和投資人的人生。

社會主義價值觀還包括：資源配置的原則是用到最需要的地方，而不是完全由資本主義的利潤動機控製。中央集中協調要優於分散競爭和個人行動，這一原則簡單來說就是“為需要而非利潤生產”。

不過，經濟的有效運轉還需要實現目的手段，即以經濟製度和經濟文化為形式的各種手段，這包括規範、規則、製度和法律等，以吸引參與者，便於他們掌握技能和經驗，激勵他們積極采取行動，並且像新古典經濟學所說的那樣，把土地、勞動和資本配置到各個企業和產業，以及設定收入或產品的分配規則。那麽社會主義經濟在這些方麵是如何運轉的呢？

眾多社會主義者雖然在最終目標上遠未達成一致，但在實現目標的手段上本能地走到了一起，他們或許認為，這些手段可以解決的最終目標問題可以稍後再研究解決。不管是公社層麵還是國家層麵，一個主要手段就是建立對主要投資活動的某種中央集中控製機製，不再由資本家或私營企業家決定投資項目；另一個主要手段是向工人（包括礦工、護士、技師等）支付工資，國家還以“社會紅利”（也就是資本主義製度下屬於利潤的部分）的方式提供補助。企業的生產方法和工人的職位分配將通過集體合作的方式決策，既要考慮工人的滿意度，也要考慮生產效率。工人受到的激勵大小由工作的刺激性質決定，而不是因為擔心被解雇之後會遭遇多長的失業期。最後，勞動和資本在企業和產業之間的配置將通過工人代表用政治手段決定，而不像市場機製中那樣追求最低的成本、最高的價格和最大的價值。

不同流派的社會主義有不同的主張。徹底的、正統的社會主義者（包括馬克思主義者在內）主張對所有的資本進行中央控製，並可以決定所有產業和大大小小的企業的定價，從農業到電影業全部包括在內。較為溫和的社會主義者主張將經濟中的製高點交由國家控製，包括重工業等。市場社會主義者主張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並存，允許在開放的市場中自由買賣最終產品和中間產品，當然會經常采取高額稅收進行調節。英國的費邊社會主義者則主張謹慎行事，尋找合適的改良機會。費邊社會主義者希望對資本主義進行某些改革，但對者而言，資本主義不可改革，隻能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