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第三條道路(1)

在各現代經濟國家，除了現代製度和現代文化的興起外，也有多個世紀之前就已出現的各種社會習俗和價值觀的並存。19世紀下半葉，歐洲大陸出現了廣泛的現代化，包括法國和德國，傳統生活方式受到了巨大衝擊。社會主義者在繼續批判資本主義（當然也包括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其他社會批評家也紛紛站起來揭露現代經濟的其他弊端。到20世紀20年代中期，這些批評匯聚成20世紀對現代經濟的標準控訴。除了繼續聲討社會主義者所抱怨的失業和工資問題以外，新的控訴還直指現代經濟的思想和道德根源。

對現代經濟的社團主義控訴

如前所述，現代經濟是由文藝複興時期人文精神的利他式個人主義、巴洛克時期的活力主義和啟蒙時期的現代主義共同推動的。最後這次思潮與前幾次疊加，成為啟動現代經濟的決定性力量。現代主義的核心是，個人應該有追求幸福的自由，並以規則保證個人利益。在藝術和文學領域，創作活動被解放出來，不再為外麵的道德或政治觀念服務。就像奧斯卡·王爾德（OscarWilde）和愛德華·摩根·福斯特（E.M.Forster）宣揚的那樣，“為藝術而藝術”。在商業活動中，企業家也應該從為社會服務的信條中解放出來，為商業而商業。

在社會生活中，“現代女性”應該從傳統中解放出來，甚至打破原有的禁忌。普通人從相互保護的依賴者的狀態，變成外麵世界的冒險者，迎接職業挑戰或者前方的任何機遇。男性和女性都可以成為大大小小的英雄，比斯密看到的商業時代的懦弱形象要強悍得多。在某些國家，一些重要的政治領袖和活動家是這種社會在早期的成功人士，他們很少談論或支持國家要追求的社會目標，而是關注讓所有人實現個人發展和繁榮的議題。在1776年首次出版的小冊子《常識》（CommonSense）中，托馬斯·潘恩（ThomasPaine）為美國從英國獨立出來的辯護就是基於促進美國人的經濟繁榮的目的，看不出來他是否主張其他社會價值觀。傑斐遜在1775年7月起草《獨立宣言》第二稿時寫道，美國的製度“給每個國家的那些不幸但渴望進取的人創造了……獲取和自由掌握財產的機會”。這段話表明，自立、職業和財富是人們追求幸福生活之路的標誌，也是他們來到美國的原因。在1925年當選後的演講中，卡爾文·柯立芝（CalvinCoolidge）總統指出，美國人依然在潘恩和傑斐遜所設想的道路上前進，因此，他的政府毫無疑問也應該朝這個方向努力。他說：“美國人的主要事業畢竟是做生意，他們非常熱衷於買賣、投資和賺錢等話題。”更驚人的是，早在林肯的第二任就職演講中，他就說美國人有著“對新事物的狂熱”。

現代主義的核心還包括這樣的觀念，即享受現代社會的合法權利，卻很少注意到擁有這些權利的每個人都負有相應的義務：尊重法律和別人的權利，不能欺騙他人，以及保持獨立的義務，承擔自己所犯錯誤的後果，不要成為他人的負擔。這些義務意味著個人、聯合體乃至國家都不能侵犯個人或公司的財產權，不能巧取豪奪，不能依靠政府妨礙競爭對手引入新產品，或者向政府申請補貼、劃撥或保證。現代國家可以為創新或企業項目投資，就像從法國購買路易斯安那時所做的那樣，也可以采取行動，防止外來因素衝擊創新和企業活動（如果判斷采取這些行動的成本不是太高的話）。政府還可以采取行動，打擊經濟生活中通過聯合獲取不正當利益的現象。然而，現代國家的任務並不包括阻礙創新產品的開發或妨礙新的投資項目，以保護現有的廠商不受新的競爭威脅，或者在來不及保護的情況下提供補助。在現代社會中，正義的政府也不會給社會提供全方位的綜合保險。

促成現代經濟誕生的現代主義絕對是一場文化革命，注入現代主義元素的現代經濟本身形成文化衝擊，尤其是在歐洲大陸。19世紀下半葉，所有歌劇表現的主題都是在依然以傳統為主導的社會裏尋求現代的自我發現和自我表現所付出的代價，其中包括，馬斯卡尼（Mascagni）在1890年的《鄉村騎士》（CavalleriaRusticana）、瓦格納在1868年的《紐倫堡的名歌手》（DieMeistersingervonNürnberg）及威爾第在1853年的《茶花女》。威爾第在寫給一位朋友的信中說，這是“我們時代的主題”，當然為了吸引觀眾，他把劇中場景換成了“1700年的巴黎及其周邊”。

現代主義和現代性同時激起了這些歐洲大陸國家的反對浪潮，現代主義的攻勢猛烈，但傳統勢力依舊強大。最重要的反對浪潮出現於19世紀的德國，並最終形成了被稱為“社團主義”的經濟製度。為什麽現代主義必然會引起反擊呢？德國社會學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T?nnies）發表了關於傳統生活的健康性質的經典論文，成為此後數十年社團主義思想的源泉。他指出，由羅馬法創造的“契約”所武裝起來的商人給出的報價，擠掉了其他人的生意。在滕尼斯看來，這些商人就是破壞傳統社會的力量，而不是馬克思所強調的由工廠帶來的“勞動分工”。社團主義對現代主義的很多抨擊都是說城市生活不如傳統的社區生活，更普遍地說，社團主義對現代性的很大一部分指責都是說現代經濟的特征和本性背離了傳統。

在之後的幾十年裏，對現代經濟的社團主義批評風起雲湧。其中一種批評是，現代經濟沒有領導力，也就沒有路線方針，其發展是千百萬各行其是的個人決定的綜合結果。社團主義認為，在過去的中世紀，創新活動受到經濟體中權威的指引，其結果通常來說符合社團所需要的方向。如果產業部門中的個人或企業采取不公開的、不為外人覺察的、不可理喻的混亂行動，會使社團的目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幹擾，那整個經濟的發展就會失去方向，自然產生混亂感。而這種混亂無序的感覺，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那些年裏，毫無疑問是西歐人普遍的不安情緒的根源。對方向（或者法國人所說的“dirigisme”——國家幹預或統製）的需要，成為社團主義思潮的一條主要線索。

許多社團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的不協調狀態是混亂無序的另一個根源。他們尋求一種能協調行動的製度：在微觀層麵，隻有在獲得雇員這樣的“利害相關者”的首肯後，企業所有者才能采取行動，比如後來的“勞資協同經營製度”；在宏觀層麵，立法行動需要社會的主要參與方達成一致，例如資方和勞方，後來這被稱為“社會夥伴”。

保守的社團主義者不但追求秩序，而且追求舊秩序。他們看到，現代文化及其對變革的渴望動搖了傳統社團的經濟秩序。在傳統社團中，成員們有一種為傳統文化的共同目標而努力工作的情感。社團主義者為團結精神的喪失而悲痛。弗洛伊德認為，現代與傳統的交鋒最終成為“個人主張與集體主張之間的鬥爭”。對傳統文化的懷念不但表現在社團主義學者們的著作裏，還反映在20世紀20年代從現代主義分化出來的一群古典派藝術家的作品中。從阿裏斯蒂德·馬約爾（AristideMaillol）的雕塑《法蘭西島》（Ile-de-France）、畢加索古典畫時期的繪畫，以及雷妮·瑞芬舒丹（LeniRiefenstahl）的紀錄片《奧林匹亞》（Olympia）中，都能看到回歸古典秩序的和諧和完美的傾向。

許多社會評論家（大部分來自歐洲大陸）看到，缺陷與周圍社會中彌漫的物質主義有關。他們指責說，社會的生活品質被泛濫的金錢追逐降低了。他們抱怨經濟上的不平等，有人充分利用了物質上的優勢，有人卻嚴重缺乏。他們還抱怨企業主和員工之間爆發的暴力衝突，雙方似乎都為了實現物質收益的目標而不擇手段。這些成為羅馬天主教會關注的主題和後來被稱為“天主教社團主義”的綱領。為減輕這樣的苦難，教皇利奧十三世於1891年發布了《新事物》（RerumNovarum）通諭，呼籲雇主支付給員工足以養家糊口的工資——這在今天會被稱為履行企業的社會責任。我們還想知道，教會的經濟學家為什麽不尋找一種不會導致就業減少的做法，例如可以通過稅收給雇用工人的企業提供補助。那篇通諭還表態支持建立工會以談判改善勞動條件。教皇比約十一世則在1931年發布《四十年》（QuadragesimoAnno）通諭，讚同社團主義創造的職業群體和商會的做法。這些教諭都沒有攻擊私有製，而是呼籲私營業主發善心。在那個時期，和很多知識分子一樣，教會已不再認同社會主義提出的國有製可以達成所有良好目標的主張。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滿》（CivilizationandItsDiscontents）中就說，“如果沒收私有財產，無疑會使人們失去展示侵略心理的手段”，例如比鄰居家積累更多的財富，“然而我們沒有辦法改變人們的權力和影響力的差別，這會被侵略心理濫用，此外我們也無法改變人們的這種本性”。蘇聯社會快速出現的令人震驚的等級差別應驗了他的預言。

當然，對現代經濟的很多不滿並沒有表現出對新秩序的渴望（不管是怎樣一種新秩序），甚至也沒有表現出對舊秩序的懷念（不管是怎樣一種舊秩序），它們反映的主要還是社會地位乃至生存受到威脅的不同社會階層的擔心和怒氣。現代經濟正在分解社會等級製度，改變權力的分配格局。在中世紀的歐洲社會，各階級都被納入一種共同保障的體製。例如，在別人的行動導致自己成本增加或收入減少時，農民可以要求莊園主這樣的權威提供保護；製造商之間的競爭可以通過皇家許可證規定的產量限製來約束；商人們組成商會，以控製食品、服裝這類必需品的銷售，發揮一定的壟斷效應；技術工人和手工業者組成行會，用規範標準的辦法限製產業進入。這給人的感覺是，各類經濟團體所要求的條件都通過一份不成文的社會契約來規定，當然，這些條件不見得就符合某些理論家所設想的“恰當的價格”。

相反，現代資本主義並不提供這樣的社會契約，因為這不符合它所依賴的社會價值觀。於是，各種類型的製造商、貿易商、手工業者和其他人都經曆了一個新出現的無助期，其中當然有很多人處於上升期，在物質上並沒有什麽損失。在某些國家，新興產業的製造商往往會得到進口關稅的保護，但隨著經濟活動的演化和進步，已很少有企業能像傳統社會那樣麵臨可靠和穩定的市場需求。此外，很少有製造商能長期擁有壟斷權。這樣的結果導致，無論單個廠商還是廠商集團都隻能在很狹小的範圍內設定自己的條件，它們從價格製定者變成了價格接受者，同時失去了設定標準和維持影響的一部分權力。各類貿易、產業和職業遭遇的這種無助感可能使很多人陷入了嚴重焦慮，抵消了從工作中獲得的滿足感。如果他們熱愛自己從事的行業和職業，就更希望通過設定條件維持自己的社會地位，無助感給他們造成的損失可能更大。20世紀20年代，歐洲的社團主義做出承諾，反抗現代經濟的無止境創新，防止顧客被搶走，他們後來把這種保衛行動命名為“社會保障”。即使產品在市場上賣不掉，農民也可以繼續生產。即使之前的觀眾已失去觀影興趣，製片商也可以得到補助。人們所熟悉的這種廣義的“社會保障”是社團主義最後出現的思潮之一。

在歐洲大陸，這些思潮及其代表的政治勢力在20世紀20年代匯流。在慕尼黑和羅馬這類城市的精英階層中，很多人是民族主義者，他們要求回歸社會團結，確立統一的發展目標；知識分子希望建立經濟秩序；農民、手工業者和其他在現代化進程中受損的利益群體要求得到保護；科學家和藝術家希望政府為研究和創作提供經費支持；基督教社團主義者則主張重建傳統社團和職業，限製資本流動和逐利世界中的商人精神。的確，社會主義者早已開始譴責對社會地位、金錢和權力的追逐，其中最突出的作品就是同情社會主義的瓦格納的歌劇集《尼伯龍根的指環》。為爭取選票，社團主義者重拾社會主義的批判議題和一部分行動綱領，例如某種形式的勞資合作製，又拋棄了社會所有製這樣的包袱，也沒有樹立工資平等和充分就業這樣的目標。

所有這些派別都希望找到某種方法，以約束和控製現代經濟及現代主義文化帶來的各種變化趨勢與衝動，其結果就是社團主義經濟，其核心主張是在公共控製下保留私人所有製。這樣做的主要目的是什麽？那就是讓政府引導投資、實現產業和平與團結，並履行社會責任。社團主義者對經濟增長也有很多思考。在現代社會外圍的很多經濟體增長很慢，其生產率同美國和德國這樣的先進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在生產率競賽中，意大利和西班牙當時正被其他許多國家超越。包括墨索裏尼在內的某些社團主義者，把意大利麵臨的問題歸咎於遍布全國的小型家族企業的怯懦無能，而其他一些社團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則將責任推到大企業的卡特爾聯合與壟斷上。社團主義的理論家們提出，在全社會的協同努力下，尤其是在科學家群體的幫助下，國家將取得更快的科技進步。而且政府可以采取行動，引導科學家們關注那些能促進實用技術發展的研究項目，工程師和其他專家也應加入並積極配合，這樣就可以產生新工藝和新產品。這就是理查德·納爾遜（RichardNelson）命名的“技術民族主義”，它是名為科學主義的更普遍信仰的一種表現。這種主義認為，科學家們利用科學研究作為武器，可以更有效地促進新產品和新工藝的繁榮發展，並可以超越散漫而缺乏指引的自由市場經濟的創新效果。就是在時任總理的墨索裏尼的領導下，意大利早在1923年就建立了國家研究委員會，比美國的國家科學基金會早了整整2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