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中文版序

本書是討論西方國家的議題：幾個國家的經濟在19世紀取得驕人成就，但在20世紀卻未能繼續保持輝煌，西方由此變得虛弱和迷茫，不確定能否重現昔日的榮光。這固然是西方世界的曆史，但對中國同樣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通過技術引進、投資和貿易，中國今天已成為中等收入國家。很早以前，英國和美國也曾處於類似的階段。在18世紀，這兩個國家試圖尋找更多的投資與貿易機會，進展甚微，但此後它們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商業經濟被改造為現代經濟——由創新者而非貿易商作為領頭人的經濟。英國經濟（包含經濟參與者和經濟製度）促成了生產率的“起飛”，開啟了為期一個多世紀的持續增長，並或多或少提高了各類勞動者的工資水平。最重要的是，一向以孤獨和重複為特征的傳統工作被互動、新奇、充滿吸引力和挑戰性的現代工作取代。美國經濟在稍後也發生了同樣的轉變。

本書就是致力於探討這一現象發生的過程。在生產率和工作回報的爆發式增長背後，是大大小小的創新成果，這並非什麽秘密。許多評論家認為，創新源於科技進步，尤其是科學認識的突破。但大多數創新其實並不需要新的科技成果，而是需要新的商業觀念。與其他國家相比，英美兩國的創新成果是如此豐富且廣泛，影響到所有的產業和消費者，因此創新必然來自這兩個國家特有的因素——跨越國境的科學界。本書認為，這種本土創新源自人民的冒險精神和發揮創造力的願望，它們一直深入到社會的草根階層，並且有相應的製度使這種願望得以實現，使人們能以這些冒險活動為生。英美兩國的經濟活力在創新活動的噴湧和新事物的流行中展露無遺。

草根階層的活力要求人們擁有創辦新企業的自由，以及在冒險成功後得到社會承認和財務回報的信心，否則產業人士最看好的項目也無法吸引人們的創新努力。有時，鼓勵政府建立促進創新活動的製度以及給特殊的創新項目融資固然可以有所幫助，但沒有哪個國家找到過能替代自由企業的煥發經濟活力的機製。

這些觀察不可避免地會促使中國讀者思考自己國家的未來。中國要繼續保持生產率和工資水平的快速增長，就必須加速自主創新，因為不再能指望西方國家代替自己完成創新任務。此外，如果中國經濟要完成從中等收入向領先水平的轉軌，也必須找到激發必要的經濟活力的手段。那麽為建設高活力經濟，中國應該做些什麽？當然，供選擇的道路可能不止一條。

中國或許能找到一條非常特別的道路，而非簡單地照搬英美兩國的經驗。高度的活力也許並不要求滲透到草根階層，政府內外的精英人士也許足以催生實現理想的創新率所必需的活力。然而這種自上而下的方式還沒有成功過，而且難度肯定會更大，因為它拋棄了煥發經濟活力所需的最重要的資源：兩個腦袋比一個腦袋好使，100萬個有創造力的頭腦肯定強於50萬個或者25萬個。中國還可以通過改造國有部門推動創新，但這樣做同樣存在困難，因為它不足以創造更多的新產品和新工藝。創新隻有在具備吸引力和盈利前景、能被社會采用時才會發生。中國必須牢記歐洲曆史上的經驗，當社會主義者和社團主義者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影響大增甚至最終控製政權後，並沒有如他們設想的那樣帶來活躍的創新。

因此，中國人也可以慎重考慮借鑒英美兩國走過的道路，深入了解這兩個國家如何在19世紀煥發出巨大的活力，又如何在後來喪失大部分活力。

我相信本書能在這些方麵有所助益。本書指出，煥發高度活力的國家都有相應的生活態度作為支撐。這些生活態度一部分來自現代社會初期出現的人文主義價值觀，例如個人主義和活力主義；另一部分來自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時期形成的價值觀，例如在知識不完備和具有不確定性的世界生活。這些現代價值觀壓倒了中世紀盛行的更傳統的價值觀，例如看重團結和保護的觀念。後來，這些國家在20世紀中期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經濟活力，原因既非現代經濟或現代資本主義製度的缺陷（如容易導致經濟波動），也不是現代價值觀被否定。經濟活力受到抑製的主要原因是傳統價值觀的複蘇。在歐洲，現代價值觀受到打擊，導致資本主義製度被名為社團主義的中世紀式的製度和政策替代。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中國要實現高度的經濟活力，就必須確立現代價值觀的主流地位，擺脫社團主義的影響。某些中國企業已經表現出創新能力，但也存在各種阻礙。有人說，中國人還遠不習慣從群體中脫穎而出，以及在必要時獨抗潮流，例如很多大學畢業生希望獲得公務員類的穩定工作，而不願去產業界冒險。中國有漫長的企業家曆史，富有創業進取的精神。但必須牢記，尋找機會的企業家和創造機會的創新者並不是一回事。

我確信，中國將開啟從貿易商向創新者、從商業經濟向現代經濟的轉軌，最早的行動可能會很快展開。這一轉軌可能要經曆一兩代人的時間，但我沒看出有什麽必然理由能阻止中國完成這個旅程。

作為一個多年來為中國著迷並對中國人民充滿崇敬的人，我特別感謝新華都商學院的同事和支持者，以及優秀的出版商中信出版社，是他們讓我能把自己的思想用中文傳遞給中國的廣大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