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
現代經濟增長是一個經濟體中技術和產業不斷創新的結果，這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並無不同。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產業處於全球的前沿，創新隻能來自於自己的發明。發展中國家則位於世界技術和產業鏈的內部，創新可以依靠引進和模仿來實現，而使風險和創新的成本遠低於發達國家。這種可能性如果利用得好，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速度可以數倍於發達國家，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飛速增長相當大的程度上正是依靠這種技術和產業創新的後發優勢。隨著經濟的增長，和發達國家的技術、產業和收入差距不斷縮小，我國最終也要走上和發達國家同樣的創新道路。如何未雨綢繆、做好準備以迎接創新方式轉變時代的到來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之夢所必須提前思考的一個重要課題。在《大繁榮》一書中，埃德蒙·費爾普斯教授深入探討了自工業革命以後、現代經濟增長出現以來，先後領跑世界經濟增長和創新的英國和美國的創新動力源泉和激發這種動力的製度環境，提出了許多不同於當前學術界普遍接受的見解，很值得我們在思考中國未來變革問題時深思和參考。
林毅夫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世界銀行前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
與費爾普斯同行
《大繁榮》是費爾普斯教授大智慧的結晶。在這本書中我們讀到了他超越經濟學的思考，讀到了他的曆史厚重感、哲學思辨性、社會責任心和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深刻分析。我有幸與費爾普斯教授共事三年多，與他在中國大陸、中國台灣、美國、瑞士走了很多地方，開了很多會議，留下許多美好回憶，更重要的是，與他在思想上的同行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財富。
活力和創新是本書的主題，也是這幾年來我不斷從費爾普斯教授口裏聽到的關鍵詞。我們在一起探討了活力與社會體製、經濟製度、國家文化、全球市場之間的關係，活力與創新的概念、活力與創新的邏輯關係、活力的量化檢測方法等等。根據費菲爾普斯教授的解釋，中國處於最有活力的發展階段，絕不亞於19世紀20年代的英國和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費爾普斯教授30歲時見證了美國的活力，他80歲時有機會見證中國的活力，於人生而言，這當然是很有意思的。
我還和費爾普斯教授一起探討了國家中長期創新能力的定量化評價。在目前各種關於國家創新能力的排名榜上，很多小國家名列前茅，例如瑞士經常位居第一，因為很多指標是用人均數據表示的。我們在瑞士看到他們標榜本國人均諾貝爾獎世界第一。但是，對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的量化評價，什麽用總量、什麽用均值、什麽用比重，什麽用因、什麽用果，一個國家是否參與前沿科技（如航天、核能）是需要更加理性設計的。更何況這些評價指標解釋不了一個國家的中長期創新能力。例如，與製度性因素和文化性因素的關係。
《大繁榮》是費爾普斯教授的力作，但是肯定不會是他最後一本書。他體壯如牛、思維敏捷，仍然承擔著一個大學教師的標準工作量並遊走於世界各地，觀察、思考、促進著世界的大繁榮。馬上我們就要慶賀他的80歲生日，因為孔子說過“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沒有說80如何，因此我也不知道如何用中文祝福他，隻好用英文幹巴巴地說，Ned，happybirthdaytoyou!另外我還要說，下一部力作最好還是在你生日前出版，那時，一個具有中國內涵的世界一流商學院的全體教師和學生將共同祝賀你生日快樂。當然，也別寫得太快，給我們多留一些時間。
何誌毅
新華都商學院理事長
北京大學教授
《北大商業評論》執行主編
2013年8月
費老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享譽世界的大經濟學家，邀請我這個忘年之交為他的新書《大繁榮》寫序，壓力很大！
我花了整整四天，躲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旁邊的酒店裏，通讀《大繁榮》這本經濟學的鴻篇巨製，大有“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之感，開竅解惑，醍醐灌頂。費老把激情和理性、科學和藝術、哲學和經濟學、理想和現實、曆史和未來、推理和實證完美地結合在書中，沒有見過經濟學著作還可以這樣寫的，我已經好些年沒有讀到過這樣的好書了。就像讀大哲學家盧梭深奧哲學的同時獲得文學藝術的享受一樣，讀大經濟學家費爾普斯透徹經濟學的同時獲得妙筆生花的陶醉。
《大繁榮》是費老對美國和整個西方過去數十年經濟病症的診斷書和整治方案。他以懸壺濟世之心、華佗扁鵲之術，望聞問切，把脈下藥。讀懂了《大繁榮》，不僅讀懂了西方經濟文化和經濟製度，而且讀懂了西方經濟史；不僅讀懂了資本主義，而且讀懂了社會主義和社團主義。書中深刻的分析和海量的文獻讓我有讀君一本書、勝讀百本書的收獲。
費老把繁榮定義為生活的興盛，即對事業的投入、迎接挑戰、自我實現和個人成長；把國家的繁榮定義為大眾的興盛，它源自民眾對創新過程的普遍參與，它涉及新工藝和新產品的構思、開發與普及，是深入草根階層的自主創新；把具有創新活力（即具有開展自主創新的和能力，尤其具有激發和包容草根階層自主創新能力）的經濟稱為“現代經濟”，並強調現代經濟並不表示目前的經濟。他以理論邏輯、曆史驗證和數據實證闡明了現代經濟能夠達到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實現美好生活，符合公平正義。而現代經濟帶來的一定風險和不確定性則是追求美好生活必要的成本。
他對現代資本主義、社團主義和社會主義三種經濟發展模式在西方乃至全世界的實踐進行了深入的橫向比較分析、縱向曆史分析和實證檢驗，結果表明，隻有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模式符合現代經濟的本質要求。
他明確指出，從19世紀20年代的英國到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繁榮的曆史進程是廣泛出現的自主創新的結果，是現代經濟發展模式的成功；20世紀70年代至今的西方經濟和美國經濟衰敗的曆史過程是放棄正確的現代價值觀和經濟文化，對社團主義甚或社會主義侵蝕現代經濟和政治製度一退再退的結果。要使美國經濟和西方經濟重振雄風，唯有再度擁抱現代價值觀和現代經濟文化，清除社團主義經濟和政治製度對現代經濟和政治製度的腐蝕。
雖然《大繁榮》探討的是對美國和西方經濟病症的全麵診治，卻對診治中國的經濟病症有非常重要的借鑒意義。2011年9月，在費老邀請我參加的哥倫比亞大學國際經濟學術會議上，我發表的論文《中國模式的悖論》就是在與費老的討論、切磋和啟發下寫成的，此文在會議上引起強烈反響，驗證了這種借鑒意義。
王建國
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