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前言

第一眼看到拉斯韋加斯時，我就意識到從沒有人把它的樣子畫出來過。

——戴維·霍克尼

19世紀到底發生了什麽，導致某些國家的民眾在人類曆史上首次實現工資的大幅提高、市場就業崗位的大量增加，以及工作滿意度的普遍提升？又是什麽原因導致這其中的許多國家在20世紀遠離了上述美好的場景？從目前來看，似乎所有國家都在與之告別。本書的目的就是探究這一罕見的繁榮是如何獲得，又是如何失去的。

我試圖在本書中展現一個看待國家繁榮的新視角。繁榮的核心是生活的興盛：對事業的投入、迎接挑戰、自我實現和個人成長。獲得收入可以帶來興盛，但收入本身不屬於生活的興盛。人生的興盛來自新體驗：新環境、新問題、新觀察以及從中激發出來並分享給他人的新創意。與之類似，國家層麵的繁榮（大眾的興盛）源自民眾對創新過程的普遍參與。它涉及新工藝和新產品的構思、開發與普及，是深入草根階層的自主創新。由於錯誤的理解或其他目標的幹擾，這種創新活力可能被製度約束或削弱，而單靠製度是不能創造活力的。大範圍的創新活力隻能由正確的價值觀激發，並且不能被其他價值觀衝淡。

一個民族的繁榮取決於創新活動的廣度和深度，認識到這一點具有重要意義。那些不理解繁榮來自何方的國家，所采取的行動可能會嚴重打擊它們的創新活力。從現有的資料來看，今天的美國取得的創新率和工作滿意度已遠不能與20世紀70年代之前的水平相比。社會成員有權利使其繁榮前景（約翰·羅爾斯稱其為“自我實現”）免遭踐踏。在20世紀，各國政府試圖讓失業者重新找到工作，以重現繁榮。如今的任務更為艱巨：讓那些有工作的人重新找回繁榮。為此需要采取的立法和監管行動與刺激供給或需求無關，要采取正確的行動，需要正確理解經濟活力所依賴的機製和精神。這當然是各國政府有能力做到的，有的國家從兩個世紀之前就開始為促進創新鋪平道路。以上就是我在醞釀本書時湧現的想法，我相信唯一的問題在於人們還遠未認識到而已。

後來我開始意識到另一類問題：對現代價值觀和現代生活的阻力。支持經濟繁榮的價值觀與妨礙和貶低繁榮的價值觀相互對立。過去的繁榮為此付出了高昂的通行費。我考慮的問題是：最美好的生活應該是什麽樣的生活，隨之應該有什麽樣的社會和經濟。目前，美國出現了一些實現傳統目標的呼籲，如加強社會保障、促進社會和諧以及為國家利益啟動公共工程，這些對歐洲國家來說再熟悉不過。有的價值觀曾引導許多歐洲國家通過“社團主義的視角”用傳統的中世紀的觀點看待國家的作用。今天也有人呼籲要更加重視社區和家庭的價值。相反，很少有人意識到現代生活及其帶來的繁榮是多麽可貴。美國人和歐洲人已不再熟悉大眾的繁榮的感覺。在一個世紀前有過輝煌社會的國家，如“咆哮的20年代”的法國，或者20世紀60年代早期的美國，都已經丟失了廣泛的繁榮的鮮活記憶。一個國家的創新過程，包括那些亂七八糟的創作、瘋狂的發展和創新未能成功時的無奈終結，在今天越來越多地被視為痛苦，隻有那些暴發戶式的物質主義社會為了增加國民收入和國家實力才願意承受，西方國家的當代人已不再接受。人們不再把創新過程理解為生活的興盛發達，即變革、挑戰以及對原創、發現和不落俗套的畢生追求。

本書是我對這些現象的回應：我要高度讚美大眾的興盛是現代社會寶貴的人文主義財富，呼籲重樹失去的精神，呼籲大家不要放棄激發現代社會普遍繁榮的現代價值觀。

首先我將回顧西方國家的繁榮曆程：經濟繁榮出現在哪裏，如何實現，又如何在不同程度上被一個接一個的國家所遺失。我們對於現狀的理解，有很多來自對過往碎片的拚接。此外，我還會對目前的情況進行跨國分析。

曆史敘述的核心是19世紀爆發的經濟繁榮，它點燃了人們的想象力，改造了工作與生活。英國和美國首先出現這樣廣泛的興盛景象，人們的工作投入和挑戰性大大增強，然後是德國和法國。女性的逐步解放以及美國最終廢除奴隸製，進一步擴大了興盛的群體範圍。新工藝和新產品的發明是這種興盛活動的一部分，並成為同期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然而進入20世紀後，興盛的範圍逐漸縮小，增長相應減速。

在這一曆史敘述中，繁榮的曆史進程從19世紀20年代的英國到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是廣泛出現的自主創新的結果：從國民經濟中原創的本土創意所發展出來的新工藝和新產品。這些領跑國家以某種方式形成了創新活力，即開展自主創新的和能力，我稱之為“現代經濟”，其他國家通過緊跟這些現代經濟的發展而獲益。此觀點不同於阿瑟·斯庇索夫（ArthurSpiethoff）和約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的經典理論，他們認為是科學家和航海家的發現帶來了創新機會，然後被企業家們競相實現。而我認為現代經濟體不同於老式的商業經濟體，它是陽光下的新事物。

對現代經濟的理解必須從現代觀念開始：原生創意來自人們的創造性，依賴每個人所具有的與眾不同的知識、信息和想象。現代經濟由整個商業人群的新創意推動，大多數人都默默無聞，包括策劃者、企業家、金融家、銷售員以及敢於嚐鮮的終端客戶等。這種創造性和與之相伴的不確定性曾經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被早期的現代思想家隱約地觀察到，包括弗蘭克·奈特（FrankKnight）、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MaynardKeynes）和弗裏德裏希·哈耶克（FriedrichHayek）等人。

本書有很多篇幅是關於創新過程及其帶來的興盛生活的人生體驗。創新給人帶來的好處是良好運轉的現代經濟的一種基本品，包括給人精神激勵、提出待解決的問題、促進新觀察的產生等。我試圖描述在現代經濟中工作和生活所獲得的豐富體驗，在思考這一廣闊圖景時，我興奮地意識到此前還從未有人描述過對現代經濟的感受。

在描述經濟活力的現象時，我認識到無數人的經濟自由是一項核心要素，我們要感謝西方國家的民主製度對這種自由的保護。此外還有各種支持製度，它們是應產業發展需要而產生的。然而，保持經濟的現代性所需的支持不僅僅是對合法權利的肯定和執行，也不僅僅是各種商業和金融製度。我描述的經濟活力並不否認科技進步，但並不把繁榮與科技直接掛鉤。在我的敘述中，態度和信仰才是現代經濟活力的源泉，主要是指保護和激發個性、想象力、理解力和自我實現的文化，它們促進了一個國家的自主創新。

我認為，當一個國家的經濟基本進入現代化以後，就不隻是生產現有的某些產品和服務，而更多地轉向構思和實踐新創意，試圖創造過去不能生產甚至從未想象到的其他產品和服務。當一個經濟體從現代化階段倒退時（如否定現代社會的製度和規範，被其他勢力束縛或阻止），社會中的創意流就會枯竭。不管一個經濟體的發展是走向現代還是走向傳統，其工作生活的結構都將發生深刻變化。

因此，這裏所描述的西方國家曆史是由一個核心矛盾推動的。這一矛盾不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鬥爭（例如，歐洲的私人所有權占比在幾十年前就提高到與美國相當的水平），也不是天主教與新教之間的鬥爭，而是現代價值觀與傳統價值觀或保守價值觀之間的鬥爭。西方國家從文藝複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到啟蒙時代，再到存在主義哲學的漫長文化演變史中，產生了各種新的價值觀，其中就包括提倡創新和探索、促進個人成長的現代價值觀。這些價值觀激發了英國和美國現代社會的崛起，在18世紀培育了現代民主製度，19世紀又催生了現代經濟，形成了最早的具有活力的經濟體。這一文化演變也把現代社會帶到了歐洲大陸，社會的現代化催生了民主製度。不過，這些國家中新興的現代經濟帶來了社會動蕩，對傳統勢力構成了威脅。把社區和國家利益置於個人之上、重視保護後進而非鼓勵先進的傳統價值觀在這些國家非常強大，因此總體來說，現代經濟在大多數歐洲國家並未取得太大進展。在現代經濟取得或可能取得深入進展時，往往會被政府機製強行取代（例如在兩次世界大戰的間歇期），或者被管製措施束縛（例如在“二戰”之後）。

許多學者曾暗示，他們從普遍接受的觀念中解放出來時經曆了漫長的掙紮。我自己也必須越過模糊不清的描述和不切實際的理論形成的叢林，才能深入探討現代經濟及其創造性和價值觀。熊彼特的經典理論認為創新是由外在因素所激發的，新熊彼特主義則認為鼓勵科研可以促進創新，這兩種觀點都預先假定現代社會可以離開現代經濟體而運轉（也難怪熊彼特會認為社會主義時代即將到來）。亞當·斯密則認為，人們的幸福隻來自消費和休閑，因此所有的職業活動都是為此目的服務，而非追求工作本身的體驗。凱恩斯的新古典福利主義認為，失敗和波動是需要解決的現代社會的主要缺陷，因為導致波動的挑戰和冒險對人們來說沒有意義。其後出現並在今天的商學院占主導地位的新–新古典學派則認為，商業活動隻是進行風險評估和成本控製，與人們的抱負、未知、探索和遠見無關。還有極端樂天派的觀點，他們認為一個國家的製度不構成問題，因為社會演化會產生最需要的製度，每個國家都有最適合自己的文化。假如本書的推導更接近真相的話，那麽過去產生的所有這些觀念就都是錯誤和有害的。

本書用了很大篇幅，以崇敬的心態描述現代經濟給參與者提供的體驗，因為這正是現代社會的驚奇之處。這種讚美引發的問題是，現代經濟所支持的現代生活與其他生活方式相比有何優劣之處。在第十一章我將指出，現代經濟的精華產物（人們生活的興盛繁榮）與關於美好生活的古代定義合拍，而對於美好生活的概念，人們有太多不同的版本。我所理解的美好生活要求獲得心智的成長（這來自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和道德的成長（這來自創造和探索完全未知的領域）。現代經濟帶來的現代生活方式完美地詮釋了美好生活的概念，這是證明優秀的現代經濟的合理性的重要一步——它可以支持人們的美好生活。

當然，為現代經濟的合理性辯護就必須駁斥批評意見。即使現代經濟能夠為所有成員提供美好生活的前景，但如果在過程中引起了不公正，或者以不公平的手段實現目的，也不能被認為是具有正義性質的經濟。在現代經濟的發展方向出現錯誤或造成炒作（如20世紀前10年積累的房地產泡沫）時，弱勢群體乃至所有社會成員都將遭受打擊，從失去工作的員工到公司倒閉的企業主，到財富大幅縮水的家庭。政府也可能沒有妥善處理現代經濟的利益分配（這是美好生活的第一要素），未能選擇對弱勢群體最有利的方式。當然這可能源於政府自身的問題，而非現代經濟的缺陷。

本書的最後一章將簡要勾畫現代經濟的概念，它能夠盡可能地為天賦和背景較為弱勢的群體提供美好生活。我將指出，一個有效運轉的現代經濟體完全可以根據常見的經濟正義的概念進行治理，如關注最弱勢群體。如果所有人都渴望美好生活，那他們將願意承擔伴隨這種生活的波動風險。我還將指出，在很多情況下，一個有效運轉的現代經濟要優於一個基於傳統價值觀的、有效運轉的傳統經濟。但如果某些社會成員還是堅持傳統價值觀，結果又如何呢？在這個入門性質的探索中，我們必須找一個止步的節點，但可以確定的是，在一個國家中那些希望擁有傳統價值觀，希望有自己的經濟生活的人，應該有創建其個人生活的自由。而那些渴望美好生活的人也有在現代經濟中自由工作的權利，而不能被限製在傳統經濟中，被剝奪參與變革、挑戰、原創和發現的機會。

這看起來似乎有些不可思議，一個國家應該支持甚至努力建設現代經濟，但這種經濟的未來是未知和不可知的，容易遭受重大失敗、波動和傷害，使身處其中的人們有漂浮甚至恐懼的感覺，但獲得新發現的滿足、迎接挑戰的興奮、走自己道路的自豪以及在過程中成長的愉悅（簡而言之，人們所追求的美好生活）必須付出這些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