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第十二章 “男耕女織”的詛咒 (3)

更讓人吃驚的是，根據中外學者的研究，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發現任何史料可以肯定地顯示，在19世紀80年代以前在中國有棉手工業紡織場！趙岡和陳鍾毅在《中國經濟製度史論》中十分確鑿地寫道：“中國傳統手工業各大部門都曾有過工場雇傭人工操作生產的記載，唯獨棉紡織業沒有任何手工工場的確切報道。”

那麽，在一個小小的鬆江府中，每年二千多萬到三千萬匹的棉布到底是怎樣製造出來的？比英國產量大出六倍之巨的產能規模，為什麽沒有形成集約式的企業化生產？

在一朵小小的棉花裏，藏著一個巨大的“明代秘密”：每年6億匹的棉布居然絕大部分是由一家一戶的農村家庭所織就的。

在明代的眾多地方史誌中，我們一再讀到這樣的記錄——“四鄉之人，自農桑而外，女工尚焉。摧車蹋弓，紡線織機，率家有之。村民入市買棉，歸諸婦女，日業於此，且篝燈相從夜作。”（《南潯鎮誌》）

“女紅不事剪繡，勤於紡織，雖六七十歲老亦然。舊傳有夜完紗而旦成布者，謂之雞鳴布。”（《溫州府誌》）

“當農事甫畢，男婦老幼共相操作，或篝燈紡織，旦夕不休，或機聲軋軋，比屋相聞。”（《漢川縣誌》）

這些記錄呈現了十四世紀中國鄉村的生產景象：每個農家都有織機一部，耕作之餘，無論婦幼老小都從事紡織，全家動手，機聲不休，通宵達旦。每戶所織之布雖然數量甚微，但是因戶數眾多，聚合之後，卻成驚人的億萬之數。

棉紡織業的家庭化與當時的人口過剩現象有關：自明之後，中國人口迅速膨脹，建國之初的人口約為6500萬，到1600年時已在1.5億左右，人地比率日漸惡化，即便在水稻技術最為普及和發達的江南地區，農戶一年耕作也僅僅能滿足八個月的口糧。棉花的大麵積推廣及棉紡織技術的成熟，恰好為過剩勞力提供了一個絕好的出路。更“巧合”的是，適於栽培棉花的長江中下遊一帶正是人口最為稠密的地區。

這種“一戶一織”的家庭紡織與規模化的工場化生產相比，最大的特點――或者說優勢是，前者的從業者幾乎沒有勞動成本支出，老幼婦女都可從事，而且時間也是沒有成本的，任何人都可利用閑暇時間單獨操作。在這種生產模式的競爭之下，規模化的手工業工場當然就沒有任何生存的空間了。

這就是為什麽擁有6億匹產能的棉紡織產業竟然沒有培育出一家手工棉紡織廠的原因，也是為什麽引發了西方工業革命的紡織業在中國沒有產生同樣變革的根源。在現代經濟研究中，早期的鄉村工業常常被稱為“工業化原型”（proto-industrialization），它為工業革命的誕生提供了市場和技術前提。然而在中國，鄉村工業則變成了工業化的障礙，它發揮無比的抗拒力，來阻止工廠的興起與工業化進程。正因為棉紡織業在製造環節被家庭作坊所控製，所以在技術進步上無法向工廠化和機械化進步，這是一個曆史性的悲劇，甚或它竟有宿命的意味。

而這種戲劇性的狀況，又是中央集權體製所最為渴求和推崇的，它十分完美地符合了“男耕女織”的社會理想，每一個社會細胞都被打散，在經濟上缺乏聚合的必需性，因而得以保持低效率前提下的“超穩定結構”。由此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經濟製度的變革與政治製度有最密切之關係，“均貧滅富”的小農經濟和高度的中央集權製度有天然的契合性，當一項技術革命發生之際，後者會本能地將之“異化”。

一個能夠“閉門成市”的國家，必須具備兩個重要的條件，一是土地之廣袤和糧食之充沛足以養活全體國民，二是人口之眾多足以滿足工商生產的市場供求。如果這兩個前提成立，那麽，技術的進步很可能會強化――而不是減弱――這個國家的內向與封閉。

在學術界，隻有很少的學者觀察到這一規律，從來沒有到過東方的法國曆史學家布羅代爾在《文明史綱》中曾簡短地提及，“人口的眾多導致了中國不需要技術進步，內需能夠滿足供應，而不必追求海外市場”。對農業文明狀態下的民生而言，最主要的內需產品隻有兩個——一是吃，二是穿，而水稻和棉花的引進與推廣，在“耕”和“織”兩大領域分別解決了技術性的問題，創造了閉關鎖國的必要條件。

於是，自宋代之後日漸奉行的“大陸孤立主義”終於在明代找到了現實的落腳之處。十四至十五世紀的那場“棉花革命”是中國農業經濟的最後一次革命，是小農經濟興盛的關鍵性因素，它將古典的中國經濟推拱到了一個新的高峰，並終止於此。從此之後，在長達四百年的漫長時間裏，中國成為一個不再進步的、超穩定的小農社會，一個與“世界公轉”無關的、“自轉”的帝國。據英國學者安格斯·麥迪森的計算，中國在1300年（元朝龐德四年）的人均GDP為600“國際元”，此後增長全麵停滯，一直到1700年（清朝康熙三十九年）的四百年中的增長率為零，而歐洲則從576“國際元”，增加到了924“國際元”。

在這個意義上，“男耕女織”是一個“唯美主義的詛咒”。

如果從靜態的角度來看的話，這是一種效率與管理成本同步極低的社會運行狀態，若沒有外來的“工業革命”的衝擊，竟可能是中國曆史的終結之處。自宋代的王安石變法之後，帝國的治理者已經找不到經濟體製變革的新出路，於是，通過推廣“男耕女織”的民生方式，將整個社會平鋪化、碎片化已成為必然之選擇，社會組織一旦被“平鋪”，就失去了凝聚的力量，從而對中央集權的反抗便變得微弱無力。

這樣的治國策略在明代看上去是成功的。黃仁宇便論述說，“在明代曆史的大部分時期中，皇帝都在沒有競爭的基礎上治理天下。在整個明代，都沒有文官武將揭竿而起反對國家。此外，普通百姓對國家的管理不當極為容忍……由於這些條件，王朝能以最低的軍事和經濟力量存在下來，它不必認真對待行政效率，王朝的生命力不是基於其優勢，而是因為沒有別的對手替代它。”

黃仁宇所謂的“替代的對手”，僅僅是站在競爭的角度觀察，而如果從製度的角度來看，又存在兩種可能性，其一，新的“替代者”繼續延續明帝國的模式，讓社會在靜止的、超穩定狀態下緩慢地“自轉”，其二，則是出現一種根本性的、新的製度將之徹底地推翻並更換之。這兩種狀況後來都發生了。第一次的替代出現在1644年，而第二次則出現在遙遠的1911年。當然這些都是後話。

在明史研究中，有一個重大理論分歧，迄今沒有定論，那就是，明代中國到底有沒有跟西方一樣，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而中西國運的分野，究竟是什麽因素造成的。

在正統的史學界占主流地位的是“萌芽自”。早在1939年，在《中國革命和中國》一文中認為：“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圍繞這一著名的論斷，中國學者用眾多史料證明“資本主義萌芽在中國和西歐幾乎是同時出現的。”在現行的中學、大學教科書中，編寫者仍然持有此論。

200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所明史研究室完成了題為《晚明社會變遷研究》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該研究認為：在明代，“就國家與社會的關係而言，由於貨幣經濟極大擴展，商業性行為成為幾乎全社會的取向，中央集權國家權力由此嚴重削弱”。他們的結論是：貨幣經濟的擴大發展，在中國和西方幾乎是同步的。東西方貨幣經濟發展的趨同，為世界形成一個整體奠定了基礎。晚明社會變遷與世界變革聯係在一起，中國不是被動地卷入世界，而是積極參與了世界曆史成為一個整體的過程，並對世界市場的初步形成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在西方學界，也有人對這一觀點予以應和。1990年代之後，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彭慕蘭以及他的同事弗蘭克、王國斌等中國史專家形成了一個“加利福尼亞學派”，以反對“歐洲中心論”而著稱。2000年，彭慕蘭出版《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一書，認為：至18世紀以前，在“重要日用品市場及生產要素市場的廣度及自由度”上麵，中國經濟製度與歐洲並沒有根本的區別，而中國所以沒有能夠走上類似英國工業式的發展道路，主要是因為不具備英國那樣地理位置優越的煤礦、以及不具備能夠提供棉花、木材、穀物等集約產品的殖民地。彭慕蘭因而斷定說，“那種認為中國或是由於人口壓力，或是由於社會所有製關係的性質而閉塞並極為貧窮的觀點，如今在我看來完全處於守勢地位。”

同時，與上述觀點形成鮮明對立的學者也大有人在。

在中國學者中，最早對“萌芽自”提出異議的是顧準。他在1960年代就反思說：“我們有些侈談什麽中國也可以從內部自然生長出資本主義來的人們，忘掉資本主義並不純粹是一種經濟現象，它也是一種法權體係……資本主義從希臘羅馬文明產生出來，印度、中國、波斯、阿拉伯、東正教文明都沒有產生出來資本主義，這並不是偶然的。中國不少史學家似乎並不懂得這一點。”

顧準之後，海外的黃仁宇、趙岡、費維凱等人也從各自的專業方向認定，在明代沒有發生資本主義的萌芽，而且在高度的皇權製度之下，絕無這種可能性。黃仁宇在《中國大曆史》一書中說：“支持現代商業的法律程序以私人產權作基礎，首先即與孟子道德觀念相反，而後者正是官僚體係奉為天經地義的……當這麽多必要的因素全付之闕如，現代商業如何能在中國發展？”在另外一部《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的書中，他進而認為，“為什麽中國不能產生資本主義？因為她誌不在此。她不僅不能產生，而且一向無意於產生。”

學界觀點如此對立，概括而論，源於學術立場的不同。“萌芽自”及“加利福尼亞學派”以物質文明的發展為立論基礎，認為“經濟基礎自動地會決定上層建築”，而顧準、黃仁宇等人則把考評的重心放在法權製度的建設上，認為沒有社會製度上的決定性突破，經濟製度的變革都不可能發生質變。因立論不同，雙方的結論自然南轅北轍。在這場爭論中，布羅代爾的觀點比較折衷，在他看來，明清兩代的中國肯定已經出現了“市場經濟”，但是並沒有出現“資本主義”。也就是說，他認同明代經濟的市場化程度並不落後，但在社會製度上沒有進步。

將發生在明代的這些變化放之於全球環境中進行觀察，我們將清晰地發現，貌似繁華的中國其實正飛馳在一條“反世界潮流”的軌道之上。

——當全球海洋貿易即將興起的前夜，擁有地球上最強大海軍的帝國卻選擇了自毀戰艦和內向封閉；

——在產業經濟上，“家紡戶織”的鄉村工業阻礙了工業化的進程，使得工業革命的火星無法從棉紡織業中迸發出來；

——市鎮經濟的發達讓城市化步伐全麵停滯。相對照，歐洲的自由城市如雨後春筍，其規模越來越大，終而成為工業革命的搖籃。

——在政治製度上，西方的公民社會胚胎初成、憲政思想漸成共識，而在東方，君權卻更加的強悍和專斷；

總而言之，在貿易全球化、工業化、城市化和王權製度瓦解等四個方麵，明代中國與同時期的歐洲恰成鮮明對照，曆史的拐點因此出現――我們幾乎可以確定地說，中國與世界潮流的分道揚鑣，的確是在十四到十五世紀期間發生的。